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争

元朝统治者把各种宗教作为维护其统治的精神支柱 ,因而对宗教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各种宗教为了扩大其影响 ,相互之间进行排斥和打击。本文通过蒙古国时期漠北地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关系、阿合马事件和乃颜事件看元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互争斗 ,以及元朝统治者为了平息争斗而采取的对策。     

城市个体化新移民与一个跨族界教会的宗教实践——一项应用并反思宗教市场论的教会拓殖过程研究

文章通过对一个位于中国东北S市的由朝鲜族教士带领的朝、汉混搭基督教会跨越族界发展过程的描述,呈现了这一教会凭借为城市个体化移民(主要是年青人)提供归属感,来发展教会的实践过程.在运用宗教市场论对这一跨族界宗教形式教会的成因进行解释的同时,文章也通过对当下中国社会宗教市场发展的归因、中国本土条件下小教派与大教会的关系,以及宗教资本与信众的委身问题的思考反思了宗教市场论的相关结论.认为在宏观层次社会结构因素是与国家行政因素等量的宗教市场形塑因素、在中观上中国本土条件下小教会(派)与大教会(派)的关系既非充分联合也非完全独立、在微观的宗教资本与信众的关系问题上宗教市场论的结论也有待商榷.     

中古欧洲三大一神教之间的紧张与互动

世界三大一神教即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西方宗教史上的主线,对欧洲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中古时期的欧洲为例,分析三大一神教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虽然同根同源,但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渐行渐远,在彼此的对立中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在中古欧洲的制度层面,这三大宗教之间彼此排斥,但由于它们之间有较多的相同之处,在具体的生活层面,又有较密切的接触,因此在信徒个体的层面,也不乏相互转信的个案。这三大宗教在中古欧洲的对立局面,彼此之间相互歧视,造成双方都形成了较深的历史伤痛,这也是今天这三大宗教之间仍然难以友好相处的历史原因。     

从生活所迫到自愿选择——甘南夏河尼僧出家原因的人类学调查

甘南夏河是安多藏区的宗教、文化中心,以藏传佛教著名黄教寺院拉卜楞寺为中心,这里云集着各个教派的大小寺院,也是藏传佛教觉姆寺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据笔者调查,目前在拉卜楞寺周边建有三所觉姆寺.本文在对其中两所女寺尼僧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现代尼僧群体的出家原因和不同原因所占的比例,并由此认为,安多藏族女性剃度出家原因已经从生活所迫为主演变为自愿选择为主,同时探讨了该现象形成的社会与文化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佤族地区基督教活动情况述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耿马、双江及沧源等佤族、拉祜族地区基督教活动相继得到恢复,信教群众及教会场所大幅增加,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佤族地区基督教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组织逐步健全,倡导爱国爱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二是注重培养、培训教牧人员;三是根据需要,扩大培训内容和对象范围;四是注意发展经济,解决自养。当前佤区基督教尚需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沧源教牧人员中,群众自发认可的多,文化程度低、年龄大,缺乏系统的训练;二是耿马基督教福荣教会与耿马镇教会关系的协调问题．     

宗教文学的传播与欧洲民族的基督教化——以《圣马丁的生平》为例

宗教与文学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互动关系。在欧洲中世纪时期,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这种联系变得尤为紧密,因此产生了大量诸如"圣人传"这样的宗教文学作品。本文特选最著名的"圣人传"作品《圣马丁的生平》为例,分析基督教"圣人传"的特点,以及它与基督教经典"福音书"之间的关系,试图说明"圣人传"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教化作用。     

人口流动对基督教全球传播的影响

基督教流动人口是基督教在全球传播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在基督教存在的前五个世纪,广泛的人口流动将基督教变成了全球化的信仰。广泛的人口流动在其它主要的世界宗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就基督教来说,流动可能是这种信仰固有的因素。基督教超越罗马帝国成为全球性信仰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包含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口流动。跨国界的领袖们、俘虏、难民和流浪者、商人是人口流动的四种主要类型。虽然,东部教会传教的成功是短暂的,但是东部教会在第一个千年形成的移民传教模式无疑为21世纪的基督教提供了典范。基督教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里再次全球化,基督信仰作为新的中心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某些地区出现,表明"人口流动"在基督教全球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比以前更加明显。当代基督教的全球化与早期基督教的全球化在发展道路上有很大不同,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基督教的全球化仍将主要依靠流动者的行动和决策。     

信息传真

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涂勇赴省属宗教团体调研2011年3月7日,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涂勇赴省伊斯兰教协会、省基督教两会、省天主教两会、省佛教协会、省道教协会等省属五大宗教团体调研,与各宗教团体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对全省宗教界增进宗教     

民国时期广西宗教问题的人类学分析

民国时期广西始终存在三大宗教问题,其中又以政府破除宗教迷信与民间信仰者之间的矛盾为最为尖锐,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产生的社会历史影响也更为巨大.同时,由于政府对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不同态度,本土宗教受到严重抑制,而外来宗教却得到大规模地发展,但与清末时期比较而言,广西各民族民众与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的矛盾相对没有那么尖锐,在战乱之时,本土士绅和民众还得到教会势力的庇护.此外,传统的民间信仰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各民族民众发动反抗斗争的有力武器,参与着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也反映了宗教问题的复杂性.     

藏区多元宗教共存之历史与现状

根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藏族地区并非藏传佛教一统天下的单一教区,而是共存着世界三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当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藏族地区不具有普遍性或没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影响力.因而藏区宗教,依然以藏传佛教为中心,而多元宗教共存的特殊现象,只是在一小部分地区或较偏僻的个别村落存在.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对巴塘基督教、盐井天主教堂和昌都清真寺与拉萨清真大寺略作考证和描述.     

爱尔兰民族的基督教化及其特征分析

爱尔兰民族在皈依基督教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任何民族的创新道路,在欧洲各国的基督教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通过对爱尔兰宗教历史的分析和许多爱尔兰基督教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整合,研究古爱尔兰人的皈依过程和爱尔兰修道院模式基督教的显著特征,试图证明宗教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只是需要为宗教寻找到一条适合发展的模式和道路。     

小升初藏族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特征

本文通过对刚考取初中的536名甘南藏族学生的调查分析,探讨了小升初过渡时期藏族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不同维度的特征。调查发现,藏族学生在小升初过渡时期父母教养方式具有自己的特点,教养方式在一些因素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与汉语文课程具有显著相关关系。据此认为要调整教养方式,并采取措施教会小学毕业生适应中学的生活,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试论古埃及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代埃及文化对周边地区有很大影响.特别是犹太文化,无疑应该继承了埃及文明的许多特征.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所以埃及文化的痕迹依然留存.埃及和早期基督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教受埃及文化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文学、神学思想和艺术等方面.基督教文学中的一些词汇、语言、题材和体裁明显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埃及传统的宗教思想与基督教神学之间有很多相通契合之处;古埃及艺术、特别是宗教题材的艺术,为后来的基督教留下了一些素材.     

基督教与民族传统宗教冲突探析

自基督教进入我国以来,它与民族传统宗教之间的冲突从未真正停息过。深入分析其间的相关问题,是推动宗教文化从冲突走向和谐融通的基础。它们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一神"性与"多神"性、"超越"性与"世俗"性"、普适"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上。极为复杂的宗教间关系,通常会经历冲突-调适-融通三个基本阶段,表现为冲突与融通两种基本形式。三个阶段和两种形式之间,既互相依存又相互转化,客观上增加了宗教间关系的复杂性,加大了对宗教冲突的调适难度。这要求我们调适路径的选择必须具有综合性,要走"既合理又合现实"路子。     

甘南、肃南地区藏传佛教的现状调查

甘南、肃南地区信教群众的宗教意识与宗教行为更加现实化和理性化,较前呈现良性发展,寺院的生产自养事业正在陆续兴起;对此,政府机构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引导。     

基督教在广西农村的传播、发展与影响

基督教于19世纪末正式传入广西,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基督教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宗教力量。从全国来看,基督教在广西无论从信徒总数上还是发展速度上都不算突出。但近些年基督教在广西农村发展相对较快,信徒人数、聚会点和教堂等增加明显,传播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之前从未有基督教出现的广西西南部地区也出现了基督教的活动,其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值得我们探讨。     

从文化反思到自我表述:清末“回耶对话”再考察

宗教对话是增进互相理解和尊重,建立宗教间良性互动关系的主要渠道。清朝末期,云南伊斯兰经学大师马德新、马联元针对基督教的宣教攻势,写下《据理质证》和《辨理明证语录》,积极回应并与传教士展开宗教主张、宗教理论层面的学术争辩,开启了中国的"回耶对话"。学术界对这场宗教对话进行了多维度研究,但对其发生的内在原因解读不足。文章通过对清末"回耶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个案发生原因的深入分析,指出文化的空间相遇与频繁互动是对话的前提,承认对方存在的价值是对话得以实现的核心基础,强烈的文化反思、自觉意识和自我表述的愿望是对话的动力源泉,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文化心理是对话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     

天主教基督教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传播的原因

历史上,天主教、基督教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渗透活动,并在某些地方还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争取到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信教,建立起一系列的传教机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存在及其发展都有特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天主教、基督教这种外来宗教能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得以传播呢?值得人们深思。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通过对历史事物的反思,取得于今有益的启示,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笔者有感于此,不避浅陋,试作探讨。     

试论西北军政委员会甘南藏区访问团开展的民族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甘南地区的民族关系较为紧张,社会动荡不安。西北军政委员会甘南藏区访问团²宣传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当地民族之间的隔阂,疏通了不同民族和部落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匪患、“集兵事件”等问题的解决,为之后甘南地区的自治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访问团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效开展民族工作的有效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也谈文化对话的必要性--以元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为例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分别于公元1世纪和7世纪产生。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都属于一神教。按理二者应当能够和平共处,但事实并非如此。二者在世界范围内时有摩擦,冲突不断。传入中国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这种“冲突传统”依然保留,元代尤甚。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讨论元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通过探讨二者在元代的发展与走向,并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分析之后,指出文化之间的冲突不是永远的,对话与交流才是不同文化共同繁荣的有效途径,才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