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行政法研究

目前,农村的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如何更好地治理农村环境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政府主导型环境保护模式下,由于地方政府职能以及农民参与权的缺失等原因,导致农村环境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理,频发的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因此,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是必要的,并且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具有法律基础与现实基础。在此基础的分析之上,从行政法的角度出发,以农民参与权为基点,建议在农村环境治理的行政立法、行政决策、行政执法和行政法制监督等方面吸收农民参与进来,以期实现对农村环境更好的治理。     

群体性事件与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而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弊病,无疑成为促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为此,加快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与责任性,加快官僚体制的改革,确保权利运行法制化,推动信息公开和建立多元沟通机制。使政府能够更好的提高执政能力,有效应对和缓解群体性事件,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农民意见表达法律制度研究

在我国,随着社会高速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出现上升趋势,对于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甚至已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一现象暴露出我国在农民意见表达法律制度方面存在不足,对此,本文就选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信访制度、集会游行制度等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提出诸如完善选举法、村委会组织法等法律规范,加快制定信访法,明确信访机关权责及规范信访机关行政行为,降低集会游行示威的限制,从而建立健全顺畅的农民意见表达法律制度,从而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农村环境管理与农民参与

目前我国农村自然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威胁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生存。但现有的环境政策和环境制度建立在工业和城市污染防治的基础上的,对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和其特点重视不够。因此,我们必须让农民参与到环境管理来,在实践中努力探索一条我国农村环境管理的有效途径。     

政府信息公开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和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时期,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在分析群体性事件与政府信息公开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视角,从机制缺位和法治失范两方面揭示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诱因,进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正确认识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正功能——以科塞社会冲突理论为视角

社会冲突无处不在,尤其是当今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各种矛盾冲突凸现.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农村群体性事件就是社会冲突在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解释和认识冲突方面,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从一个理性的视角,在充分肯定冲突消极影响的前提下,更加强调了冲突的正功能.这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启示.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治理

研究指出,当前我国正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然而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多元利益矛盾的交集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疏解,从而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爆发的规模和数量呈现出上升趋势,使新型城镇化的任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剖析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现状与产生原因,建立有效的防范与治理机制,是顺利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有力保障与重要内容。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与发展,农村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激增与显现,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本研究认为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源于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资本极其薄弱,需要建构农民与各级政府良性互动的社会网络,扩展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从而提升政府的社会资本,达到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控制,增强社会和谐与凝聚力,提高社会质量。     

环境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研究 ——基于多案例比较分析

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并且环境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发展迅速,影响深刻,探讨其网络舆情引导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发生在2005—2017年间的24个环境群体性事件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发现:环境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引导包含多元的引导主体、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主动的网络议程设置、联动的线上线下行动、及时的信息公开与回应、完备的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和稳定的制度支持7个要素,环境群体性事件类型对网络舆情引导要素与事件治理结果之间的关系具有影响作用.     

从群体性事件看我国政治参与的缺失及应对

群体性事件是民众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以非制度形式表现的政治参与.它反映了我国政治参与的缺失,展现了我国政治参与中面临的制度建设、执政能力等方面的症结.制度上有效政治参与的渠道有限、法律上对于参与权利保障不完善、部分官员依法执政行政能力不足、民众缺乏参与实践、有序政治参与意识缺乏等都成为有序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必须从制度...     

当前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与治理对策——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

社会资本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是有效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培育,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有效实现。     

多元联动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受社会民主化进程加快和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影响,社会矛盾也进入多发期,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克服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失灵的弊病,本文意构建以政府为核心,政府与媒体、政府与第三部门、政府与公民、第三部门与媒体、媒体与公民、第三部门与公民多元联动的新型治理机制,破解群体性事件治理难题。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的分析

行政诉讼禁令判决,是指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人民法院作出的,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实施某项行政行为的判决,是法院为制止违法行政行为可能造成的潜在性风险的一种预防性的判决方式。我国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现有权利救济机制存在环境司法治理模式边缘化、政府环境风险监管责任乏力以及事后救济难以恢复生态环境等缺陷,因此,亟有必要在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引入行政诉讼禁令判决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从而达到防范环境风险、树立司法权威和保障农民环境权益的目的。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归因与治理路径

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和结构失衡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或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农村基层政府合法性危机所导致的基层党政权威的弱化及民间权威的膨胀,农民的法制观念淡薄且易于产生从众行为等,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重视农民的合法权益,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农民制度参与的有效供给,基层政府转变职能,重塑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是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其矫治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突发性、组织性、对抗性等特点,并且"由乡入城",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与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与预警机制的不足。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矫治,应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改变社会利益格局,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     

近十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简析

近十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数量呈急剧上升趋势,其分布十分广泛,多发在经济发达地区中的相对落后地区,以华东、华中、华南地区环境群体事件较为突出,并且集中发生在村镇一级。其中参与人数多的较大类、重大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占比很大,主要是针对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而进行的抗争,一般都存在着一年以上的酝酿期。这些环境群体性事件组织化程度很低,但暴力化、对抗性较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参与力量具有明显的底层性,其城乡差异显著,环境群体事件的处置问题需要我们尤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