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贡体系:一个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

关于古代东亚封贡体系和东亚国际秩序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试图从观念—制度—体系—秩序四个层次入手,对天下观念、封贡制度、东亚封贡体系及东亚封贡秩序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做出解读,以期理解传统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关系。具体来说,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发展成为秦汉、唐宋及至明清时期的册封—朝贡制度,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封贡活动逐渐制度化和常态化,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秩序。     

浅析日本室町时代足利幕府的对明认识及其政策

日本在足利幕府统治时期,加入了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当时日本在文化和经济两个方面与中国不同步,使足利幕府与明朝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建交到断交、再到复交的过程。日本在文化上从曾经完全附属于汉文化圈逐渐走向独立,而在济上却因卷入东亚的钱货流通体系而导致对中国的依赖加强。在这一对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共同作用下,足利幕府对明朝的政策不时出现摇摆,在遵从华夷秩序的背后,隐藏着脱离华夷秩序的强烈诉求。     

封贡体系：-个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

关于古代东亚封贡体系和东亚国际秩序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试图从观念-制度-体系-秩序四个层次入手,对天下观念、封贡制度、东亚封贡体系及东亚封贡秩序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做出解读,以期理解传统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关系.具体来说,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发展成为秦汉、唐宋及至明清时期的册封-朝贡制度,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封贡活动逐渐制度化和常态化,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秩序.     

亚里士多德逻辑和墨辩逻辑

在古代逻辑史中,古希腊、中国先秦和古代印度都形成了各自的逻辑体系,但这三个体系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本文专就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中国先秦墨辩的三物逻辑进行比较。用平行比较的方法,揭示了两个体系间的差异,並阐述了它们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不同。通过比较,试图分析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为什么在中国未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原因以及东西方文化传统与两种逻辑体系的关系。     

亚洲伦理思想与三大文化圈

亚洲伦理思想从地理范围讲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等地区。从思想渊源讲,来源于三个不同的文化圈,即印度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圈和中国汉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主要是以印度教和佛教文化为中心。佛教文化由印度分南北两路向外延伸,北路一支经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汉地,由此再东传至朝鲜、日本,南下至越南,主要是大乘佛教;另一支传入中国的藏、蒙地     

佛塔:从印度到南亚的形式和意义变迁

佛塔的演化，是一本展开的佛教史，是一门艺术的类型学，是一道思辩的哲学题。佛教在历史的发展演化中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印度佛教圈（包括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以及中亚一些地区）、藏传佛教圈（包括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蒙古及中国内地一些地区）、汉化佛教圈（包括汉地、朝鲜、日本等），各文化圈中的佛教都是印度佛教外传与本土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跨文化的审美文化比较来说，理解了艺术的原形态，就更能理解它传播到其它文化以后演变出的新形态的意义。佛塔在汉地，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汉塔无论在艺术形式和象征意义上都与印度佛塔大不相同，本文主要论述印度佛塔形式和意义，及其在印度佛教圈的南亚和东南亚的演变，这会为理解整个佛教艺术中的塔提供一个基础，也为更深地理解汉塔提供一个历史背景     

从印太地区到印太体系:演进中的战略格局

印太地区的出现是由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两个区域之间联系的加强,而其核心则是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印太地区的形成为印太体系的建构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是,印太体系的建构面临着两种战略路径选择:基于印太地区公共问题的治理体系与基于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同盟体系。从目前来看,由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战略考量与美国和日本不完全一致,印太体系仍然具有可塑性。但是,朝着同盟体系的方向发展是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演进的主导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了变化,以及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变化。     

南亚地缘政治构造与印度的安全战略

南亚不仅是中亚的腹地 ,而且是印度洋北部边缘从红海到马六甲海峡这一弧形战略地带的核心。这一事实决定了印度对威胁的判断受两大地缘政治现实的影响 :来自陆上的压力和来自海上的挑战 ,因而印度的战略视野、特别是国家安全被放在一个远大于南亚区域的、伸展开来的战略框架中去整体统筹。南亚权势结构的不对称性、以印度为中心的区域地理特征、英属印度的战略传统、冷战的经验教训以及冷战后地缘政治的重大变更 ,使得印度主要依凭“自助”战略致力于“地区核心”这一目标。基于历史经验和南亚地缘政治构造 ,印度在思考和制定安全战略时无不同时注意陆上和海上两大方向 ,但印度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所具有的天然缺陷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安全战略面临的困境 ,特别是其安全战略目标并不能始终如一地定位于“地区核心”这一点上。     

非人间、曼陀罗与我圣朝:18世纪五台山的多重空间想象和身份表达

18世纪，五台山逐步发展为一个跨区域、多文明的神圣中心，吸引着来自我国的汉地、蒙古、藏区以及印度、日本、朝鲜等地的朝圣者。此间，大量不同版本、不同语言的五台山山志以及朝圣指南频出，包括僧侣编写的汉文、藏文和蒙古文等朝圣指南以及清廷主导编写的钦定山志。本文通过比较关于五台山的四个汉藏文本，分析这四个文本中的汉传佛教叙事、藏传佛教叙事和皇权叙事，探讨不同叙事呈现出的不同文明体系对于空间和地景、民族和国家、世俗和神圣等概念的想象和表述，进而以“文明”的视角拓展对知识生产、神圣空间和国家建构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文章解绑了语言、民族、文化、国家等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将帝国作为一种跨地域多文明体系的国家形式，指出帝国的扩张过程并不是帝国中心不断推进、“文明化”作为文化和自然的边陲的过程，而是多文明体系互动交融，不断参与帝国的文化和自然的建构的过程。     

“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

＂朝贡体系＂是古代东亚地区的国际体系,其最明显特征是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双边＂封贡关系＂为结构,＂封贡关系＂体现出古代中国文化和经济的优越性以及对周边的吸引力。＂条约体系＂取代＂朝贡体系＂一方面源于殖民列强将原来的＂朝贡国＂纳入＂条约体系＂,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晚清中国的半殖民化。西方殖民列强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不平等条约将后者的领土、主权以＂合法的＂形式转移到殖民列强手中。面对殖民扩张,以文化和经济吸引力为基础的＂朝贡体系＂逐渐被殖民扩张的＂条约体系＂所取代,这一现象反映的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优势。     

高句丽与南北朝朝贡关系变化研究

南北朝时期,高句丽的朝贡活动非常频繁,在朝贡史研究中具有典型性。高句丽对南北朝的朝贡活动分为413-475年("均等"朝贡阶段)、476-519年("一边倒"朝贡阶段)、520-589年(起伏变化朝贡阶段)三个时期,高句丽根据自身安全的需要、外部环境的压力以及南北朝的实力对比情况来对南北朝进行朝贡,因而出现了不同时期对南北朝的朝贡次数、密度的差异。     

18世纪苏禄与中西方的外交互动

18世纪，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苏禄作为南中国海东南部海域的商贸中心，成为欧洲国家商业势力和殖民扩张的竞逐目标。苏禄为发展海洋贸易和维护国家独立，周旋于欧洲商业殖民势力和中国清朝之间。为抵抗西班牙的殖民侵略，苏禄恢复已中断数百年的对中国的朝贡关系，甚至向清朝提出“输诚向化，入附版图”的请求，试图在朝贡体系下寻求清朝的保护。在被清廷明确拒绝以后，苏禄接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商约的要求，与英国人缔结同盟，以提供海上航运便利和出让贸易垄断权为条件，争取军事外交上的援助与支持。苏禄的左右逢源与外交转向，既体现了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的碰撞，也反映出近代早期东西方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互动。     

明初南海朝贡制度与封建国家海洋战略述论

明朝在南海诸国实行朝贡制度,先后有50多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明朝倡导"和平"、"非攻"的国家交往原则,朝贡体制的形成与中国当时新朝皇帝的国家航海战略有密切关系。朝贡制度与国家海洋战略的实施,完全以维系国内政治与国际秩序为根本出发点,秉承如此初衷,明朝在南海甚至印度洋的海洋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并在古代封建帝国维护南海周边国际秩序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对当代中国实施海洋战略有示范意义。     

论公共冲突治理的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

公共冲突治理包括三个不同层次,即冲突处置、冲突化解和冲突转化.这三个层次相互区别,具有不同的目标定位、价值理念、实施主体、路径和手段,并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它们又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当代中国的公共冲突治理体系在层次上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是冲突化解环节相对薄弱;其二是不同的冲突治理层次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淆.解决当代中国公共冲突治理困境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即加强社会性冲突化解环节的建设,分清冲突治理的三个不同层次.     

剖析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平问题

本文首先以发生学的视角,从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层次上剖析了平等、效率以及社会公平的哲学基础。然后围绕平等与效率以及计划与市场、投入和分配(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等问题,从性质、水平、层次、序列、类型这五个侧面分析了社会公平的内在规定。最后从市场行为、政府行为以及规范二者之间关系的法律体系这三个方面论证了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条件。     

明至民国北京东部碧霞元君朝拜圈研究

由于碧霞元君信仰的兴起,北京东部地区在明代开始形成碧霞元君庙朝拜圈,在清中叶趋于完善,并延续至民国时期。朝拜圈以丫髻山为中心,并在区域中形成诸多次级朝拜中心。香会活动是不同朝拜中心和朝拜圈间进行沟通的重要形式。     

政治稳定的形态分析

一、关于政治稳定的含义学者们从各自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揭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政治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尔蒙德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研究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认为政治不稳态产生于“政治体系的能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脱节。”而这种脱节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平衡关系被打破.一是构成政治体系的体系、过程和政策之间的动态平衡被打破,同步配合关系遭到破坏.“实际上,体系本身的稳定也有赖于这三个层次(指体系、过程和政     

东印度公司与英、印、中三角贸易关系

公元160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颁发给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中,授予公司在“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进行商业活动的垄断权,这片地理上不甚明确的地区包含了亚洲的全部与非洲、美洲的相当部分,囊括了整个太平洋与印度洋。从此,英国在亚洲、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的殖民活动便有了一个统一的中心。随着英国本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东印度公司也逐步从商业公司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行政权与军权的殖民机构,成为印度次大陆的统治者,并且将殖民活动进一步扩展到了远东。英国对华贸易及其对印度的统治,这时都     

区域开放:中国的独特模式及其未来发展趋向

区域开放同时涉及到两个层次上的对外开放一个层次是对国内其他地区的开放,另一个层次则是对国外的开放.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区域开放肇始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坚实的私有产权制度,另一个是繁荣的地区贸易.作为一种转型经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不具备这两个条件,这决定了中国各个地区层面的开放,采取了独特的方式,由此而形成独特的区域开放模式.本文以这一认识为出发点,考察了中国区域开放的模式,探讨了中国式区域开放模式与经济增长及制度转型区域差异之间的关系,预期了区域开放未来发展的趋向.     

海权概念的系统解读与中国海权的三维分析

海权可以分为狭义海权和广义海权,广义海权是一个概念体系,包括观念层次的海权、战略层次的海权、权利层次的海权、权力层次的海权、利益层次的海权。从政治学角度看,海权包括海洋权力、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三个部分。研究中国海权,可以从逻辑向度、历史向度、现实向度三个维度展开。发展中国海权,需要从观念层次、战略层次、权利层次、权力层次和利益层次全面推进。目前,我国海权在形式上表现为海洋权利的维护,在本质上则表现为海洋利益的维护,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强大的海洋权力,判断海洋权力大小的基本依据,则是中国能否建立一支强大的海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