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案视角下的国际司法:扩张性、局限性及中国参与

南海仲裁案是检视国际司法当代发展和现实效果的一个典型素材。国际司法机构、实践的增加以及国际司法程序的强制适用是国际司法当代扩张的表现,体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由"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的转变。但司法依据的不完备、司法机制的西方倾向以及司法过程的政治干预使得国际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尚未全面树立。我国既要认可国际司法相对于传统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势及其背后的制度性权力价值,也要注意到现有国际司法机制的局限性及其带来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我国当前区分参与国际司法的选择具有合理性,应在渐进思路下,通过参与国际司法的改革进程以及推进"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构建,提升我国的国际司法能力。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

国际商事法庭是我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的组成部分,与仲裁机构、调解机构一起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法治保障。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国际商事法庭设立浪潮为我国从组织架构、运行机制、法律适用、判决执行等方面设计和运作国际商事法庭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在现行制度框架内,于审级设置、专家委员会、外国法查明、境外证据材料、取证及质证方式、与调解和仲裁的衔接、信息化平台建设上进行了有限的革新,但在管辖权、法官任免、诉讼程序上仍保持与普通人民法院一致的实践。立足于"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整体定位,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是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成功运行的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下IIA投资仲裁机制的区域化改革前瞻

就国际投资协定(IIA)中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面临的"正当性危机"而言,IIA的碎片化无疑是成因之一,而其多边化或区域化则有助于提升IIA条文解释的一致性和仲裁裁决的可预见性。欧盟正在推动IIA投资仲裁机制的多边化,并使其成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工作议题。我国和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该议题工作组的成员。以此为契机,我国应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下IIA投资仲裁机制的区域化改革,寻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能接受的改革模式。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SDS机制功效衔接的路径与方法

现代国际法的碎片化发展加剧了“意大利面碗效应”，因同一事实引发的争端在不同条约体制内诉诸救济已屡见不鲜，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间的管辖权重叠甚至冲突。其中，先后或同时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和国际投资仲裁庭进行的国际经贸纠纷解决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既判力、未决原则、体系解释等传统司法体系协调方法难以适用。本文认为可以借助“礼让原则”或引入“衔接条款”理顺争端解决程序运行逻辑，以便穿透两大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相互竞争的表象，利用两者功效衔接来加速破解WTO上诉机构僵局，也可以引导投资者和东道国将两大争端解决机制视为互补性工具，从两者区别与联系中选择诉讼或应诉策略，从而进一步放大WTO争端解决机制和ISDS机制的互补优势，提升国际法治的确定性和效率性。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

201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预示着"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以及交往形式的新发展。"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是以唯物史观方法论为基础的,又有赖于其理论与方法意义上的指导。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框架,借鉴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探讨"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逻辑,阐明"一带一路"建设在解决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等方面的创新性努力。对此,"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从"大写意"到"工笔画"的实践性创新所必要的是,确保"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内外平衡,权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不同产业合作的轻重,提升"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治理能力,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经济基础。     

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中的“不应诉”问题

争端当事国在国际诉讼中采取"不应诉"策略并非"离经叛道"之举,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国际法院化解"不应诉"危机的经验表明,争端当事国并无应诉的法律义务,且并不必然导致不利判决。国际法院仍应恪守当事方程序平等原则,在确定存在管辖权的前提下,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决。中国和俄罗斯近期选择不应诉"南海仲裁案"和"北极日出号案"的事例表明,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与例外规定之间的矛盾势必导致"不应诉"现象。在"不应诉"的尴尬情境下,国际仲裁庭的正当性、独立性、公正性和实效性面临考验。为避免"不应诉"危机的加深,国际仲裁庭宜采取"司法自限"这一路径,在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和实体问题方面作出更为谨慎的裁决。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变化、特征与动因分析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日本对它的态度经历了由消极到积极的变化过程。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可以概括为"有限度对接"和"多角度对冲",即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有限度参与合作,同时在框架外加大针对"一带一路"的对冲。日本转向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其基本动力源于改善中日关系的"短期需要",以及应对美国对外政策变化以"预留行动空间"的需求。日本在合作中设置多种限制以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反映出中日合作欠缺必要互信的现实。日本强化针对"一带一路"的竞争措施,主要动力来自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目标,以及国际秩序变动期内争取主导权的强烈意识。日本国内支持与反对"一带一路"的力量与观念并存,其复杂态势将影响日本今后对"一带一路"的应对。     

“一带一路”彰显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

"一带一路"是全方位开放、推行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合作倡议,展示了中国模式的广泛国际吸引力,成为中国梦与世界各国梦对接的合作平台和中国崛起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揭示中国与世界关系自近代以来最深刻的变迁:从"把世界的变成中国的",到"把中国的变成世界的",充分彰显了"四个自信"在国际上的体现——战略自信,生动展示了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鲜明体现了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为更好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大合唱,应及时、有效回应西方对"一带一路"及中国模式的质疑,提升中国制度性国际话语权。     

“一带一路”研究的演进脉络、热点主题与拓展空间(2014-2018)——基于CKNI期刊论文的可视化分析

运用文献计量、共词聚类及可视化分析方法,定量描述"一带一路"研究整体态势,挖掘"一带一路"研究的内容特征,发现国内学术界"一带一路"研究的热度逐年升温,围绕"一带一路"人才培养、"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等议题形成9个主题群落。此外,还提出学术界应加强"一带一路"理论与历史研究、"一带一路"科技研究和"一带一路"文化与传播研究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日关系:竞争性互惠结构的内涵与作用

2013年以来,中日两国在外交战略上都开始致力于参与构建地区乃至全球规则的制定,两国在战略层次上的博弈日趋激烈。"一带一路"、TPP以及"印太战略"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两国舆论相互角力的热点。虽然中日间存在某些结构性的矛盾,但这些矛盾的演变并不一定会完全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向前推进。当中日两国实力发生逆转,互动的范围超越双边甚至东亚区域,内容上升到规则、标准、秩序的构建层次后,竞争对抗的因素会在一段时间内凸显,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想要在大范围内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就必须与其他国家共同协商,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彼此观念融合的机会。虽然在理论上并不能排除中日最终形成对立集团的可能性,但由于两国政府都有意愿摆脱现实主义理论所设定的悲剧性后果,所以建构两国间的集体身份认同、加强政治互信仍将是两国未来共同努力的方向。     

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应把握的几个方面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因此,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一带一路"的相关方面,才能从容地迎接和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理解一带一路战略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通道是形成"一带一路"的前提;"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国家与地区经济的实质是通道经济;"一带一路"是有一定支撑条件的;"一带一路"需要各国携手努力,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

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对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和发展,也是对整个国际争端解决法、国际争端解决方式与方法的创新和发展.入世为中国司法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使司法审判标准与WTO规则接轨,加强世贸协议在我国审判中的适用,并按照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完善我国民商审判机制和行政审判机制.     

矿产资源安全与“一带一路”矿产资源风险应对

矿产资源对于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大,是全球最重要的进口国和消费国,易受到资源贸易、价格波动和地缘政治经济等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矿产资源生产国,与中国资源合作进展迅速、合作潜力巨大。但存在着国内政治、法律、民族主义和大国地缘博弈等风险和挑战。对此,中国需要切实推进"一带一路"资源外交与相关国际制度、合作平台建设以及具体项目落实,通过资源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与“中美经济博弈”

"一带一路"倡议既不可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也不会与TPP针锋相对。中美两国提出不同的区域经济合作方案:美国主导TPP、TTIP是"排他性的",是为了巩固其在全球的经济霸权,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共商、共建、共享,是包容、开放的方案,欢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和国际组织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加入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中来。"中美经济博弈"围绕地缘政治、国际规则制定权的话语权、TPP与RCEP竞争等领域展开。与TPP不同,"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政治制度和民族界限,中国以比美国大四倍的国内市场和经济潜力寻求全球的发展与合作。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存在地缘政治风险、传统安全风险、非传统安全风险、法律与道德风险、债务风险、中国公司自身管理风险等诸多方面的风险。为克服上述风险,本文提出"三两"政策建议,即"两容",强调"包容性";"两分",强调"共享性";"两轨",强调"共存性"。     

中国-拉共体共建“一带一路”探析

拉美国家开始对接"一带一路"。习近平主席指出,拉美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拉美地区正在加速推进以交通、能源、通讯为重点领域的互联互通,这与"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有较高的契合度。南美洲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中美洲一体化和发展项目、加勒比石油计划是拉美地区3个较为重要的次区域互联互通合作机制,其项目可分为国内互联互通、次区域互联互通、洲际互联互通3个层次。中国-拉共体论坛是深化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中拉整体合作的重要平台,中拉双方可以通过该平台,以互联互通为优先领域,以3层次互联互通为基础,以10条两洋通道为洲际互联互通优先项目,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一带一路"对接与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视域下西部边疆非传统安全:威胁及应对

西部边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地缘政治环境、能源资源支撑、经济发展联系与文化融合纽带等基础条件。在深度全球化时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推进,一方面给我国西部边疆及其周边国家带来了诸多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西部边疆原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叠加了诸多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这些叠加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与生态等领域,呈现出致因复杂性、威胁多向性、跨域流动性、演化嬗变性等特征。新时代,必须树立共享安全理念,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深入探究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略与路径,加强国内外通力合作与协力共治,实现"平安边疆"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良性互动,才能有效维护西部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     

WTO解决争端机制视野下的中国司法

随着我国入世的临近,WTO协定必将给中国多方面的法律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虽然在实体、程序等方面,WTO解决争端机制与中国司法具有一定积蓄的契合点,但入世后,中国司法尚需在以下两大方面予以完善;一是在建立一个快速有效地解决国际贸易争议的国内法机制方面,应在立法和组织机构等方面采取行动;二是相对WTO解决争端机制,中国应重视多方面的司法实践.     

“一带一路”倡议下离岸人民币海外循环机制之构建

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已经遇到一定瓶颈,通过人民币离岸市场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从离岸人民币的供给和需求角度探索离岸人民币海外循环机制的构成,其包括在岸人民币的流出机制、离岸人民币的自循环机制、存款创造机制和回流机制。"一带一路"倡议对构建离岸人民币海外循环机制具有重要的平台作用。鉴于此,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下离岸人民币海外循环机制构建的路径为以对外经贸发展和金融投资为重要推动载体、充分利用和融合各种海外金融市场资源、充分发挥市场因素和制度性安排的双重推动作用,推动离岸人民币海外循环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构建职业资格制度与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良性互动机制

构建我国职业资格制度与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良性互动机制，既是推动高职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需要，也是完善我国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需要。本文主要论述实现职业资格制度与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良性互动机制的迫切性、措施和建议。     

国际法律斗争的攻防策略与法治破局：以国内法为视角

“法律战”正在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方式,国内法愈加成为国际法律斗争的重要手段。从国际间法律攻守的实践来看,攻势一方的国内法包括单边制裁法等涉外特征明显的法律法规,也包括一般国内法所载的相关规则;守势的一方往往构建反制裁法律体系,并借助国际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强化反制合法性和实效。近年来,我国被迫频频卷入“法律战”,这对综合运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法治协调、整合与实践能力提出了考验。我国应当重视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互动效应,积极参与构建法律斗争支撑体系,全面推进外交法律斗争制度建设,在避免陷入单边主义的同时,有理、有利、有节地构筑应对国际法律攻击的坚固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