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瑕疵证据解释与补正程序改造

瑕疵证据的合法性转化极具理论与实践意义,《死刑案件规定》和与之配套的《指导意见》生逢其时。但是,由于瑕疵证据解释与补正的程序规定存在理念缺失、价值错位、程序虚无等问题,致使司法实践矛盾丛生。因此,对之进行合理化改造乃当务之急。理想的改造方向为诉讼化改造。具体思路是:统一由法官来进行瑕疵证据补正审查,审前阶段和审理阶段瑕疵解释与证据补正审查法官分离,允许当事人积极充分参与,对审查结果提出异议的当事人设置申请重新审查的救济途径,对假借补正恶意妨碍诉讼的侦控机关责任人和当事人设置惩戒机制等。相应地还需对相关制度做出合理安排。     

论行政程序瑕疵的补正

行政程序具有瑕疵并不必然导致行政行为无效或撤销,如果这种程序瑕疵比较轻微而且具有治愈的可能,那么补正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制度。从理论上而言,补正是程序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和行政效率冲突和协调的结果。鉴于此,各国对补正制度的适用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尽管我国立法界与理论界对该制度存在一定的分歧,然而补正在实际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在今后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中确立该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瑕疵证据制度的风险及防范

瑕疵证据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我国侦查机关不规范取证的形形色色。然,瑕疵证据制度的出台不应当是为了发展出更多瑕疵,而在于规范和减少瑕疵证据。由于对瑕疵标准缺乏合理并具可操作性的界定,可能会导致瑕疵证据适用的泛化,不利于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和实现司法纠错功能。要寻求减少瑕疵证据的路径,需要科学界定瑕疵的判断标准,完善取证制度,提高取证质量,细化瑕疵证据的补救方式,完善瑕疵证据的审查程序。     

瑕疵证据之新解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为我国社会所关注,其所蕴含的人权保障与程序正义理念已成为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体现。两个证据规则的出台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但与非法证据相伴而生的还有瑕疵证据,二者在证据的基本属性上有本质的差异,对其排除与适用规则也有不同规定:非法证据一律排除,瑕疵证据则可以有条件转化适用。     

腐败犯罪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界分标准

治化反腐和冤假错案防范的有效实现,需要审判人员对腐败犯罪事实证据的精准审查。通过对腐败犯罪案件中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的类型分析,提出“程序违法程度、证据的客观性和程序正义”作为腐败犯罪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界分标准。从而对非法言词证据、非法物证、书证以及瑕疵证据适用不同的排除规则,为有效实现法治化反腐的目标提供参考依据。     

论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包括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等不正当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以及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等。排除非法证据体现了权利保障现念、权力制约观念和正当程序观念，体现了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相冲突时将程序正义置于实体正义之上的价值选择，是为解决办案人员侵犯公民所具有的由宪法允诺予以保护的权利而采取的步骤，是司法状况的必然反弹。非法取证行为，损窖国家机关威信，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容易扭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同时造成虚假证据。     

提升司法公正的路径选择——以正当程序和司法良知的关系为切入点

相对道德而言,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更大。从根本上讲,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的输出。不同的司法制度有不同的输出,程序正义的司法制度输出司法公正,缺乏程序正义的司法制度输出司法不公正。正当司法程序从三方面增进司法公正:直接输出司法公正,通过养成法官的司法良知增加司法公正的输出,扼制司法良知的误用与滥用。以此观之,实现司法公正的治本之策在于以正当程序为导向进行司法制度改革,而不在于对法官进行道德说教。     

法定证据种类的解释视角反思——以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法定证据种类的传统解释应当受到质疑。传统解释选择了一种“大诉讼”场域的解释视角,将证据保全资料与被保全的证据视为同一证据种类。这种观点模糊了不同证据种类之间的逻辑界限,导致人证类证据难以确定,助长了刑事审判证据运用的书面化、电子化现象,并使当事人一方形成的证据保全资料无法取得证据资格。要想突破传统解释面临的困境,必须将解释的视角转向审判场域,在修正证据种类概念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证据保全资料的证据种类与证据地位。     

非法证据与量刑关系的再审视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在量刑和非法证据两个领域的不断深化,如何处理非法证据与量刑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影响这两项改革实效的关节点。非法证据与量刑的关系,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非法证据能否在量刑程序中使用;二是,如果可以,在量刑程序中如何使用非法证据。为了在量刑程序实现刑罚个别化的同时,也不妨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震慑效力,需要确立一个客观标准来判断在具体案件的量刑程序中是否使用非法证据,此外,还需要有限制加重的规定,即减轻非法证据对加重被告人量刑方面的影响。     

论合理期待原则对保险合同解释的司法适用

美国通过判例的方式确立合理期待原则,其主要目的在于制约保险人优势,矫正当事人缔约失衡地位。我国《保险法》虽然没有规定合理期待原则,但该原则已经在司法裁判中大量适用,从586个保险案件判决显示,法官能够运用该原则对保险合同条款进行符合普通投保人合理期待的解释,进而维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合理期待原则已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裁判产生实质影响,且有立法化趋势。我国现有的保险条款说明义务、不利解释制度不足以应对保险双方缔约失衡困境,应适时引入该原则,与不利解释原则、说明义务等制度协同适用,更好地平衡保险合同缔约双方的权利义务。     

文艺起源新说

文艺起源于审美、爱美、求美、创造美的艺术冲动.古代文学即广义的美学.文、王、巫、儒一脉相承,分别草创了言笑、诰命、卜祝、经典四大文艺.     

敦煌契约文书词语考释

契约文书是敦煌社会文书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反映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口语性强。契约文书中一些词语各类辞书未予收录或虽收录但释义不完善,在此予以考释。     

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缺失及司法解释补救——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进行了大幅修改。这次修改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门槛,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增强了刑法在惩治环境污染行为方面的威慑力。但是,本次修改仍有不少疏漏之处。例如,《刑法修正案(八)并未给出"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标准,也未明确"有害物质"的范围,其量刑设计也沿用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规定,并未结合实践需要进行适当调整。"两高"应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本次修改存在的诸多疏漏予以补救,以回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更好地发挥刑法在打击环境犯罪,保护环境法益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高等学校对学生违纪处分之正当程序探索

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违纪处分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没有专门的学生违纪处分主体、不告知学生应当享有的权利等,导致近几年来出现许多学生告学校的案例.采用分析的方法提出,为了减少纠纷的发生,应当完善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对学生违纪处分的程序,比如建立事先通知程序、在审理程序中举行听证、规范送达和告知程序等.     

敦煌变文疑难词语考释商榷——《〈敦煌变文校注〉识读语词散记》读后

本文对赵家栋、付义琴二位先生的大作《〈敦煌变文校注〉识读语词散记》中考释的敦煌变文词语粗牞、□我、团估等提出商榷意见。这些疑难词语有的已有学者考释,有的还需存疑。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理解与解释"

理解与解释的关系是人类科学活动的基本关系,它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理解与解释的方法论关系表现了人类从事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活动的不同特征,理解与解释的认识论表征着人类科学活动的内在矛盾,而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的理解与解释的本体论关系,则构成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活动的共同根基."理解与解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致和辩证统一,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思想或原则.     

对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统筹发展理论体系的当代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统筹思想的火花散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论住宅问题>、<资本论>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由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深度耕犁的角度出发,对城乡统筹发展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与当代解读,我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城乡统筹理论,是由概念、对立的产生根源、发展动力和实现道路所构成的严密、科学、完整的思想体系.它经过列宁、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的丰富和完善,已然成为当代有中国特色的城乡统筹发展道路的理论依据.     

小说的影像阐释及其意义解读

小说的影像阐释是当代影视剧生产的重要源泉,在视觉文化主导的今天,小说的影像阐释不仅使小说进入文字阅读和视听感知结合的“共读”时代,而且为影像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同时,小说的影像阐释已经对当代作家的小说书写、小说生成方式及小说传播形态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逻辑内涵、解释与预测功能

文章通过比较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论概括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描述的逻辑推演,发现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来分析社会形态本质特征的。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概括比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描述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和指导性;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科学性体现在它对当今的所有制和收入分配改革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和预测功能。     

刑事证据标准与证明标准之异同

中国司法实践将证据标准混同于证明标准、充分性标准等事实认定的判准,不但使其偏离了本来意涵与功能,而且导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