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认知与话语建构:美国选择性干预的政治逻辑

冷战结束至今,美国选择性干涉行为背后一直受到两大因素驱动:国际政治中的"关系性"决定了美国对外干预的动机和意愿,"结构性"决定了美国对外干预的手段与程度。地区大国是走向超级大国的必经阶段,因此,霸权国不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都会对崛起中的地区大国进行干涉,而对逐步完成崛起的超级大国的干涉动机和力度会逐渐降低。话语不仅是角色认知的文化表征,同时也对角色认知产生反向的建构效应。如果崛起国愿意并能够有效地运用话语建构的功能,往往可以降低崛起进程中来自霸权国及其联盟体系的结构性压力。     

国际秩序失衡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国际秩序失衡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愈发明显。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自由国际秩序排他性政策合法性的来源。然而,行为体的权力偏好变迁与秩序内主导性制度衰败是导致国际秩序失衡的深层原因。在多边主义政治秩序僵化与民主国家间自由国际秩序加速衰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不仅疲于应对内部治理危机,还希冀通过政策调整获得结构性权力的相对优势以保持竞争领先。囿于霸权国预防性政策要求其他大国“选边站”,新兴大国无法通过现有多边主义秩序推进全球化、全球治理与规范塑造。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首先应通过可塑性较强的双边制度管控分歧,实现与霸权国的良性竞争,其次通过现有或重建多边主义制度保持与其他大国的议题联系,解决全球治理难题,谋求规范化共识的塑造。     

国际体系结构变化趋势及对新兴大国的容纳

“遏制”与“融合”是国际体系主导国与新兴大国关系互动的两种主要的理论 范式。现实主义各派思想的基点和政策出发点是“遏制”;自由主义各派的核心思想是“融合”; 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主导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原则上可以成为朋友”,其互动方向具 有可选择性。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主导国家与新兴大国关系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同时发展的 双重特性,增加了新兴大国和平地成为国际体系主导国的可能性。     

新兴领域国际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同样是针对美国主导的新兴领域国际制度,为什么中国会选择不同类型的改革路径？本文从“社会网络理论”出发,提出从“网络性权力”这一新理论视角对守成大国的权力进行测量,补充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了一个“守成大国网络性权力+国际制度弹性”的理论框架,并用来解释中国在跨境支付、互联网域名分配、开发性金融等新兴领域参与国际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在跨境支付领域,美国的网络性权力较大,而“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制度弹性较高,促使中国选择了叠加型改革路径;在互联网域名分配领域,美国的网络性权力较大,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制度弹性较低,促使中国选择了规避型改革路径;在开发性金融领域,美国的网络性权力较小,而世界银行的制度弹性较低,促使中国选择了替代型改革路径。     

在碳时代中崛起:新兴大国赶超的可持续动力探析

在“碳时代”中崛起是新兴大国赶超过程的大背景,如何增强崛起动力的可持续性,是新兴大国赶超发展过程中亟待思考的战略问题.全球气候变迁问题推动并形成了以“碳实力”为核心竞争力的国际格局,使得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日益集中在如何建立“碳责任”与“碳实力”之间的平衡上.“碳时代”仍然是实力政治,但实现崛起过程的绿色化,有助于新兴大国的崛起方式更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获得应有的发展权.“创新型增长”战略有助于实现产业低碳化,增强新兴大国的碳实力,对外大力发展“碳外交”,减少阻碍赶超进程的国际不利因素.     

论后冷战时代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变化。由于安全、经济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中国开始缓慢而坚定地释放其海权潜力,并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其战略目标。作为中国周边四大海域中面积最为辽阔的南海是中国发展海权的重点区域。区域外大国美国出于霸权护持、地缘战略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考虑,在南海问题上加强了对中国发展海权的制约。鉴于南海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且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其资源、航运价值以及军事价值对中国的发展不可或缺,中国必须对此进行反制。中美南海海权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霸权国进行控制与新兴大国进行反制之间的矛盾。     

透视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话语霸权

话语霸权,指一国依靠自身优势,将蕴含自身价值取向的话语强加于别国,使其逐渐丧失自我意识而接受霸权国的话语体系。在当代国际关系领域,就表现为美国的话语霸权。它依靠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渗透进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成为美国霸权主义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全球化、多极化的发展和世界人民对其霸权本质的认清,这一霸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它必将被各国间平等的话语交流所代替。     

公共产品与国际经济秩序：起源、当前挑战与重塑

自由主义下的世界经济经历过两次失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是建立在霸权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设计"和"提供"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从建立之初便带有"结构性权力"的色彩,反映了霸权国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交易成本的升高,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与促进合作等功能性服务提供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已大幅下降。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私物化"行为造成的公共产品供给困境使得发展中国家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产生质疑。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的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为应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中国应通过创新供给模式的方式进行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贡献。     

霸权国盟国间联盟化条件分析——以安倍政府时期日菲、日泰关系为例

联盟始终是国际社会深化合作的重要表现方式,其起源、稳定、增强、分裂的内在机理受到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近年来,日本以"积极的和平主义"为指导,积极谋求与美国在亚太的其他盟国建立联盟化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外交成果,使美国亚太盟国间的联盟化现象备受关注。既有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国际结构、"威胁"环境、规范观念、国家体制均相对稳定情况下,联盟化为何出现变化的现实,通过对2012年底以来安倍政府谋求与菲律宾、泰国等美国亚太盟国间联盟化合作的分析可知,霸权国各盟国间联盟化的建立,需在霸权国默许或支持的前提下,满足联盟对象国面临严重威胁且外交战略方向具有较强一致性的条件,这两种客观条件互为霸权国盟国间联盟化开展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霸权国盟国间联盟化合作面临诸多限制性条件,中国在面对霸权国盟国间联盟化合作时仍大有可为。     

中美跨境数据流动政策比较分析

数据是数字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硬实力方面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和国家战略实力,在软实力方面影响国际规则和秩序,从而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则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之一,两国都希望在国际上拓展本国政策的影响范围。本文通过归纳演绎的方法,着重梳理了两国跨境数据流动政策的演进历程和特征,认为中美两国对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的不同侧重、数据本地化措施背后的数据主权原则与数据自由流动政策背后的数字霸权是中美两国跨境数据流动政策的主要分歧。这种分歧是两国各自数字实力、认知理念和地缘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美国放弃霸权之前,中美在此议题上的竞争只会加剧。因此中国要在国内加强科技和产业体系建设,完善跨境数据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在国际上培育国际动员能力,推动建设数字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重塑——兼论中美权力转移下的冲突与包容

美国一些学者和政客认为,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本质上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而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利益决定了其对华政策和太平洋战略。中国绝不希望中美交恶,也不希望世界体系发生动荡,把握中国和世界未来前途命运的关键是如何处理非均衡的大国关系,特别是与现存超级大国的关系。把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与中国崛起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必将为中国与人类的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开辟广阔光明的前景。     

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个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密切相关,学者只有对这三个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偏好、全球治理能力和崛起战略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方能把握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首先,在全球治理的大多数议题领域中,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偏好与传统强国近似;其次,虽然新兴国家拥有潜在的全球治理能力,但由于受到国内政治或国际因素的制约,其能力无法充分发挥;再次,新兴国家通过建立“南南合作”和区域性合作联盟的崛起战略,能够增强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谈判能力;最后,虽然新兴大国对全球治理现状发起的挑战不具有革命性,但这些国家与传统强国间常发生能够破坏全球治理的冲突.因此,全球治理改革的目标一方面是维持新兴大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推动新兴大国和传统强国进行深层次的国际合作.     

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正改变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模式

美国将当今时代视为"大国竞争时代",而高科技领域被视为大国竞争首要的、决定成败的领域。能否在高科技发展中占据领先地位,不仅将决定一国能否在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中占得先机,而且也将决定能否为其带来更大的国家安全保障。以信息技术(IT)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新兴大国竞争时代的关键因素。由于中国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以及中国在高科技领域里引人注目的发展,美国不明言的高科技竞争对手就是中国。特朗普政府视高科技竞争是一场"新军备竞赛",阻止中国高科技领域研发快速发展带来综合国力的增强,成为美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伴随着贸易制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打压逐步升级,例如,对高科技产品,尤其是对无线通信网络的核心部件——芯片出口的限制,以及其最极端的形式——科技"脱钩"。本文举三个相互交织的科技领域(人工智能、电信和半导体)为例,说明中美在高科技领域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在拜登执政之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同中国竞争将采取何种限制政策,值得密切关注。     

印度正在崛起

20 0 1年 ,美印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全面提升同印度的关系是美国对印度在冷战后的国际作用和地位进行重新评估的结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科恩在威尔逊中心的刊物《威尔逊季刊》2 0 0 0年夏季号发表的《印度正在崛起》一文对印度的现状作了较全面的分析。科恩认为 ,印度正在崛起 ,将成为同中国和日本并驾齐驱的亚洲大国。经济持续增长、政局相对稳定、军事实力不断增长以及地理上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印度崛起的有利条件。但印度要成为大国必须像一个大国那样行事并处理好同邻国特别是同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科恩认为 ,印度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大国 ,不会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构成挑战。但在转变了的国际秩序中 ,印度的资产和资源已经较过去 5 0年更加适用于美国的广泛利益。因此 ,美国应该重视印度 ,增加对印度的了解 ,加强同印度的接触。科恩曾任国务院助理国务卿 ,现在是美国南亚问题特别研究小组的主要成员 ,其观点可能对美国今后的南亚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译文中的小标题系译者所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制衡逻辑——兼论中美互动的关系样态

在权力转移的宏观场域中,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嵌入了现实主义的制衡逻辑,主要目标是抑止中国的权力增长。美国运用丰富的资源和工具对中国采取复合型制衡策略,包括提升自身实力、运用联盟资源、利用海洋争端、借助国际规则等多种制衡方式。由于制衡存在巨额成本,且加剧了中美猜疑的螺旋上升,容易诱发中美战略冲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受自身权力生产能力下降、东亚二元结构及联盟关系不对称和中国反制衡能力提升等因素影响,其成效充满不确定性。未来中美两国应该转变思维,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互动范式,努力走出"修昔底德困境"。     

国际货币体系转型和中俄金融合作

表面上看,当前世界的经济危机是由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发的,但根源则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因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许多弊端,不适应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正是这样的弊端.使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遭到了诸多挑战.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也给中国和俄罗斯逐步摆脱"美元约束"带来新的机遇.如果中俄两国能够立足于互利双赢不断地深化金融领域的合作,将对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巨大挑战.使两国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共同原则设想不断得到实际措施的支撑.     

美国霸权背景下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并起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中的两极对峙格局也由此终结,美国成了当今国际体系内不可否认的唯一霸主.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留下来的冷战遗产,并力图复兴霸主地位.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通过自身的物质能力,积极推动国际体系改革,它们独具特色的发展理念对其他国家的发展观念有着积极的影响.此外,南非、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众多中等国家也在冷战后同时并起.许多新兴国家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权力分支上的群体性并起,正在填补冷战后的权力真空,并逐渐撼动着美国霸权.对于这一国际体系新变化,美国和新兴国家也不断在体系内部进行着功能互动,逐步构建全球利益共同体.     

中美证券市场发展的差距与对策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证券市场比较分析,说明了中国证券市场经过近20年发展走过了发达国家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但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证券市场相比,中国证券市场仍然存在市场容量和深度不够,上市公司和券商的实力不强,投资和避险工具缺乏,监督体系和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等诸多问题,并据此提出了中国证券市场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印度在非洲：追随中国还是挑战中国？——印度对非洲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纷纷加强对非洲政策的力度。中印两国在非洲事务上的互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认为,印度有自己独立的非洲政策,中国因素不是印度制定其非洲政策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中印在非洲事务上的共同利益大于矛盾冲突,存在合作的足够空间。     

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迁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化反映了国内结构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变化。笔者选取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和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差异性与连续性。当下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之中,应借助和平发展的大战略推进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独立富强的负责任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