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

法律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人身份的确定经历从依照传统的"习惯法"、参照西方成例和按照近代意义上的"国籍法",这样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大清国籍条例》颁行具有加强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维护清政府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双重目的。"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显然是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出晚清政府在大一统近代转型中对于"中国"观念的重塑。     

华夏乎国家乎——试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完全被突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开始形成,并被近代知识分子逐渐认知和接受．他们在重新为国家寻找新的认同符号的同时,深刻的认识到单凭“文化不能救国”,在中外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逐步将文化上的忠诚转移到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上来,并进而构建了新的国家学说．而这一国家观念一方面是挽救民族危亡、唤醒民众的舆论工具,另一方面也是近代知识分子企图重新进入到国家权力中心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基于时代背景,它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失。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脉络、逻辑与进路

近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一个基本脉络是:个体—家族统治的衰落,组织管控的兴起和转变,制度调节的作用日益重要;"党治国"的进入和逐渐回归本位,似乎是理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关键线索。现阶段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中,"抽象的形式化权威"与"具体的实体性权威"的"渐进式替代"需要较长时间。过渡期内,"具体的实体性组织权威"由"总控制者"向"总协调者"的角色转变,有利于"渐进式替代"稳定有序的发展。     

论清代的疆域统合与地方政制变革——以东北地方为讨论中心

有清一代,伴随着中华世界秩序的崩溃和满族统治者对"中国"认同的加强,东北地方在清朝的疆域构造中经历了由中心到边缘的变化;近代以降,西方列强的入侵从内部、外部两个层面侵蚀着中国传统国家认同,传统国家认同趋于瓦解。为达到统合东北边疆、重建民众国家认同的目的,清王朝采取了变革东北地方政制的办法,其中包括变革官制,实行地方自治,变革财政、教育体系等内容。综合来看,东北政制变革是清朝重新建构或修补自己的以民族为界的多元型帝国构造、确认主权领域范围的重要举措,是清朝再次界定旗人与民人的关系、抛弃以往让各族群互相牵制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策略、彻底放弃"满洲"民族政权性质的标志,最能够体现清王朝再建国家认同、强化疆域统合的意图。     

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与国家认同危机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经历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亡国灭种之严峻局势的威胁下,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逐渐萌生。在他们的构思中,为挽救国族危亡,亟需打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以应付内忧外患,而落脚点则在于塑造出理想的现代国民。然而,在这个重塑国家主体的过程中,代表着过去与传统的成年人被视为已经失去了参与再造国家未来的可能与资格,承载着民族希望的是拥有素质可塑性与无限未来的青少年们。这种"少年论述"自晚清以来逐步形成并流传甚广,到民国时期已成为社会舆论中的主流话语模式。利用从晚清至民国的一些时人言论可以分析这类话语模式的缘起、内涵及其与近代国家认同危机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现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崇新重少"倾向。     

战后台湾族群认同的转折:从“中国化”到“在地化”——基于知识界的考察

战后,国民党政权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对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进行中国化重建,并重塑了台湾族群已经模糊的中国认同。而二二八事件之后,中国认同下的地方意识开始出现。在历经数次意识形态论争后,台湾的族群认同矛盾渐渐凸显,开始转向脚下的台湾。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思潮和内部政治、经济变迁的影响下,族群认同呈现出模糊不清的迷惘状态,甚至建构出了具有本土性的台湾认同,造成了社会和族群的严重撕裂。台湾族群认同的转折经历了"中国化"、"乡土化"、"在地化"三个阶段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台湾社会内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斗争以及省籍矛盾激化的情况。另一方面这种转折又受到西方思潮的严重影响,是"边陲——核心结构"影响下的产物。     

国际体系视角下的近代中国变迁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王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同时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状态最终走向世界。如果将近代中国的这一变化放到国际体系的层面来审视,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同的画面,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解读也会有所不同。实际上,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也体现出了国际体系的转换过程：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在西方维也纳体系的冲击下开始瓦解,中国逐渐接受了西方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原则,并逐渐进入到正在形成的新的国际体系之中。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到雅尔塔体系,中国不仅对国际格局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还能与之进行互动,积极开展外交。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的政府都只是仰赖于西方国家的同情心,不敢、不能、也无法突破本身存在严重问题的国际体系,因此也不可能真正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     

从嵌入到断裂:中国社会认同的轨迹变迁

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作为两个紧密联系的概念,存在着内在紧张关系,但是对于以儒家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而言,其实体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与国家的结合,而嵌入性这个概念可以更好地体现这种联系的独特机制.进入近代,中国原有的朝贡体系崩溃,与世界的关系被纳入到新的现代国家主权体系之中,而全球化所引发的认同碎片化则使原来的嵌入体系被破坏,呈现一种断裂的过程.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

留学生群体在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挖掘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族称,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找到了重要的认同符号;他们创办报刊,翻译西书,宣传民族主义,为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精神动力;他们以西方新型的政治文化观为思想武器,不懈地致力于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他们同时也是构建民族国家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使中华民族真正凝聚成为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城镇化与现代国家认同的三维建构

现代国家认同是公民对人民主权实现的方法、过程与结果的认同,它既是公民身份与现代国家交互的塑造机制,又是对国家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体认结构,这种认同在为公民提供本体性安全的同时提升了国家聚合力。在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化正成为新时期国家认同的"解码器"与"凝合剂"。新型城镇化的历史语境、实践逻辑与全球视野为国家认同提供了新的基础。城镇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建构,应遵循"基础依据—范式转变—展开图式"的实践逻辑,实现以"价值—结构—秩序"为中轴的开放性国家认同,通过对认知思维、制度系统、政策模式、交互方式以及信任结构等支撑机制进行协同性调整,引导认同范式的社会化转向。     

近代国际视野下基于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近代中国被动开放并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与中华文化渐渐以清晰的"自我形象"屹立于世界的过程:"血缘或种族身份"上,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涵括了境内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全新概念,形成了中国境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并据此区分"我中国人"与"他族"、外国民族的民族意识;"政治身份"上,形成了对自己所属国家"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的认知,并形成了以"中华"作为新政治共同体之名号的共识;"文化身份"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认日趋清晰、日益强化,并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国粹"、"民族精神"与"文化中国"等概念."中华一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传统体现于近代国人的民族、国家与文化认同意识中,三种认同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贡献.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

国际史是一种全新的史学方法,其特点是跨学科、踏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国际史研究方法既可以运用于国别史如中国史、美国史或世界史的研究,也可以用于微观研究。以国际史方法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华工、竞技体育这三个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扮演极其重要角色但又长期被忽视或误解的题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与"一战"的互动,标志着中国人真正意义上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开始;"一战"期间中国的"以工代兵"策略,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胆识、有目的、有远见地加入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近代体育的"奥林匹克之梦",同几代中国人利用西方体育来改善中国的命运、重塑国家认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密不可分。在目前中国国力全面提高之际,如何提高中国学术研究水平特别是历史研究水平,是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     

对近代中国人民争取与维护国家利益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列强发动的一次又一次侵略战争,使近代中国的国家利益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销蚀和沦丧。对此,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近代中国人民无不为维护国家利益进行了长期的奋斗和抗争。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和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只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肩负起了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并使中国人民争取与维护国家利益的思想和实践开始步上了良性发展之途。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现代化视角下的考察

从现代化的视角考察,辛亥革命与此前的戊戌变法、立宪运动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是自戊戌变法开始的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进程演进的结果。甲午战争之后,国人认识到进行制度变革的迫切,维新变法之呼声高涨,遂有1898年的维新变法之举。戊戌变法虽遭守旧势力的镇压而失败,但经过庚子之变,清王朝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于是"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相继上演。但清王朝对将会危及其统治特权的"预备立宪"敷衍、拖延。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自戊戌变法开始的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从考古学看中国古代从封国到帝国的转变

对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表明,秦文化的社会基本组织,西周时期表现为以秦文化为主的以血缘关系维系的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春秋中晚期以后,出现了秦文化与不同文化传统和来源的人群居住在同一个聚落共同体的现象;到战国晚期,不同来源的人群共同居住在同一个聚落共同体中并埋入同一墓地,遂已成为一种由地缘关系维系的地缘组织。秦文化中处于统治集团的人群,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已经打破了原有的血缘关系的束缚,出现了凭借个人的行为或能力而进入的特殊人群,开启了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血缘统治向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统治转变的进程。到战国晚期以至于秦统一后,进入统治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已经不是通过血缘关系,而是通过个人能力而获得这样的权力,从而使血缘统治向地缘统治的转变进程趋近完成。而维系社会基本组织成员间的关系由血缘到地缘的转化,以及进入统治集团的途径从世袭到选贤的变化,则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从封国向帝国转变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政治及边疆认识的演变

近代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政权模式向民族国家模式转变,由晚清开始的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贯穿于始终。近代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谋求中央政治权威的重塑、西方列强次级势力的渗透、复杂的民族与宗教状况、落后的文化教育、与内地差异的政治形态,构成了近代中国边疆社会政治环境的真实状态。19世纪至20世纪初,国人的边疆认识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开始注意到海防问题,由单一的陆权国家开始向陆海复合国家迈进;二是开始明确关注边界问题,逐步产生了国家主权意识。经过历届政府及政治家的长期实践,以明确领土范围及边界划分的西方疆域理论形态基本上为国人所接受。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长期存在商品和市场,但快速发展演变成市场经济,却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已经基本成型。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是政治上的突变。但从其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来看,例如推动近代中国经济法律法规建立并形成体系,推动机器制造业迅速成长,推动铁路轮船为首的近代交通运输工具和电讯邮政等的发展以及以银行、保险、交易所等新式金融结算体系的建立等方面看,辛亥革命奠定了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框架,并使之初步成型。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辛亥革命在经济领域中同样实现了"突变",也为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大门并奠定了基础。     

徐宗泽的天主教救国思想

"救国"问题是近代社会的主题。天主教在近代中国被称为"帝国主义先锋队"。徐宗泽(1886-1947)是近代重要的中国天主教学者之一。徐氏从天主教教义层面一方面为天主教作辩护,一方面则致力于唤醒教友的爱国意识。本文以"救国"为主题,整理不同时期他关于救国问题的论述。笔者尝试系统地勾勒出他所构建的救国观:首先由人的"现世暂福"证国家之重要性,其次以"家"喻"国"辩"爱国心志",最后则提出"抗战"乃天主"预见预许"的公义之战。     

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困惑

学科认同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正如个人和族群的认同,在简单的名号之下,隐伏着错综复杂的内容。近代"西学"在中国确立,西方学术分类被引进并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分科标准,既存中国学问受到极大挑战。从清季办新学开始到民初大学里的学科设置,这一学术大逆转不过二三十年就基本定型。转换的速成也遗留下不少问题,并遮蔽了一些以后可能随时变而发酵、发酵遂凸显的问题。通过考察近代一些象征性的现象和有代表性的言说,侧重学问标准、学科名称与学问归属等面相,勾勒近代学科的发展轨迹,进而探讨中国学人在近代"道出于二"语境下学科认同的一些困惑及其对学术主体性的探索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