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浪漫派之于《女神》

郭沫若是在西方浪漫派的直接影响下从事诗歌创作的。考察郭沫若五四时期的作品尤其是《女神》，可以发现，在形象内涵、意象类型、情感趋向等方面它与西方浪漫派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且在《女神》中作为基本意象底蕴而出现的挑战者形象及其狂放不羁的创造激情与哀惋不绝的忧郁情调，甚至其抒情主人公遁入自然的倾向等等，都可以从其精神上的领路人那里寻出直接的对等的吻合关系。从影响比较的角度寻绎郭沫若与西方浪漫派的关系，对于全面认识并揭示新文学的内在结构颇有启示意义     

原型与象征：论屈辞抒情形象的历史性误读

屈原辞赋中抒情主体自我形象的塑造并不具备统一性与一致性。这种变幻型抒情主人公形象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写实型形象,而是经过了变形、假定等手段而塑造出的非写实形象。楚文化中巫风文化原型是这种变幻型形象的源头。将屈辞中抒情主人公形象等同于作者的写实形象,其实是对文本的误读     

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

"汉诗"作为"汉语诗歌"的缩略语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凸显出强烈的民族感和文化寻根意识."诗是记忆的语言编码",这是隐藏在马来西亚华裔诗人林幸谦诗歌文本中的诗学思想.文化身份的缺失是林幸谦诗中最为惆怅的歌唱,他的汉诗写作是马来西亚本土文化、台湾文化、香港文化、西方殖民文化、西方后现代文化、西方后殖民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元互文,所以其诗中的文化含量特别大.在海外汉诗的书写空间中,中国是一个宏观文本,并且这个文本就是一个宏观隐喻,诗的书写则是一种诠释中国的隐喻,这种隐喻是一种微观文本.     

诗歌审美中色彩意象抒情范式论--诗歌中红色意象抒情范式

在诗歌审美创造中,色彩的感觉最容易触发诗人的美感和联想、想象,因而,诗人将色彩赋诸诗歌意象,由此而形成诗歌的色彩意象或抒情形象.对不同的色彩意象在诗歌中的抒情美感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它的基本规律或范式;每种色彩所构成的意象形象,它所隐含、折射的抒情信息内涵,常常是有一定的抒情范式的.本文着重讨论诗歌中的红色意象的抒情审美范式,即常态意蕴抒情范式、隐喻变异意蕴抒情范式和象征意蕴抒情范式.     

意象——“未完成作品”艺术论

"未完成作品"是西方古典主义艺术批评家对法国印象派与中国、日本古代绘画的批评.中国绘画以不求"形似"的再现而以意象化的表现为艺术的旨归,所谓"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意周而笔不周"的"未完成作品",具有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意义.本文对"意象"观念的发生、类型作了正本清源的梳理,对中国绘画的意象化历程作了阶段分明的回顾,认为20世纪之前东西方艺术分野的标识是"未完成"与"完成"、"意象"与"形象"、"表现"与"再现".从印象派的"未完成作品"到西方现代派绘画的"表现"风靡画坛,东西方艺术从接近到沟通;百年之后,当西方艺术在"异类殊形"的路上越走越远,东方艺术家该如何对待?     

王昌龄湖湘贬谪诗略论

盛唐诗人王昌龄两次被贬都与湖湘有关,在湖湘贬谪期间,他创作了许多与贬谪有关的诗歌.这些诗歌主要分为送别、纪行(游)抒怀、访僧问道等三种类型,它们在艺术上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注重立意,力求立意新颖;第二,善于选择一些独特的意象构成含蕴深刻的意象群来表情达意;第三,善于将抒情主人公--诗人自我的形象融入诗歌意象刻画之中;第四,追求格调的高昂,始终体现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基调.     

论戴望舒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戴望舒以一首《雨巷》而蜚声文坛 ,享有“雨巷诗人”的称号。其诗作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别具特色 ,体现了丰富的、多侧面的特点。本文力图从落寞者、痴情者、寻梦者、爱国者、守护者五个方面对戴望舒诗作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进行简要的分析     

论《三叶集》《女神》对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

《三叶集》蕴含丰富的诗学信息。郭沫若等在《三叶集》中有关"人格忏悔"的探讨,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场",一个反思性"内面"得以登场。在诗学意义上,这标示着现代抒情主体的裂变与生成。《三叶集》建构的诗学观念在诗集《女神》中得到具体显现,二者构成互文性文本。《女神》显著的艺术特质是以抒情为本,确立了抒情的诗学本体地位。《三叶集》与《女神》共同推进了抒情主义诗学的建构,在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价值。     

《女神》中“大我”的双重时代诉求

《女神》是郭沫若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在《女神》中,郭沫若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抒情主人公——“大我”。这个“大我”一方面追求个性的解放与自由,反对封建的束缚与压制,追求立人这一时代主题,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社会的启蒙与改造,追求民族的新生,参与到立国的时代浪潮中去,实现了立人与立国的完美结合。“大我”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重要的艺术价值。     

宏大叙述的解体与重构--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转向

由于后现代话语已不能充分解说新世纪文化的发展变化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近年来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向 ,即从后现代、后殖民话语到全球化语境论说的转化 ,其核心则是从注重西方艺术文本的语言分析到重视各民族文学艺术文本与社会道德和人生价值的关联 ,尤其是涉及全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审美需求的问题 ,如跨民族地域的社会性别理论、生态文化批评和全球性审美想象等等。从关注人类社会普遍价值观念和发展新的文艺理论上来说 ,当代西方文论的转向意味着对启蒙主义宏大叙述的重构 ,即对理性、人类平等和社会进步的重新诉求。     

中西方诗歌意象比较研究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深厚积淀形成的典型意象以及古代诗学中的意象理论,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无论是英国的意象派,还是此后美国诗人伊兹拉·庞德发起的"意象派运动",无不受到中国古典意象理论的影响.中西方不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决定了西方现代意象诗学与中国古代意象诗学的不同特征,两种意象理论在交流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论藏族当代汉语诗歌审美想象的独特魅力

藏族诗人的汉语诗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为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浪漫的民族天性与浪漫抒情、地理童话与魔幻表达契合而成的瑰丽意象.这些因素具有藏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为现代汉语诗歌开拓出新的创作景观.     

1920年代初中国新诗中的“西方”

1920年前后的中国新诗,在发抒文化新人的个体情感与家国情怀的同时,表现了诗人对西方世界的中国式观察、理解与想象,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姿态与面貌出现在许多诗作中,或破败凄凉,或冷漠无情,或友善阳光,或浪漫自由。多数诗中的西方具有本体形象性和展示性;但有些诗中的西方则仅是诗人言咏的引子,到场而无形。纵向而言,那一时期新诗中的西方经历了一个由主观感受型向具体客观型转换,由冷漠、灰暗到友善、斑斓的形象演绎过程。作为异质元素存在,西方不仅彰显了诗人们的现代世界观念,而且为中国诗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屈原抒情模式的本质特征与现代诗词创作的诗学传统

唐诗宋词的典范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旧体诗词写作的基本格式,寻找语言节奏意象抒情等技术性路径。而深入探索中华传统诗词的精髓乃至创作三昧,则来自于以屈原为代表的诗学传统。屈原将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自塑了一个完美人格的典型,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屈原以忧国忧民与求君任用二者为中心,形成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与理想美政的融合。屈原是一个有才华、有个性也有明显缺陷的政治家,是一个诗人气质过于强烈的政治家。屈原在仕途遭遇挫折之后的过于强烈的反应,是超乎官场正常氛围的。《离骚》《九章》等作品的自塑形象是古代版的"美图秀秀";而晚年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与其说是仪表的,不如说是泄愤的。宋代黄伯思"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论述,至今仍然是最简洁可信的表述。屈原自塑了一个北方文化为标志的"循吏"的形象,而另一方面,屈原又是浓烈巫风传统、上古意识形态遗存的继承者、表现者。"作楚声",正是《楚辞》最为直接最为强烈的南方地域风格,往往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     

《离骚》新说——谈《离骚》中的主人公形象

<正> 1 《离骚》中的主人公是个什么形象,一直没有正确的解释。第一种,认为主人公就是屈原自身。这是传统的看法,把《离骚》看作诗人的自传式作品,认为所写的是“真的事实”,“表达了屈子一生的经历”,把主人公当作一个历史人物。这种看法,文史不分,把艺术形象与历史人物混同起来了。第二种,认为主人公是诗人的自我形象。这是新起的看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郭沫若先生。《离骚》中的具体事物,郭先生     

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基调和路径——以海陶玮《陶潜的饮酒诗》为中心

美国汉学家海陶玮的《陶潜的饮酒诗》是英语世界解读陶渊明形象的根源,奠定了英语世界陶学的基调。该文细致分析了陶渊明在辞官归田这一重大人生选择期间面临窘迫生活时的复杂内心世界,认为诗人塑造的艺术形象并不是其真实形象,"以文立传、流芳百世"才是其创作诗文的真正意图。海陶玮把诗人放入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呈现出西方从"他者"视角研究中国文学的路径,与国内学者因推崇诗人伟大品格进而倾向正面解读诗人作品具有明显的区别,深刻地影响着西方陶学的基调。海陶玮主要通过深入挖掘分析作品文本解读人物、从互文关照来全面理解诗意两条路径来解读建构陶渊明形象。在其研究基础之上,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陶渊明形象提出了更加丰富而复杂的解读方式,建构了"另类陶渊明"形象。     

西方中心论语境下的近代中国妇女形象——兼及形象学理论运用的反思

在西方中心论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氛围中,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妇女形象往往是负面的。晚清时期,美国驻中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对慈禧等近代中国妇女形象的正面描写,格外引人瞩目。究其原委,主要在于当政者慈禧太后及上层贵族女性对康格夫人的热情、亲善态度;基督徒的仁爱、宽容精神以及她对西方文明中固存的对异域文明的傲慢与偏见的反思而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努力。尽管如此,受西方的思维方式以及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康格夫人无意识层面中仍然流淌着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暗流。在运用形象学理论来分析某一具体的文本时应该更多考虑该理论的运用所呈现的多元、复数的特质,充分考虑到注视者与他者的互动关系。     

文化符号与想象空间: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

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游览场所,它作为一个承载了多重文化意味的想象空间,成为一个具有包孕性的文化符号,一个构建中国他者与西方自我的重要文化场域,它不仅形塑了强大的西方文明形象,也形塑了西方视野下的东方形象。西方博物馆以集中、有序列的文明展览打破了晚清人凝滞的西方想象,并于潜移默化中带来了一个让晚清人自惭形秽、意欲思变的现实世界。     

唐传奇:女性张扬和女权话语

与中国其它的封建朝代相比,唐代女性思想开放,行为通脱,作风潇洒。反映在传奇文本中的唐代女性寻情大胆,性爱自由,与男性人格平等。有时,现实社会生活中不能实现或难以实现的意愿,她们就让其理想的化身即以非现实或超现实的意象来完成,就是为此献出生命,亦无怨无悔。唐传奇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充分展示了唐代妇女个性的张扬,人格的觉醒、女权的强化。     

论西方文化中的人性维度

西方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几个不同的人性维度.古希腊文化张扬个性,放纵原欲;基督教文化在"原罪"与"救赎"中探求人性终极意义;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人性关怀则蕴涵着对意志自由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几个维度的错综延伸展示了由生命意识的统一和谐与分裂冲突所体现出的不同欲求,即自然欲求、理性欲求和形上欲求.这些欲求支撑起了西方文化的人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