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教传统形态与现代转型问题的思考

在传统中国,儒教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制度性的社会存在,嵌入社会的机体之中,具有复杂的形态特征.20世纪,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儒教"经历了痛苦的"转型",逐步退入观念领域,成为文化反思、意识形态批判、哲学建构等思想和学术的"对象".上世纪后期至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思想界出现了"重建儒教"的思潮,力图通过具体的文化实践和制度设计,探求儒教重新回到生活世界和社会领域的道路,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本文将对儒教的传统形态、现代转型和重建问题提出一种思考和建议.关于儒教的"形态",大陆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集中讨论"儒教"是否是"宗教"的问题.1980年,任继愈先生首倡"儒教宗教说",将儒教视为封建的意识形态并描述其"宗教"特征.冯友兰、张岱年、李景全等先生主张区分汉代宗教化的儒教与先秦和宋明的儒学传统,将传统儒教定位为思想和哲学.牟钟鉴认为儒家传统还有"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存在形态.①儒教问题的讨论,客观地推动了关于儒教形态的反思,突破了传统从思想和哲学的视角把握儒教的局限,揭示了儒教与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密切关联.与大陆学界的讨论不同,在港台中国学界特别是新儒家的研究中,"儒教"基本上是以"儒家的精神性传统"的面相而获得致思的.     

理论方案、组织实践与未来趋势——儒教重建十年扫描

作为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儒教重建在新世纪得以突显。在理论上,存在儒教复兴说、儒教重建说、儒家文化保护区说、公民宗教说、体制化儒教说五种方案。在实践上,存在儒教组织、儒教网站两种类型。寻找理论共识和努力实践是儒教发展的未来趋势。     

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

李明辉所批评的"大陆新儒家",应该叫"新儒教";同时,"新儒教"还应包括另外一些号称"儒学"的思潮。在政治上,"新儒教"是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物。因此,"新儒教"是打着"儒家传统"的旗号反儒家传统,其本质是抗拒现代文明价值。真正的儒家传统,要求顺应社会历史的时代转换,根据博爱精神(仁)和正义原则(义)来重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制)。"新儒教"的对立面是儒家自由主义,主张根据真正的儒家传统,承认并发展出八大现代文明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关于现代儒学本体论重建问题的思考

在儒家现代重建的过程中,本体论的重建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只是在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探索当中,关于儒学本体的重建或重朱熹(如钱穆)、或重阳明(如张君劢),多有分歧,且各有所本.本文主要通过对宋明儒学中朱熹关于"理"和王阳明关于"良知"的这两种主流本体概念的比较和分析,并结合对现代新儒家形而上学的剖判,认为有必要将传统儒家的两种本体概念进行整合,"纳方于圆",跨越朱、王干本体论上的分歧,在形而上的领域重建一种"天包含人"的新型本体论.如此,现代儒学的重建或许才能走出一条路来,并且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儒教与形而上学问题——对鞠曦、陈明、蒋庆的评论

最近几年,"儒教"问题又忽然热闹起来.2005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从化召开,陈明和蒋庆都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儒教主张.     

1920年代“文化泰戈尔”在中国接受中的“两歧”现象

1924年,"文化使者"泰戈尔访华并进行一系列演讲,在中国人文思想界掀起了不小波澜,因而出现"欢迎"与"不欢迎"两种迥异的文化现象。欢迎者之"欢迎",是因为泰氏对于西方"物质文化"的批判、对中西文化"调和"的见解等,迎合了中国人文主义者的"阅读期待";不欢迎者的"不欢迎",则出于多种原因,有反对其抽象之爱的,有反对其发售"玄学"的,更有不认同其对西方文化的非科学定位和对东方文化盲目乐观的。"文化泰戈尔"在1920年代中国接受中的"两歧"现象,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两种叙述模式的碰撞。这种碰撞有利于将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引向深入。     

论东汉“儒教国教化”的形成

由于在东汉形成了"儒教国家","儒教的国教化"得以完成。"儒教国家"形成的指标应包括四点:1.作为正统思想的儒教体制的形成;2.儒教一尊体制的确立;3.儒教渗透到中央及地方官僚阶层并为他们所接受;4.儒教统治的形成。在这四个指标中,第一个和第四个指标是在章帝时期举行的白虎观会议上确立的;第二和第三个指标,则是在东汉初期就已经确立的。换言之,东汉时期"儒教国家"的形成可以从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上找到答案。"儒教国家"通过重新解释其所依据的经义来适应时代的变化,皇帝由儒教得到其支配正统性,并利用具有儒教教养的文人官僚和与他们同样出身的在地势力来进行统治,这种传统中国固有的国家支配体制,一直延续至道教、佛教隆盛之后。东汉"儒教国家"的支配体制与儒教的关系,是传统中国国家支配的理念基础。     

以儒为主，多元整合——对秋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文的商榷

儒家之道是文武之道,文武兼备之教。在儒家影响下,中国文化形成了刚柔相济、文武兼备的基本精神。儒家的"教"包含教育、教化、宗教三重含义。儒家或儒教的宗教性或宗教成分通过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体现出来。以三祭之礼为代表的"神道设教"是一种典型的儒教形态。以人文理性为主、宗教为辅是儒家的本质特征。今天,儒家的更新发展应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重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从“天”和“上帝”的内涵比较,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自古至今,很多学者主张"儒家学说"就是"儒教"(本文不讨论该主张是否正确,只把"儒教"视为"儒家学说"的同义词).由孔子开创的懦教,数千年来一直是汉文化圈宗教"哲学"思想的主流.     

何谓儒教

序我要向大家提问:何谓儒教?无论对方是读书人,或者不是读书人,恐怕都会这样回答:儒教就是伦理道德之教。还可以继续问下去:你认为儒教是宗教吗?于是,无疑会遇到这样的回答:儒教不是宗教。儒教不是没有论及死的问题吗? 这是人们关于儒教的最普通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儒教没有论及死的问题;它论述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道德。这个概念非常普及。中国人培育出了儒教,大部分中国人如此认识这个问题,更不用说深受儒教影     

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实践类型与内在逻辑

当代中国儒家传统的复兴展现出从探讨心性哲学到关注政治与社会的思想转向。以"制度形态—目标指向"作为维度,当代中国的儒教复兴实践可类型化为政治实践型、传统教化型、公民宗教型和生活教化型四种理想类型。"制度形态"的差异凸显了对于儒教的制度焦虑与反思,"目标指向"的分野体现出当代儒教实践的不同行动抱负,其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是儒教制度性和分散性的双重特征:大可化入政治制度,兼济天下;小可教化社会公众,独善其身。儒教的建构与表达受到权力关系的形塑,在儒学与儒教的分化与合流之间,深切影响着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衰成败。     

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代作家

中国现代作家对无政府主义的接受可分为两种类型:信仰型和局部吸收型。对前者而言,无政府主义成为他们从传统儒教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过渡;对后者而言,无政府主义为他们的文学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论许地山的儒教观

许地山是20世纪初期较早从现代意义上对"儒"及儒教进行宏观审视的学者之一。依许地山,儒在源起上不应止于所谓的"殷民宗教者"而应推设到更为久远的史前时期。原初的儒,本身具有进一步转化成教门的潜能,社会的光景、师儒之职、加之"《书》的理想"促使儒的名号自孔子之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教义,而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神学化儒教的生成也有其自身的情势和客观的缘由;作为"伦教运动"的儒教比作为"神教运动"的儒教更合乎情理,故儒教在未来若欲成为一"新宗教",必定要有"社会灵魂",能切实抓住生活的根源,也还要在人群上寻求"更高的联络";现代儒家若能"谋诸宗教的沟通",用"宋儒的精神"以整理儒教的旧教义,就能使之成为一"高尚的宗教"。许地山的儒教观是其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于儒学的现代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提示意义。     

浅谈马克斯·韦伯与中国儒教伦理

本文从马克斯·韦伯对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研究入手,在对比中分析了韦伯关于中国儒教伦理的研究思想,从中展示了中西方传统伦理的一些相异之处,指出了韦伯的儒教伦理研究两个方面的不足。     

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文学审美观念的变革

明中后期,阳明心学的广泛流播,在思想界产生剧烈震荡。心学站在与程朱理学相对的立场,从解放"理"对人的主体性和个体压抑的角度,重建了理论体系,在文学领域引发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潮流,文学审美观念亦随之表现为由雅入俗、由古入今、由理入情的特征,呈现出鲜明的浪漫气息。     

月下竖琴与阳光之剑──现代小说中的婚俗研究

本文以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婚恋风俗描写为媒介，通过对儒教文化区和非儒教文化区婚恋风俗的描写分析，揭示了民族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并进而发掘了现代小说的文化学内涵。以上述本文分析为基础，文章又对沈从文、王鲁彦、许杰等的创作动机作了另一方面的解释。     

“儒教共同体主义谈论”与“家”

随着上世纪末"共同体主义谈论"在西方的兴起,东方学界逐渐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对儒教里的共同体主义特性、尤其是"家共同体"的研究。儒教"家共同体"的特殊性在于其时间和空间的扩大两方面。儒教"家"的空间扩大,主要是指经过社会,体现为国,即家不是单纯地用血缘封闭的排他共同体,而是经过"仁""义"等道德品性的养成,超越血缘之墙扩大到社会和国家。儒教"家"的时间扩大,主要是指具有宗教机能和意义的、始于父母与子女关系、可一直追溯到底的、血缘上的不断延续。结合时代,探讨并阐明传统儒教"家"的特殊性,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积极的现代社会启示意义。     

“儒教之争”反思——从争论线索、焦点问题到方法论探讨

"儒教之争"事关重大,关系到如何理解儒家、儒学或儒教的本质,如何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如何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如何进行中外文化比较、世界文明对话等等。宗教概念问题是整个儒教之争的理论症结所在,而"比较方法"与"文化自觉"则成为贯穿整个儒教之争的两个深层问题。全面梳理以往的争论线索,客观评论各派的论争焦点,深入探讨现存的概念、理论,尤其是方法论问题,有助于推动今后的研究与讨论。     

试论韩国儒学的得失、境遇及未来发展

韩国儒教由于民主政体、市场经济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冲击,遭遇种种社会挑战,朝鲜时代由儒教所形成的"君子学的勉励"和"人伦道德的崇高"趋于崩解。现代韩国儒学面临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贱民资本主义、家庭崩坏与家族断绝的社会挑战。未来韩国儒教要实现传承与振兴,就必须重整家庭传统道德,积极弘扬"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     

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现代转型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 ,一贯“独尊”的“儒教”衰落了 ,作为“显学”的“经学”终结了 ,但与“经学”长期相伴而又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国古典解释学 ,却随着中华文化的转型而转型了 ,并在转型中培育出新的现代特征 ,显现出新的生命活力 ,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文化学术现象 .基于这一认识 ,本文以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现代转型为研究课题 ,分析其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考察其转型中的理论形态 ,总结其转型中的实践典范 ,对中国古典解释学如何能完成现代转型这一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初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