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是言语

"文本"是解释学的重要范畴,解释学就是研究对文本的理解的。解释学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文本是一种语言的存在。语言可以相对地区分为"语言"和言语。言语是活的语言,是使用着的语言,有说话者(作者),有听众(读者),有语境,有所指(文本的意义),有个体性的特点,一旦言说,言说不可改变;而"语言"是对言语的语文学抽象,指人们在言语时能使用的语词的发音或字形、词义(能指)、语法、体裁等,它不是使用着的语言,是"死的语言",没有言说者,没有听众(读者),没有语境,没有所指,没有个体性而有区域性、民族性,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文本作为语言的存在是言语,包含着"语言"而不能仅仅看作是"语言"的存在。确认文本是言语这一事实,对于解决"人的历史活动是不是文本?"、"什么是文本的意义?"、"文本有没有原意?"、"文本的原意能否被读者把握?"、"理解有没有正确性问题?"、"理解正确性的标准是什么?"、"理解和认识有什么区别?"、"解释学和认识论有什么区别?"等解释学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解释学应当尊重文本是言说这一事实,一切与这一事实相符合的解释学理论是正确的,而一切背离这一事实的解释学理论是错误的。     

文本概念及其特征:基于哲学诠释学的一种理解

语言、思想与事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存在论的语言结构关系,事物因此可以被语言化为能被理解的存在,人们可以像阅读书籍一样“阅读”事物,理解事物就是解释文本。文本概念遂成为哲学诠释学的中心概念。伽达默尔通过考察文本概念进入现代语言的两种方式,揭示出文本概念的两个内在规定性：以真理为内涵的经典性和意义诠释的无限延展性。文本不是预成物,先于诠释直接给予诠释者。文本在诠释中生成,表现为一种可被带入不同语言并不断被赋予新说的语言意义整体。哲学诠释学的文本概念具有“历史性”“非成品性”和“可读性”三个基本特征,它们揭示语言与被理解物之间的诠释学关联,映现被理解物的存在状况,显明诠释学的普遍性。     

中国哲学诠释方法——“同情之理解”的源流及其限制

一、"义理之学"和"征实之学":儒经诠释学的两种基本方法诠释(exegesis)是诠释学(德文Hermeneutik,英文hermeneutics)的基本概念.诠释学的先驱人物约翰·孔哈德·丹恩豪尔所著《圣经诠释学或圣书文献解释方法》(1645),最早使用"Hermeneutik"(诠释学)一词作为其书名,其本义是"文献解释方法".诠释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原本是一种解释技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理论和哲学.作为诠释学范畴的诠释对象的文本,原来仅限于用文字写出来的作品,后来扩展到其他作品,乃至于凡历史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事件或现象非经解读则不能被理解者皆被当作文本来看待.相应地,诠释学中的诠释起初只是对文字作品的解释,后来发展到对存有诸多不同解释之可能的一切非自然的事件或现象的解释,其诠释功能最初只是说明文本原有的意义,后来更兼及说明文本在解释者所处时代所可能具有的意义.     

体系解释的反思与重构

体系解释作为通过建立理解的语境进行解释的法律方法,遭遇到解释学循环的难题.通过对体系解释进行诠释学的反思,体系解释中的解释学循环由方法论走向了本体论,体系解释的过程势必是解释者前理解结构参与下的理解过程,成为理解的螺旋上升过程.因此,体系解释所依赖的法律体系势必是需要解释者进行价值评价的开放体系,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法律文本含义的稳定性,从而以读者权威取代文本权威.为维护法律文本的权威,体系解释的目标则由法律文本的协调性走向解释者价值评价的融贯性,要求解释者采取一种建设性的解释态度.     

"意会知识言传化"的哲学解读——以科学语境为例

理想的意会知识言传化,不仅使听者获得与言者对同一事物大致相同的理解,而且可能促使听者根据自身经验对言传内容产生新的认识.其重要特征"不可充分言传性"表明:一方面,意会知识言传化是思维与语言结合的产物,语言无法尽言思维,正常思维者具有相对稳定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规范着思维方式和言传方式;另一方面,聆听往往不是对全部言传内容而是着重对言传要点的把握."意会知识如何言传"的主要难点表现为言者对文本言传与文本本身意义之间的涵盖问题、听者对言传内容的理解问题等.在科学语境,主要通过明确表达与隐喻方式言传意会知识.当然,意会知识难言性也存在于专业共同体内部及共同体之间.     

中国古代法律注释与当代法律解释学的差异

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并发展了"律学",而"律学"从其研究对象、方法及成果看,实际上是诠释法律的一门学问。中国古代的法律注释与当代法律解释之间存在差异,法律解释是依托哲学范畴内的解释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阐释法的内涵及法律文本之外的法的因素为目标的一种认知法律的方法,这种方法自20世纪中叶以来已然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并日益为法学研究者所重视,成为当代法学研究的核心。尽管中国古代法律注释未能学科化,但其为当代法律解释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论证材料,其本身的成就也直接丰富了我们对法律解释学的理解。     

法律解释的缺环

法律解释以法律文本开始，以识别裁判所必须的法律为结束点。法律解释并非语言含义之演练，也非为一种纯粹的经验性决策方法，毋宁受到法则之规范。解释过程的中间环节需要予以澄清和揭示。无论是以语言含义为目的的法律解释标准图景，还是聚焦司法裁判过程的现实主义者，都忽视了解释法则的存在。解释法则为法律解释活动的规范性提供了保证，也为疑难案件的裁判决策允诺了不同的法律解释选择技巧。     

论诈欺和欺诈--兼议法律语言的通俗化

文章通过对两大法系和罗马法涉及"诈欺"制度的分析,辨析"诈欺"和"欺诈"用词的优劣,企图以此展示法律语言的"通俗化运动"和法律语言本身特质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在立法文本及译著中使用"诈欺"是妥当的,并且主张法律语言的"通俗化运动"应该有恰当的界限.     

法律解释的语言学向度

法律解释的过程本质上是语言运用以及语言交流的过程,语言彰显了法律的沟通之维.因此,有必要在语言哲学的层面上定位法律解释问题.法律解释的语言学向度在语义学上体现为辞事相称的语言指涉型解释,语言体现为法律语词和法律事实之间一一对应的指涉关系;法律解释的语用学向度则体现为语言在本体论上对解释者存在意义的彰显,体现出法律语言在法律理解过程中价值的彰显和意义的阐发.在语用学上定位法律解释,法律解释不仅仅是表层的方法学,而是体现解释者话语权的深层政治学.     

名还是未名:这是问题

早期中国文献极为关注命名及称谓的问题:例如,诸子对于"忠"这样的重要概念应如何被"谓"有各自的论述,他们透过这样的命名行为来影响其他人对此概念的理解。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翻译之中,命名性的"谓"常被"是什么"的"是"取代。以先秦诸子如何界定"忠""孝"为例,研究者从中可以发现中国重"名"思想的诠释工具通常有三:其一是孔子、儒家或中国哲学中的"正名"学说;其二是西方修辞学中的"转谓"(paradiastole);其三是分析哲学中的说服型定义(persuasive definition)。在解读诸子典籍时,虽然上述三种工具皆有削足适履的危险,但对于诠释文本却不无启发。重新检视这三种诠释工具,除了辨认出这些工具的危险性之外,亦可透过反思来发现它们的价值。     

阅读马克思:时代的主题与历史的任务

马克思思想的深刻性注定了马克思的文本必然要以经典的形式出现并不断地为人们所阅读。一部马克思文本的阅读史就是一部精彩纷呈的马克思思想的诠释史。在这里,汇集了不同文化背景、理论思维、意向和词汇传统中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并从中折射出各种阶级、政治和权力关系。因此,对于今天的读者,阅读马克思便意味着双重的任务: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理解对马克思的种种解读,这就需要对马克思的阅读这一现象本身进行反思,而将阅读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提出,就意味着对阅读进行反思的开始。     

试论中泰两国瑶语的词汇差异

泰国瑶族源自五岭地区的湖南、广西、广东,在脱离母体后,泰国瑶语发生了变化。在词汇构成方面,两地瑶语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泰国瑶语较多地保留了民族固有词和文化习俗词,而国内瑶语有些固有词已不见于口语,仅存留在歌谣里,大量的文化习俗词也逐渐消失;泰国瑶语中的借词除共有的老汉语借词外,还有泰语以及其他东南亚语言借词,国内瑶语则限于汉语西南官话借词;泰国瑶语新词的借用方式倾向于半音译半意译,国内瑶语则更多地直接搬用;泰国瑶语有一些新创词,创词方式也多用固有词素和语序,国内瑶语则很少有新创词。     

口传、书写与立言:诸子学派文本的经典化

诸子立言文本具有学派性质,其经典化的过程,是在口传与书写两种方式下发生的,因此具有内在的矛盾。礼崩乐坏促使经典的形成从口传时代向书写时代过渡。而进入书写时代的诸子,在力图实现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中,却仍然重视口传,并把口传作为文本的基本阐释方式,由此扩大了学派文本的影响力,在文化记忆的延续形态从"仪式一致性"向"文本一致性"转变的过程中,为学派文本最终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     

语言翻译问题再探

翻译既是两种语言的转换 ,又是两种文化的对接。本文探讨了翻译中英汉两种语言之间词、词序、文化、语义等方面的问题 ,旨在摸索出语言翻译中相应的规律。     

汉藏语系假设——中国语言学界的“歌德巴赫猜想”

汉藏语系是有数百种有亲缘关系语言的总称,它的研究发端于十八世纪末,经过许多代境内外学者的不断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许多重大分歧,中国是汉藏语系语言分布的故乡,理应对汉藏语系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本文简要回顾了汉藏语系研究的历史经过,介绍了中国学者目前开展的一些工作,期望在本世纪为推动汉藏语系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Meaning Guessing Strategies in English Reading

In the course of reading we can guess or infer the meaning of some new words, difficult words or keywords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logic,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language structure, etc. and it is a very useful reading skill. When obtaining this kind of skill, the readers can quickly infer the meaning of new words from the clue offered by the context or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 of new words,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reading speed and reading ability.     

论《古诗十九首》中的异文与模件化套语

诗歌通常被认为是高度表达作者个性与内心世界的一种艺术形式,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评论传统中,"知人论世"成为基本的评判准则。与之类似的,"赋诗以观志",即通过诗反观或推测作者的情感、品格与境遇,也反映了远离当时创作环境之人试图接近诗歌"初始"面貌的努力。然而,诗与人之间联系的相关度与可靠性并未得到深入的考量。在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一系列先唐古诗(包括乐府)中,一方面,为数众多的异文将使后世"一字千金"的评价显得暧昧可疑;另一方面,频繁且几乎以固定模式出现的某些套语迫使读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从文本回溯到创作者或时代背景的努力能否达到。因此,"诗可以观"的古老理论面临着双重考验。     

地方本科院校“语码转换—环境沉浸”式双语教学模式

通过调查研究重庆和湖南10所地方本科院校双语教学情况,在指出其存在的问题的前提下,推行了"语码转换—环境沉浸"式新型的双语教学模式,效果较好。语码转换的意思就是创造两种语言交替使用的外界环境,并以此促进外语习得者交换使用两种语言的一种语言现象,由于它很灵活,学习者可以以单词、短语、从句、整句或句群的形式表达意思,从而可以作为人民实现交际活动的一种语言策略。"语码转换—环境沉浸"式双语教学模式分为两个互相联系的环节,即课堂实现语汇、语句、语篇的适时适量转换,并创造外语习得的外界环境和机制,使学生尽可能沉浸在英语思维的沐浴环境中提升其双语运用能力。     

释“一日三秋”之“秋”

词语释义既要考证其来源,又要看其发展。“秋”在《诗经·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中只能解释为“秋季（三个月）”,但是语言是变化发展的,在现代汉语中,成语“一日三秋”的“秋”解释为“年”也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该发展过程经历了两次转喻：由“谷物成熟”转喻为“谷物成熟的时间、季节”,即“秋季”;再由“秋季（三个月）”转喻为“年”。前者属于“事件时间参照点”转喻,后者属于“部分时间与整体时间”转喻。最后,文章提出成语理解应该遵守古今演变原则和内涵意义为中心的原则。     

文化差异下的英汉成语翻译

成语在不同语言系统中都是历史传统的积淀,语言的精髓体现。本文从英汉两种语言的共性和个性人手,深入分析在文化差异下的双语间的个性差别,并从文化传统,宗教,神话传说和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详细阐释,探讨译者如何运用翻译策略才能将源语的成语以最恰当的方式转换成译入语,既不失源语的特色,又便于译人语读者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