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收入”多维贫困的识别与影响因素探析——基于CLASS数据对农村老年妇女样本的考察

文章基于AF贫困测量法,结合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四个维度出发,将各维度对应指标均匹配到国家关于老年人或妇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据,识别出我国农村老年妇女在非收入层面的多维贫困现状——医疗服务不足、卫生条件简陋、互联网生活匮乏是当前我国农村老年妇女面临的三大生活困境;量化分析收入贫困与文章定义的非收入多维贫困的关系,从个体、家庭、地区层面找出影响农村老年妇女的致贫因素——年龄、学历等个人因素和区域因素明显影响着多维贫困的发生,收入、家庭成员等变量与老年妇女晚年是否陷入非收入多维贫困也存在着必然联系。     

甘肃农村贫困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农村贫困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以甘肃农村为例,分析得出了甘肃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自然条件、人口素质、生产资金、农民工就业、贫困文化五个方面;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进行了各影响因素与贫困的关联度分析,确定各因素影响贫困的重要程度;根据分析所得结论,提出了解决甘肃农村贫困的对策建议。以期丰富农村贫困理论、为相关部门制定农村扶贫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残疾人多维贫困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苏为例

残疾人贫困既有因经济因素导致的贫,更有因身体残障和社会对残疾人的不良态度而造成的困。全面认识残疾人的贫困现状,对于到2020年实现残疾人全面小康的社会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利用AF方法,根据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与需求专项调查数据,以江苏省为例,对残疾人多维贫困状况加以研究;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分析残疾人致贫的影响因素。由此得出:残疾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发生贫困的概率越小;城镇残疾人比农村残疾人更易发生贫困;经济发达地区残疾人发生贫困的概率较小。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贫困的致因分析——基于贫困代际传递论与贫困陷阱论比较

目前,我国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挟贫政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呈弱化之势,其关键原因就是没有根据不同的致贫因子采取合适的减贫政策。事实上,所有的致贫因子大体上都可以归类于贫困代际传递扣贫困陷阱两种致贫模式,深刻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异同,厘清这两种模式的致贫机理,对于制定合理的反贫困战略以破解欠发达地区农村的长期贫困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和理论意义。     

少数民族文化致贫与贫困文化后果研究

文化致贫作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致贫的原因之一,具有多样性、长期性、致贫惯性等特点,是反贫困的难题。由于文化致贫原因各不相同,多样性文化在贫困领域也表现为贫困原因的多样性,因此制定多样化的经济发展策略对多样性文化在减贫中所起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分析文化致贫原因需注意四个问题:1.不应将传统文化中一些致贫因子作为社会的信仰、规范、价值观和态度来判断一个民族或个体的道德行为;2.针对传统文化中致贫因子的惯性发展,反贫困策略可能失效并出现大面积的反贫困失败;3.由于贫困群体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长期认可和适应,其诉求与外界所提供的帮助呈现信息不对称;4.多样性文化中有些文化特征具有公共性特点。少数民族群体贫困及其贫困文化后果既可能对个人也可能对整个民族形成影响;贫困造成的文化后果有自我延续及叠加,更严重的是因贫困形成的反抗性文化会导致与其他民族、族群或族裔保持距离,并对社会和谐发展产生障碍。文化致贫的反贫困行动是一项长期策略,除关注物质贫困外,还需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从物质财富以外的领域来改变生存、生活境况。     

基于AHP的农村致贫因素研究

基于系统论观点,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层次划分,从自然、经济、社会三个方面构建包括4个层级、27个指标的农村致贫因素评价指标体系,然后结合四川省青川县实际情况,运用AHP方法对其致贫因素进行综合评析,得出该县主要致贫因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进一步制定脱贫政策提供定量依据和参考。     

赣南原中央苏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带致贫因素分析

赣南中央苏区是我国典型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是实施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利用2006—2010年赣南原中央苏区13个县的经济、社会与自然等相关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定量研究影响赣南原中央苏区集中连片贫困因素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主因子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对赣南苏区集中连片贫困区致贫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农村用电量。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提高教育水平、加强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和开展农村电网建设改造有利于推动赣南苏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反贫困进程。     

大别山连片贫困区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Panel Data模型分析

基于大别山连片贫困区36个县市12年相关数据资料,运用Panel Data模型分析了大别山连片贫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主要结论认为,农业科技进步,农田水利建设,化肥投入等对该地区农业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该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对策与建议。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治理转型：内源性扶贫——以滇西北波多罗村为例

受自然、历史、地理等综合影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致贫因素复杂。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处于物质、人力、社会资本贫困叠加、负向影响的困境之中,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对扶贫对象进行贫困干预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以精细化的社区能力建设来不断增强扶贫对象与外部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这就需要农村贫困治理从线性、植入式的外源扶贫模式向内生能力培育为重点、多元参与治理的内源性扶贫转型。对波多罗村内源减贫研究表明,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协同推进下,贫困农民生计资本提升,参与外部经济和市场竞争能力增强,生计结构向高价值优化,实现了增收和社区减贫。     

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的城市贫困问题的实证分析

依据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交换权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就业、社会保障、收入水平及生产方式等。将对这些因素采用灰色系统分析中的灰色关联理论进行实证分析。选取样本数据,确定行为相关序列,在计算出绝对关联度和相对关联度及综合关联度的基础上,得出关联度排序,即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力排序,以求对城市贫困问题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体系研究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的相关问题引起政府、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从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概念和体系入手,结合四川省凉 山州调研情况构建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体系运行机制,通过分析其运行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影响其各个子系统的运行因素,得出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体系能促进本地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村产业发展,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助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结论。     

脱贫农户返贫风险评估及防范机制构建的实证分析

识别脱贫农户返贫风险并制定有效的治理策略是现阶段解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针对脱贫农户生活水平不稳定可能导致的返贫问题,基于陕南脱贫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构建返贫风险指标评价体系并利用物元模型评估脱贫农户返贫风险程度,深层次剖析返贫风险的影响因素,建立脱贫农户返贫防范机制。研究认为:陕南大部分脱贫农户处于一般风险水平,且差异较小; 脱贫农户成员健康状况、遭遇自然灾害风险、环境污染影响农产品质量风险和社会关系网是导致陕南脱贫农户可能返贫的重要因素,说明脱贫区的政策制度、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脱贫农户个体能力是陕南脱贫农户可能返贫的影响因素; 建立依据事前防御、事中处理、事后追踪体系的全过程性风险预警机制,加强脱贫农户思想观念培育,注重内生动力提升,提高脱贫农户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打造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优势产业,促进生态农业、农旅产业、文化产业发展,改善升级乡村教育医疗,提高道路水利、信息网络、天然气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脱贫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提高可持续生计水平和社会参与能力。     

易迁移民就业机会、人力资本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

基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家庭的三个阶段动态调查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人力资本改善和就业机会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易地扶贫搬迁使少数民族移民人力资本显著增加;第二,易地扶贫搬迁明显提升了少数民族移民的就业机会;第三,家庭人口、社会资本、政策感知、社会适应、公共设施、民族文化等因素对易地搬迁移民的人力资本有显著影响;第四,家庭人口、社会资本、政策感知、民族文化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就业机会有显著影响;第五,易地扶贫搬迁对少数民族移民的人力资本与就业机会有持续性正向影响。基于此,少数民族脱贫移民后期扶持需从发展县域产业、搭建就业平台、强化就业能力、扩宽就业渠道、促进多元化就业和多业态就业、建设民族多维互嵌型社区共同体等入手。     

城市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因素识别与消减策略

全球化、高科技、高风险的社会特征给城市居民家庭带来巨大风险冲击,其贫困脆弱性问题值得关注。贫困脆弱性是指因风险冲击而使得家庭或个人未来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的概率或可能性,在反贫困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贫困脆弱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CFPS数据对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识别其中的影响因素,这是进行前瞻性政策设计的前提与基础。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在户主年龄、就业状态等维度呈现一定的特征分布。总体而言,有将近一半的城市居民家庭属于贫困脆弱性家庭需要政策的干预。文化程度、生活支出、家庭资产、地区、重要事件、婚姻状况、就业状态、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是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尤其要重点关注收入变动性贫困脆弱性。可以通过兜底保障、风险缓解、能力提升及行动改善等手段来消减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农户防范返贫:应该更关注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

基于部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利用多维返贫测算方法识别返贫农户,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农户防范返贫中的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防范农户多维返贫的重要因素,但从返贫效应的视角看,人力资本防范返贫的影响更大,是巩固拓展农村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资本。(2)机制分析中,人力资本能发挥迁移效应,通过劳动力流动的部分中介作用防范农户返贫,而社会资本能发挥信息获取和抵押品效应,通过创业的部分中介作用防范农户返贫。(3)人力资本降低了农户在收入、医疗、生活维度的返贫发生概率,社会资本则降低了收入、医疗维度的返贫发生概率。(4)两类资本的防范返贫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人力资本显著降低东部和西部农户返贫发生概率,而社会资本显著降低了东部和中部农户返贫发生概率。     

社会转型中农民环境权益的保护——以广东农村为例

农村环境质量急剧恶化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不仅对农民健康权和财产权造成巨大损害,而且导致农村返贫率上升,城乡贫富差距拉大,人与自然关系恶化,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该文在大量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将如何保护农民环境权益放在社会转型这一背景下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保护农民环境权益的若干建议。     

相对贫困的内涵、测度及其治理对策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全球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长期存在,如何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全面审视相对贫困的内涵和测度,从制度、资本和文化等方面讨论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分析解决相对贫困的关键环节,提出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强教育体制改革,以此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制度保障、基础支撑和智力支持。     

西部地区农村老年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的调查数据

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1575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对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Probit模型显示：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有共性因素和特性因素,年龄、劳动、政府救济金、财产性收入、低保和子女生活费、子女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共性因素;文化程度、健康程度、自理能力和是否有养老保险是影响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子女数、性别、婚姻状况是影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针对这一结论,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基础医疗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新型“孝文化”,营造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氛围,缓解西部地区老年贫困。     

论多维贫困视角下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从多个维度而不是单一的收入维度来测量贫困和缓解贫困是学术界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少从制度构建上来关注除了收入贫困之外的其他贫困群体,这显然忽视了不同贫困类型群体间的差异性,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在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构中引入多维贫困视角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及其衡量维度和指标对我国当前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尝试提出构建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议。     

场域视阈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分析——基于闽西地区SM村的个案调查

基于对12名农村老年人的访谈,以场域理论为分析视阈,以文化惯习约束与社会场域型塑相融合的研究路径来深化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现象的认识：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型塑因素;农村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是农村老年贫困的次生性建构因素。二者相互依存交互影响,将农村老年贫困的型塑与建构融合于农村老年生活的实践。要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需要破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养老惯习,建构改善农村老年贫困的生活场域,强化突破农村老年贫困的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