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北极政策》解读

通过北极政策的发表,中国政府表明了积极参与北极治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立场、政策和责任。它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中国的北极政策目标和基本原则主要源自中国外交的基本理念、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判断、对身份的认定以及对北极事务主要矛盾的认识。作为地缘上的"近北极国家",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外交、经济、技术和市场容量的优势,有助于中国在维护北极地区安全、绿色利用北极资源、平衡北极域内外国家利益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北极身份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北极暖化的影响下,北极问题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关注的焦点。在逻辑上,中国北极身份决定其北极利益,而经济利益是北极利益的阶段性特征。"非北极国家"和"近北极国家"身份并不能满足北极经济利益特征要求,相比之下,"利益攸关方"则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塑性。但是,中国"强双边外交+弱多边外交"北极外交实践模式与北极问题之间存在应对缺口。鉴于此,从不同层面优化北极身份是实现北极经济利益与"和谐北极"目标的有益途径。     

中国北极外交:实践、理念与进路

北极外交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方式,也是推进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北极外交经历了早期的以北极科学研究以及北极科学合作为主导的北极科学外交阶段、21世纪初以加入北极理事会为代表的争取"身份承认"的北极身份外交阶段。在"身份升级"之后,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进入到"怎么做"的阶段,中国的北极外交也应适时作出调整。在进一步推进北极外交的实践中,首先需要厘清不同阶段中国在北极地区的不同利益,在此基础上制定北极外交战略,对北极外交活动进行统领性的战略规划,进而加强不同领域和部门之间的机制协调,充分调动和发挥多层面行为体在北极外交中的能动性,构建多主体、多领域、立体式、双向度的北极外交实践模式,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实质性存在",最大限度地拓展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合法权益。     

一个中欧小国的北极大外交:波兰北极战略的变与不变

近年来,波兰的北极外交非常活跃,主要集中在北极科研领域,北极地缘环境的变化必然推动波兰北极外交政策的更新。为进一步明确波兰在北极的经济与政治利益,2015年3月,波兰政府出台了《波兰的北极政策:关键地区与优先行动》,其标志着波兰完成了参与北极治理的战略规划。波兰采取在欧盟、北约、北极理事会框架下进行多边合作的方式参与北极事务,不仅增强了本国安全,同时提升了波兰的国际地位。利用在北极理事会的永久观察员国身份,波兰在不同国际舞台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不仅推动北约、欧盟增强在北极事务的存在,而且创造了"华沙模式"——加强北极理事会非北极国家与北极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本文尝试梳理波兰北极政策的演变过程,阐释其在缺乏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背景下,如何发挥其北极科研领域的优势地位,进而构建连贯性的北极政策。     

北极经济治理的政治化:权威生成与制度歧视——以北极经济理事会为例

北极经济治理是北极治理研究的最新议题。研究北极经济治理制度的运行逻辑,是有效维护中国北极经济权益的重要路径。北极经济理事会作为最大的北极经济治理制度,其运作机制仍然受到权力政治的影响。在北极经济理事会议题设置和权益分配的过程中,北极国家设置权限门槛来获取集体制度霸权。为了阻滞非北极国家通过经济参与获取北极经济理事会的话语权,北极国家采取了责任投资与身份歧视等手段影响北极经济理事会的决策过程。北极大国推动北极经济理事会"域内权威化",不仅有助于掩饰该组织政治化背后的大国因素,而且能够提升北极经济理事会在北极经济开发中的合法性。北极经济理事会对北极经贸事务的垄断趋势,是美加等北极大国称霸北极的新方式。中国护持北极经济权的实践,应遵循综合性和稳健性的"协同式参与"路径。     

中美北极合作:制度、领域和方式

北极地区的治理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合作,其中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实现北极地区的有效治理至关重要。两国应将北极理事会作为促进北极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并推动其朝着更加有利于观察员国参与北极治理的方向改革。在应对北极地区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问题时,中美两国在资源、安全以及科考等诸多领域都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同时,两国致力于寻求多渠道的合作。中国是北极地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将秉承尊重、合作与共赢三大政策理念参与北极事务,不断推进与美国等北极理事会成员国的合作,实现北极地区的有效治理。     

身份认同的内在二维图式——以鄂西北HL村艾滋病人的身份认同研究为例

根据身份认同的定义,个体身份认同具有内在二维属性,即对身份角色的确认和对所属群体的情感归属。而这两个维度并不一定是同时发生,也不一定向同方向发生转化。而身份认同的内在二维性是导致个体身份认同的张力和矛盾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对XY市HL村的艾滋病人身份认同进行分析,尝试勾勒出作为特殊群体的艾滋病人身份认同的图示,说明身份认同的非单线和非单向性,个体身份认同的建构是内在主体行动和社会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

多利益攸关方是弥补《巴黎协定》达成后主权国家治理赤字和打破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要素,它们长期参与全球气候谈判与治理且实现了自身的数量增长和身份转换。多利益攸关方的影响路径主要体现为气候治理多维"软权力"、谈判议题内容设置与调整。究其发展动因,不仅是气候治理体系碎片化带来的谈判参与政治空间扩大化,而且是全面提升气候治理行动的重要选择,更是联合国"零排放竞赛"等重塑气候治理权威的需要。然而,多利益攸关方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依然存在价值诉求差异、代表非均衡性、独立性较弱等种种局限。为此,需要推动"自上而下"的联合国管理制度以实现多利益攸关方对于气候治理的有序参与,同时以"自下而上"的最小化多边主义路径实现气候治理的有效参与,并突出多利益攸关方在气候治理体系规则中的独立地位。     

竞争性抵制:美国对“冰上丝绸之路”的拒阻思维与战略构建

推动"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应高度关注美国的北极战略立场。北极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区域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性延伸,集聚着两国战略资源的持续投放。在中美结构性矛盾逐渐升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的北极战略致力于提升美国在北极地区的竞争优势,维护美国的北极利益,限制域外国家深入参与北极事务,最终构建从印度洋到北冰洋的对华战略包围圈。竞争性抵制的拒阻思维,是当前美国政府应对"冰上丝绸之路"的决策必然。但囿于经济实力、战略资源等方面的制约,美国选择与盟国联合拒阻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相应的战略构建为"冰上丝绸之路"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北极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有可能出现中俄主导的以东北航道为基础的"冰上丝绸之路",与美加主导的以西北航道为基础的"北美北极走廊"并存的趋势。     

超越“门罗主义”: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与北极治理机制革新

目前北极治理呈现"门罗主义"特征,即北极圈国家在主导北极治理的过程中推崇"北极是北极国家的北极"的理念,并通过制度安排将"门罗主义"理念确立在北极理事会、北极经济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制中。北极气候环境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北极治理全球性需求与"门罗主义"主导北极治理现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始于2016年的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作为北极科学领域的新机制,为世界各国、国际组织与科学团体等相关行为体参与北极科学合作提供平等的交流平台,促进北极事务决策者和科学界的"直接沟通",具有超越北极治理中的"门罗主义"特征的潜力。中国应通过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积极参与国际北极科学合作,提升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适时助力北极科学部长级会议由北极科学事务的推动者转变为决策者,消解"门罗主义"北极治理对北极圈以外国家的边缘化和制度性歧视。     

论中国利益边疆的当代困境与安全建构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现象日益突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在全球化的裹挟之下,中国经济结构由"传统农耕性质的内向型经济"转型为"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海洋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意义与日俱增,以海外利益聚积区和利益攸关区为核心的利益边疆逐渐凸显。利益边疆的浮现,迫切要求中国调整军事战略,尤其是海洋战略要从"近海防御"走向"近海防御与远洋护航相结合"。然而,中国军事战略的转型,又导致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战略误判和战略围堵,进一步掣肘中国利益边疆安全的建构。鉴于此,我们必须突破利益边疆建构中的安全困境,不断创制中国风格的利益边疆安全理论,确保中国利益边疆安全的实践建构。     

北极航道：欧盟的政策目标和外交实践

气候变暖和海冰的快速融化向世界展示了北极航道开发的经济前景。经济上高度依赖贸易和海上运输的欧盟对参与北极事务和北极航道开发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时也面临着北极国家和北极理事会一定程度的排斥。欧盟充分利用北极多层级治理结构的特点,开展多支点外交,将自身在北极的利益与北极生态环境保护和北极治理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自己塑造成公共产品提供者;同时,以市场和投资为手段使自己成为北极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的合作者。中国与欧盟在北极事务上具有许多类似的战略利益和外交立场,欧盟的经验值得借鉴。     

美国北极科学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北极事务的科学探索以及对北极问题的科学认知是有效应对北极问题的基石，科学外交是国际社会参与北极治理的新形式。为维护北极权益、巩固北极伙伴关系以及在大国竞争中获得优势，美国通过发布科学报告、签署科学合作协定、主办国际科学多边会议等方式在北极地区践行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和领域多面化的北极科学外交。美国北极科学外交的开展一方面维护和拓展了其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也使美国北极科研活动受制于北极地缘政治竞争态势。面对美国将北极科学外交“工具化”的趋势，中国应在加强自身科研能力的同时，通过开展双轨科学外交，建立北极科研数据中心网络，积极参与国际北极科研组织等方式，进一步拓展和维护在北极地区的合法权益并推动北极事务的善治。     

北极渔业治理中的认知共同体因素:以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为例

国家行为体对于科学家群体的知识依赖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特征。在深海、极地、外空、网络等全球治理新疆域中,科学家的知识权威和网络化构成的认知共同体也成为影响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在北极渔业治理中,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作为重要的认知共同体,坚持双重身份、需求方驱动和非直接约束原则参与治理,而共识性、开放性和非强制性的治理特征为其推动北极渔业的议程设置、国家政策和社会共识,以及间接提供决策方案创造条件。但是,认知共同体的软性"去国家化"与科学家群体国家认同之间的平衡问题,认知共同体影响力的阶段性递减或反向影响,不同认知共同体之间面临的相互竞争等问题,构成认知共同体参与北极渔业治理的主要制约。     

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北极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随着北极地区的形势变迁,奥巴马自第二任期以来加大了对北极事务的关注和北极政策的调整与落实。在2013年颁布《北极地区国家战略》的基础上,美国进一步整合和优化了北极事务机构和决策体制,并推动北极气候治理以引领北极事务议程。奥巴马政府的此番调整有其深刻的原因:北极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提升,美国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引领北极事务议程的雄心,以及美国力图实现以其为主导的北极地区新秩序等目标。奥巴马政府尤其重视提升国内北极事务决策体制的效力,加强北极战略的落实以及重视北极地区的安全利益。随着奥巴马任期即将结束,其北极政策的遗产以及美国北极政策的走向值得关注。     

排他性开放:北极理事会的“门罗主义”逻辑

北极理事会的扩容标志着北极地区国际组织进入建章立制的关键期,但排他性开放仍是北极理事会扩容的本质。制度参与是中国参与北极治理最现实、最有效的途径,2013年中国获得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国的身份,并未根本改变被边缘化的地位,这是因北极理事会推行的"门罗主义"所致。北极理事会并非是全球性的制度设计,而是北极八国以"享有决策权"进一步强化其主导权,推动"域内自理化"趋势的发展。以航运为核心的中国北极权益的护持需高度重视这一趋势,并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     

制度与争议:斯瓦尔巴群岛渔业保护区权益的中国考量

《斯瓦尔巴条约》是我国参与北极事务重要的国际法基础之一。依据该条约及1976年《挪威经济区法令》,我国在斯瓦尔巴群岛领海甚至渔业保护区享有平等捕鱼权,中国应重视这些权利,并以此为法律基础和切入点,合理选择拓展北极权益的制度、身份和技术路径,创造性介入北极渔业治理,为参与北极渔业开发与养护争取主动权,占据法律制高点。     

中国南极国家安全利益的生成及其维护路径研究

在南极治理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实质性参与南极事务的国家高度重视本国在南极的国家利益。作为南极条约协商成员国,我国在南极享有的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利益是基于南极事务参与实践过程而不断生成的。我国的南极治理身份和相关治理主张、国家能力和国家责任的同步增长以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的双重需要,构成了我国南极国家安全利益生成的主要理由。随着我国南极事务参与阶段的不断深化,我国逐步生成了潜在型与关切型、关联型与合作型以及当前具有可实现性的国家安全利益体系,成为当前我国总体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在持续参与南极治理的过程中,坚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注重外部学习与国际合作,进一步强化南极事务参与中的技术、装备、人才、法律、体制机制等保障,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增进我国在南极的国家安全利益。     

我国增强在北极地区实质性存在的实现路径研究

北极地区除北极沿岸国的主权区域和管辖权区域外,绝大部分地区属于公海区域,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其应该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实行全球治理,而非由北极国家共治。作为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北极理事会缺少国际法基础,我国不应将加入北极理事会作为参与北极事务的成就,更不应将北极理事会作为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平台。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是符合国际法要求的合法组织,北极地区的治理适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区域制度,而不是某几个国家或组织制定的区域性条约或规章。我国应在增强北极地区实质性目标的基础上,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调整参与北极事务的工作思路,依托符合国际法的国际组织实现对北极的治理,同时加强对北极地区区域性国际制度和理论的研究,倡导全球共治北极。     

创造性介入：中国参与北极地区事务的条件与路径探索

“创造性介入”是中国学者在新时期提出来的一种中国外交新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作为一个“近北极”国家，中国需要对北极事务实施“创造性介入”。当前北极地区的现状为中国“创造性介入”提供了活动空间，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介入北极地区事务，并正在进行身份、制度、技术等路径的探索。“创造性介入”的引入，有力地提升了中国极地外交水平。促进了世界极地事业的发展，其“实践性”和“建设性”的理论特色，为中国和平崛起、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一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