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共和与制度共和：古典共和主义的两个维度

在西方政治话语语境中,共和主义有古典与现代之别。尽管现代共和主义打着＂复兴＂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简单＂接续＂,其中也蕴涵着＂断裂＂,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共和主义的整体性把握。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历史考古学＂分析,我们发现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精神和制度两个维度,即公民共和主义与制度共和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主要体现为整体主义思维、注重美德、强调公共利益、主张平等以及提倡积极公民观念等一系列内在精神;而制度共和主义则主要表征为混合均衡政体这一外在形态。     

亚里士多德公民理性思想对现代公民教育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以政治动物为人性前提、以公民身份为物质载体、以共和政体为实践基础构建了多维可感的公民理性.亚里士多德公民理性思想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启示:一是要明确公共理性教育的终极目标;二是要激发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和热情;三是要培养行使公民权利的意识与能力;四是要维护社会正义,形塑公民社会环境.     

主动公民塑造与公民参与能力提升

主动公民强调责任和参与,其基本理论主要来源于共和主义.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期,人们对权力过分关注、对社会责任承担的热情日渐式微.在这样的情况下,借鉴西方公民理论的经验,尤其是共和主义的合理内核,利用服务性学习等多种手段,加强主动公民的塑造,对于提升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问题及其出路

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自产生以来就面临着精英主义、男子主义等严重问题,而随着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其单一的公民与国家关系模式又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多元公民身份的挑战。本文通过吸取和综合共和主义、自由主义等关于公民身份阐释的合理要素,试图重构一种更为融会贯通、具体明确和行之有效的公民身份模式——自由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以适应当今不断变化的形势和社会。     

和谐社会视阈中公民身份的双向建构

探讨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公民身份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强调权利的自由主义模式和重视公民责任的共和主义模式.将公民身份这一核心政治概念引入当代中国追求和谐社会的视阈之中,我们发现,臣民文化传统和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平等公民身份的现实障碍.通过国家-公民与公民-国家来双向建构公民身份,使政府形成以公民权利为本的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理念,让公民通过公民社会等途径形成对国家的责任意识,积极履行各种义务,从而才能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勾勒出一幅和谐的未来图景.     

古典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兴衰

西方政治理论界晚近出现的所谓"公民的回归"事实上是在复兴西方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关于公民身份有着非常丰厚的理论资源,它先后经历了古代希腊与罗马、早期文艺复兴城市国家以及法国大革命这样几个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和主义理论家为公民身份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要素。但是,总体看来,古典共和主义传统的局限使得这种公民观念在现代社会走向了衰落。在现代大众—官僚社会重振公民理想,必须正视古典共和主义公民理论的缺陷。     

现代化视野下我国公民主体意识教育的当代意义

"公民"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公民主体意识也伴随着它产生.后来公民一词为古罗马所沿用,罗马帝国灭亡后,公民主体意识在西方国家销声匿迹,公民的发展亦暂告一段落.直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运动,公民意识才开始复苏.18世纪末开始,西方各国推翻了封建专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相继建立,纷纷主张对民众实施公民教育,这就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中国传统伦理与公民守法精神

现代社会法治秩序的形成主要依赖公民自觉遵守法律,也即需要公民具备“守法精神”。我国传统社会不具备形成公民守法精神的土壤,因而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出因缺乏公民守法精神而难以形成法治秩序的状况。但法治建设是必由之路,公民的守法精神亦不可缺少。在我国,培育守法精神既要利用本土资源,也要理性对待本土资源。     

"初始性"公民文化的基本特征与公民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在当代中国,公民文化发展还不成熟、不完善,处于"初始"阶段.它具有如下特征:作为公民文化发展载体的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人们的民主法治素质存在稚嫩性与不平衡性、公民参与形式的直接性和间接性并存、公民文化的结构具有不稳定性.在公民文化发展的"初始"阶段,我们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为促进公民文化的发展提供成熟的平台与基础;要做好传统文化中优秀公民文化资源的发掘、继承工作;要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民众的民主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加强民主技能的训练,提高公众的理性参与能力.     

论共和主义公民的伦理美德

公民是伦理治理或善治的主体和关键要素。一个有效的、持久的和正当的伦理秩序,是公民施行的治理,也是对公民实行的治理,因而就可以理解成是公民的"互治"。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解释所涵括的积极生活、爱国主义、勇敢、宽恕和承诺等伦理美德能够极大地克服当下以个人权利为导向的"公民私人化"倾向,更加符合当代政治社会的公共性和重叠性情境。     

论当代政治视阈下的公民素质

加强公民素质建设是建立法治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参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公民素质建设可包括以法治意识、权责意识、合作意识和美德意识为主要内核的公民意识与以公共理性、政治参与、包容宽恕和正义感为主要特征的公民能力两个部分。需要从社会整体教育的视角出发,通过多种有效路径和方式,积极推进公民素质建设卓有成效地开展。     

社会契约中的公民身份研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民身份思想

作为18世纪以前公民身份解释的支配性范式,共和主义公民身份范式滥觞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而作为古典共和主义巅峰代表的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公民身份＂这一概念亦作出了若干层次的解释。从公民的角色定位、与公民身份相匹配的政体、公民身份的内在品质及公民身份的形成等相关理论的论述中都体现出其特有的政治价值取向,对当代公民身份的分析亦具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公共理性：公民政策参与的条件

公共理性作为公民的一种政治思维能力,是公民政策参与的基本条件。因为公共理性的内容所体现的政治原则和道德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认同,使生活在多元社会中的公民能够形成重叠共识。公共理性的相互性原则能够建构参与者间平等互信的交往关系,能够创造全体公民共享的公共生活规则。然而,由于公共理性的界限不甚明晰、公民话语表述能力的不足、公民的公共精神的偏离使公民在政策参与中的公共理性难以实现。为此,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公民教育、学校的美德教育和不断的政策参与实践过程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从而以具有公共理性的公民行动提升政策参与的有效性和政策产品的民主性。     

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基于“政治学”课程教学

公民意识是现代公民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政治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始终注意大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具体而言,应主要围绕国家民族意识的增强、民主法治精神的渗透、公共情怀与公共理性的培养、权利义务观念的强化几个方面来进行。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民国前期的公民教育

民国时期,公民教育经历了产生发展和衰落的演变过程。1912年至1927年是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在公民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公民教育表现出三个特点:1.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与探索中国式的公民教育紧密结合;2.由民间自觉发动,走出一条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3.体现出公民共和主义的思想特色。研究民国前期的公民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民社会产生与发展的外部逻辑探析--以政治国家的作用为分析视角

公民社会的产生与发展不仅需要内在规则,社会的“经济人”要在行动中克服“理性悖论”,还必须有“第三者”供给外在的规则与制度,因此没有政治国家设定公民社会的产权制度,公民社会将处于无效率的状态。但政治国家的目的矛盾性决定了“国家悖论”,国家既可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可能阻碍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共领域与人的自由--汉娜·阿伦特的积极公民观及其启示

本文透过阿伦特所描述的政治图景,揭示这种政治图景背后的文化底蕴——公民文化。可以说,她的共和主义政治图景是建立在“积极参与”这一公民文化基础上的。阿伦特是一位重视“积极自由”甚于“消极自由”的理论家,她认为公共领域是人获得真正自由的发源地,公民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做一个积极主动的公民。她认为政治行为的价值不在于达成实用性的协定,而在于它能实现每个参与者公民的主体性,锻炼他的判断辨识能力,并在与他人的关系和共同行为中成为群体有效成员。现代自由国家公共生活的萎缩、公民观的薄弱从根本上动摇着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一些基本价值和观念。阿伦特的公民文化观对仍受“巨民文化”困扰的中国政治建设具有启示作用。     

公民正义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作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政府、机构与公民通过商谈与对话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善治。其中,公民正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德性,它主张公民既能自觉地遵循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出于对话而达成的社会共识,又能主动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以获得社会共识,以及理性地批评与修正缺乏合理性的公共政策,最终实现公民与公共治理的双重正义。     

行政共和主义的基本理念——基于西方公民治理理论的解构与重构

行政共和主义既是历史的自然发展,又是理论逻辑的必然演进.公民治理理论作为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前沿理论,可以看作行政共和主义较为典型的理论形态,但并没有充分展现行政共和主义的丰富内涵.从当代共和主义的视界解构公民治理理论,可以建构起行政共和主义的基本理念框架:以共有为基础,以共治为原则,以平等为秩序,以协商为方式.行政共和主义是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最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