论"五四"时期的身体话语及其历史处境

"五四"的身体话语起于晚清,晚清的国家身体化思维是以"拟人说"为原型的,它开辟了民族主义性质的身体话语,并为"五四"的身体话语提供了思想资源和言说方式。"五四"时期的身体话语虽然受到了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中的身体话语的影响,但却更多的呈现出本土化的特征。身体在"五四"时期主要是在伦理道德的范围内被谈论的,因而"五四"身体话语是和反封建伦理的时代话语重合的,并由此出现了身体被呈现和被遮蔽的矛盾状况。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躲避崇高”与“二元对立”思维的消解——论王蒙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的意义

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王蒙"躲避崇高"的理论吁求之核心就在于对知识界所普遍持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提出质疑和批驳。这一思维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是主流话语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干预的产物,象喻着知识分子精神视野和话语空间的收缩与失落。及至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二元对立"仍然成为了知识分子据以解读、阐释当下文学现象的一种主要认识框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本应具有的洞察力和思考力,这种后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论争中显露无遗。王蒙主张"宽容"、力证王朔小说的作用与价值,其指归即在于希望以此来冲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樊篱,努力拓展出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微文化”背景下高校辅导员网络话语权和舆情引导策略研究

互联网时代,以微博、微信、微支付等为主要代表的"微文化"改变人们的实践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学习方式。"微文化"具有去中心性与碎片化的特点,导致高校辅导员话语权产生主体交互性,辅导员话语吸引力减弱。"微文化"背景下研究高校辅导员网络话语权和舆情引导策略能够促进思想政治工作因势而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立德树人"功能的发挥。"微文化"背景下树立高校辅导员网络话语权,改进舆情引导策略,需要以学生为中心,强化网络责任意识养成;师生加强网络交流,发挥网络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培育网络意见领袖,发挥意见领袖的带动作用;整合学校资源,形成教育合力。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

鲁迅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虽然已于1936年离开了人世,但其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性的存在,仍然在延安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精神核心的作用。正是在延安时代,鲁迅的新文化"旗手"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开始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随着鲁迅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和弘扬,在延安曾一度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为圭臬的文艺思潮。但这股以"鲁迅"为标志的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却遭到了同样尊奉"鲁迅"的权威话语的强力阻遏。这一冲突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坚守鲁迅启蒙主义精神的萧军和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胡乔木关于鲁迅道路的"发展"或"转变"问题的激烈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借重了"鲁迅"这一资源,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方式,实现了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新的阐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这不但启动并促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五四"启蒙文学向延安"工农兵文艺"的重大转型,也由此形成了一套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的文学阐释话语系统。     

“中国梦”的国际话语体系构建与对外传播

"中国梦"的话语体系分为主权国家话语、民族文化话语和社会个体话语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话语构建方式,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应不同的传播策略。"中国梦"话语存在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两个维度,分别具有不同的传播"偏向"特性。"中国梦"在国内与国际两个不同场域中传播,在国内传播话语日臻完善的同时,更要突出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在对外传播中,"中国梦"既要适应国际话语语境,也要保持中国话语的特色与"硬度",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与对外传播能力。     

“原创性”自何而来——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构建之我思

当代中国文论构建上原创性不足之弊,反映着社会转型过程中话语转型的滞后现象。克服这一弊病,不能单靠"学习西方"或"回归传统",而应致力于外来资源与本民族生活实践及思想文化传统的结合。具体说来,便是要立足当代,活用资源,让古今中外不同的话语系统走出各自的封界,面向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与生命体验开放其自身,进而引发彼此之间的思想碰撞与话语对释,以实现双向超越和综合创新,这也是一条创建民族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启蒙话语中的“无讼”景观

通过引入"无讼"这一法律文化概念,可发掘出一类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无讼"。启蒙话语中的"无讼"内涵着三种叙事模式。"无讼"叙事隐含着现代作家对国民性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双重批判向度。"无讼"叙事与启蒙意识形态支配下创作主体的批判性创作动机有着内在关联。这决定了"无讼"文学文本对"无讼"复杂思想内涵的揭示总体上只具有片面的深刻:侧重表现"无讼"是传统礼俗文化塑造的结果,是国民意识保守的产物,而无意于探索其客观根源、深厚的人性基础和作为一种个人选择的独特个体性。但严肃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精神毕竟能够把"无讼"的复杂内涵客观地涵融进去,这就为我们阐释"无讼"文本的客观性和人性内涵留下了批评空间。因此,要深入阐释"无讼"文本,研究者须超越启蒙意识形态的支配,具备符合"无讼"文本本身特点的"法"的批评眼光。     

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自己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而进行的。在毛泽东的视域中,鲁迅并不是周海婴心目中以"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为基点的启蒙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但毛泽东却充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掌控了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话语权,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毛泽东之选择鲁迅,是为了"神道设教"、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及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认为鲁迅是"通向毛泽东的独木桥",从而对鲁迅恣意拔高或大加挞伐,都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中国梦”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分析

"中国梦"作为引领当今中国改革发展的理想信念与精神旗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了新的理论话语体系,提高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层次水平。在推动"中国梦"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科学把握契合实际的原则,并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方式方法、支撑要素出发,探索促进"中国梦"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途径。     

“城市化”的祛魅之途与认知重构——新时期城市化进程中“反城市”文化的思想检视与审美反思

近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文学对城乡景观和社会文化的演绎始终存在着两条交互发展的路径,表现出城市化/反城市化、现代性/反现代性的互动对话和双重姿态,并由此催生出一种对现代生活秩序不断消解与重构的话语张力。纵观这一过程,文学在生存的当下性、文化想象性和社会发展要求等多重挤压下所开启的"城市化"批判,既是对"城市化"的历史性祛魅和认知重构,又体现出了社会实践与文学叙事间的必要互动和平衡。     

脸谱化改写:“十七年”鲁迅接受的话语策略

建国后"十七年"间,鲁迅形象从"革命性"、"政治性"意义上进行了脸谱化的改写。这种改写一方面是努力把鲁迅与革命拉近,一方面是努力使鲁迅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完全一致,最终使鲁迅成为文化界、文学界配合中国革命、论证中国革命正确性的重要资源。"十七年"间对鲁迅脸谱化改写是从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普及性的中学语文教学开始的。对鲁迅形象的改写,经由中学语文教学等途径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十七年"间对鲁迅形象的脸谱化改写实际是服务于时代政治话语的,虽然无论是鲁迅研究者们,还是教材编选者们,未必是违心而刻意地以此为目的,但在当时的政治一元化环境下,他们实际上也难以有别的选择。当目的脱离了研究对象本身的承载能力时,研究对象就只能是一个被摆布的工具而已,这种政治工具性,使得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教材编选,都越来越走向封闭、走向极端。     

“剩女”话语与媒介文化

"剩女"这一话语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迅速走红,与各类媒体的偏好和持续塑造有关。事实上,"剩女"话语并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媒介中呈现的"剩女"形象和现实社会中未婚男女的实际并不相符;媒介建构"剩女"话语是男性媒介话语权运作的结果;"剩女"话语被受众广泛接受与我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择偶观念密切相关;"剩女"话语传播背后是民粹主义盛行的中国传媒文化。媒介在建构和传播媒介话语过程中的失实和偏颇,不仅造成大众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和评价,也有碍我国媒介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迎合和阻遏商业媒介低俗化冲动的力量同样来自受众,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会倒逼大众媒体创造和传播专业健康的媒介文化。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革命话语”的发展及其现代意义

"革命话语"在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结合的过程中.成为推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革命话语"在20世纪文学中经历了晚清梁启超"诗界革命"、五四时期胡适的"文学革命"、20世纪20年代之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三个阶段。"革命"在成为文学重要主题内容之后,通过不断闪现的"话语"方式自足地完成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古代三种基本的观时方式——切入古代时间意识的一个维度

在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谱系中,存在三种基本的观照时间的方式:"执有观时"、"体无观时"、"解空观时",分别对应于传统的儒家、道家和佛禅这三种文化类型。传统儒、道、释观照时间的方式不同,其各自超越时间的路向也不一样,儒家是持存和延续"有",道家是返回本源之"无",佛禅则是破除执念、顿悟证"空"。这三种观时方式可以概括出两条时间意识的主线:"绵延"与"空观",这两者自身以及相互之间又形成了一种悖论性关系,这种时间悖论不仅来自各自理论本身的复杂性,更关键的是取决于肉身生命的"有死性"。正缘于此,这种时间悖论始终存在并贯穿于中国古代的哲学、美学、诗学等文化领域。     

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思想转变书写的叙事策略

文章分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思想转变问题.认为革命话语的"介入"模式、人物主体的"内省"模式是其主要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导致了个体文化心理的单一性与政治性,成为一种特定时代的政治话语建构方式.     

论“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瓦解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颠覆,先是进行文学外围的政治批判,再转入对文学内部核心理论问题的讨伐,但由于"两个凡是"思想的存在,这样的清理很难走向深入。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渐推翻了"两个凡是"思想的禁锢,"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终于走向了全面的瓦解。考察"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瓦解的复杂性,对解读"文革"主流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过程,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理性启蒙文化对传统群体文化的乌托邦式的跨越——“劳工神圣”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变调的意义断想

“劳工神圣”自1918年在启蒙救国的语境下被提出后,就渐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潜在的话语体系．只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调,而在这变调的历程中潜隐着中国现代文学思想文化传统流变的复杂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理性启蒙文化对传统群体文化的鸟托邦式的跨越呈现出了这种“流变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