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安全局势与中印面临的“合作困境”

近年来,大国在印度洋的政治、经济与安全领域的竞争态势均越来越明显,出现了经济合作与战略互疑并存的状态。地区问题带来的动荡和战略竞争引发的动荡"此起彼伏",给印度洋安全局势增加了新的紧张和动荡,由此也使得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更加突出,两国关系中的安全困境不断向海洋延伸。中国西进印度洋,被印度认为是最大的威胁和挑战。即便在中印两国的利益交汇点逐渐清晰,挑战和威胁逐渐趋同的情况下,两国之间的战略互疑从未改变。新德里对北京在经济合作上的态度相对积极,政治互信上的反应则相对谨慎,两国似乎正在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合作困境"。     

美国对日政策内在矛盾及地区战略影响分析

近年来美国对日政策的总体趋向,是放手日本摆脱政治约束、在强化军事实力的基础上扮演更重要的安全角色。支持日本"恢复在安全领域的主权权利"以及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表态更具倾向性,是其最新表现。这一政策内含矛盾:它与美国对日总体政策缺乏整合性,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存在结构性、"成长型"冲突,与美国地区战略的其他部分不兼容,与美国对战略整体效果的追求相背离。美国在安全上的"纵日"政策,导致亚太秩序建构失去方向,面临分裂、对立的风险。亚太地区安全中的"日本因素"上浮,安全态势更趋复杂。美国自身也面临战略困境,地区控制力开始受到质疑。     

疏远与接近：冷战期间印美关系评析

冷战期间若即若离的印美关系的形成,既掣肘于两极格局与不结盟的结构性矛盾、两国各自战略定位差异、“均势”政策与“和平共处”原则对立以及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异等疏远因素,同时也得益于双方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由于彼此需求而产生的接近因素。正确分析疏远因素与接近因素在印美关系中的作用,有助于理解冷战中两国关系的态势。     

大国崛起背景下的中日安全困境透视

从表面上看,历史问题是当前中日关系对立的焦点。实际上,潜伏在历史问题 之下的中日安全困境才是导致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原因。安全困境的形成有 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发因素。建 构主义理论提示,缓解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     

中美互信流失原因再探——基于对中美信任模式与互动过程的考察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信任程度开始不断下降。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双方互信关系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中美战略互疑与相互防范已从安全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本文认为,近年来中美互信的迅速流失既是双方在利益博弈中预期不断失败的结果,也反映了双方从有限的良性互动向恶性互动逐渐转变的过程。其根源在于中美之间建立的是一种理性信任与过程信任主导的信任模式,中美互信关系因缺乏足够的感性信任基础、外部制度保障和内部信任激励与监管机制而脆弱性、情境性较强,稳定性较弱。其直接原因则应归咎于金融危机后中美相互战略对冲机制(mutual strategic hedging)的形成以及双方在这一机制下互动过程的转变。     

印度外交理念的演进与莫迪政府外交变革初探

经过60多年的发展演变,印度外交理念中的大国理想和实用主义都在上升。2014年莫迪上台以后,加快推进外交变革,提出将印度打造成为世界"领导性强国"的战略目标,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在实用主义理念下突出外交的"两面性",并加快对外交机制、外交方式等方面的转型和升级。这冲击了南亚地区乃至整个印太地区的原有秩序。然而,未来印度外交还面临着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外战略平衡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同时也面临着中印关系竞合同时加强的长期考验。中印两国需要有效管理战略竞争,扩大战略共识,尽快走出当前战略互疑的"陷阱"。     

战争管控是如何失效的——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例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中,战争管控的失效是探究这场战争爆发与扩大的重要因素。联盟政治缺陷、域外敌对性国家波斯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双方安全困境的塑造、战略透支与团体迷思,以及雅典帝国极致的战略目标等都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导致战争双方对于危机管控失败,这些变量也成为分析战争管控失败的思考路径,借此为当下处于权力转移之中的世界,提供有关战争管控的有益思考。     

中国发展南太平洋地区关系的外交战略

南太平洋地处中国外交大周边,构建良好的南太平洋周边环境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南太平洋地区独特的外交环境以及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现状,中国应坚持将南太平洋地区作为"经济伙伴"、"政治依托"和"安全保障"的战略定位,抓住双方的共同需求和合作愿望,通过多种途径推进双方关系的发展。尽管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关系的发展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双方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将会继续得到提升,从而为双方关系持续、稳定、深入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     

生态法益保护与污染环境犯罪的多元治理

我国刑法保护的生态法益是一种关系性、整全性的法益。在理解生态法益时，应当着眼于生态利益与生活利益的融合，个体权益与集体权益的重构，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合。在法益形态的认识上，重心不能全然放在个体利益抑或集体利益角度，而应该从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互构，建立污染环境罪认定的多元入罪根据。污染环境犯罪的治理效果与国家发展战略优化、经济生产方式调整、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等结构性因素转型紧密关联。在国家与社会的加速转型期，污染环境犯罪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持续传导新发展战略的价值理念，健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的法律规范及行政监管机制，提升社会公众参与污染环境犯罪治理程度，并调动充分的市场调节资源等实现多元治理。     

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困境:界定、解析及应对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与二者密切相关的东海、南海争端不断升温,东亚地区陷入了明显的安全困境。然而,由于学界目前对东亚以中国为中心并日趋复杂的安全困境图景缺乏清晰界定,不少讨论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特征。究其根源,主要是这些讨论过于简单化和静态化地理解了安全困境这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因此,本文将从对理论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入手,对安全困境进行明确和严格的定义,并对相关理论进行拓展;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点分析东亚地区目前出现的主要安全困境,按照学理标准将其分为低度安全困境(中国同东南亚部分国家)、中度安全困境(中美)和高度安全困境(中日)三层次;最后,针对上述三层次的安全困境,本文将分别提出中国的应对思路。     

日韩军事关系:从“准同盟”到“同盟”?

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制约,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军事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合作与龃龉交错的状态之中。两国从根本上缺乏深层次安全合作的基础,缺乏实质性联盟关系所必需的政治互信和战略和解。虽然双方的军事交流与合作近年来呈现不断强化之势,但在历史问题长期存在、领土争议久拖不决、民族情感持续对立的情况下,两国军事关系由准同盟向同盟的转变并非一个可以预见的目标。     

"水不润下"与北宋濮议

治平二年(1065)四月,宋英宗下诏议濮王礼,礼官拟定"皇伯考",多数士大夫予以认可,宰辅却主张"皇考",濮议由此展开。八月开封大雨,成为濮议的重要转折点。以台谏为主的士大夫借助"水不润下"的灾异理论,指出水灾是由濮议引发,并抨击宰辅的"皇考"主张。欧阳修否定水灾与濮议相关,认为英宗、宰辅并无过错,不会招致天谴。双方的对立解释,既是政治立场的不同,也有新旧思想的冲突。     

一个“中等强国”的战略空间拓展——“印-太战略弧”视阈下的澳大利亚安全重构

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提出的"印-太战略弧"一词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呼应,透露出澳大利亚未来安全战略的视野指向。澳大利亚在参与"印-太战略弧"地区的国际博弈中,面临着在中美之间、既有强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太平洋次区域组织与泛太平洋组织之间的"选边困境",其战略空间也受到来自这三方面的共同挤压。澳大利亚未来安全战略空间的拓展总体表现出"三向性"特征,努力寻求安全战略转型中的战略增长点,为中国把握太平洋安全形势的发展方向、投放力量和谋篇布局提供了有益启示。     

“印太”视域下的日法海洋安全合作及其对华影响

近年来,日本与法国在双方“印太战略（构想）”的相互交汇与影响下,陆续开展了涵盖机制建设、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海洋安全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日法两国能够在印太地区开展海洋安全合作,除了受到“印太”地缘结构变化及美国“印太战略”等外部条件影响外,也与双方巩固本国既得海洋利益、维护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和稳定的双边关系等内在基础密切相关。在当前美日等国不断扩大海洋安全合作联盟的背景下,日法海洋安全合作无疑会对中国的海洋安全及权益带来一系列影响。然而,由于法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多元化的外交传统、日法在遏制中国和对俄问题上存有分歧,以及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也将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这都不可避免地制约着双方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试析北极安全态势发展与安全机制构建

冷战以来的北极地区安全态势经历了"军事化—去军事化—再军事化"的演变历程,从冷战期间北极作为美苏军事对峙的前沿,到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缓和促成北极政府间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北极安全局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在现今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北极国家不断提升在北极地区的军事行动能力,这种以捍卫主权和主权权利、保障战略运输通道、应对突发事件和确保民事安全为初衷的军事能力建设,往往被他国视为启动军备竞争的举措而导致安全困境。受制于俄美在北极战略安全领域的结构性矛盾,北极地区安全机制长期缺失,但安全机制的构建一直是北极国家和部分北极域外利益相关方关注的焦点。在北极区域层面,在非传统安全和民事安全领域不断深化的机制性合作构成建立北极安全信任措施的基石,也促成北极国家达成相应的安全话语共识,即维护北极安全与合作将带来更多回报。同样值得思考的还有在地缘范围上能够(部分)涵盖北极地区的多边区域性安全架构(如北约组织、欧安组织等)在介入北极安全事务上的合法性、能力与意愿。     

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维护好国家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是一个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问题。它是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和新安全观的核心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运行的必要条件。要正视我国经济安全问题的结构性和复杂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切实维护好国家经济安全。     

印度与美国的太空合作及其影响

在外国帮助下,印度的太空事业得到发展,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冷战结束后,印美双方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其中太空合作成为其支柱之一。印度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太空合作提高大国地位,赶超中国太空发展,提升军事实力。两国太空合作加速了亚洲太空竞赛和太空军备竞赛,使印度战略弹道导弹得到发展,由此加剧南亚紧张局势,形成东亚安全困境,并恶化太空安全局势,增加核战风险。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日关系:竞争性互惠结构的内涵与作用

2013年以来,中日两国在外交战略上都开始致力于参与构建地区乃至全球规则的制定,两国在战略层次上的博弈日趋激烈。"一带一路"、TPP以及"印太战略"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两国舆论相互角力的热点。虽然中日间存在某些结构性的矛盾,但这些矛盾的演变并不一定会完全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向前推进。当中日两国实力发生逆转,互动的范围超越双边甚至东亚区域,内容上升到规则、标准、秩序的构建层次后,竞争对抗的因素会在一段时间内凸显,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想要在大范围内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就必须与其他国家共同协商,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彼此观念融合的机会。虽然在理论上并不能排除中日最终形成对立集团的可能性,但由于两国政府都有意愿摆脱现实主义理论所设定的悲剧性后果,所以建构两国间的集体身份认同、加强政治互信仍将是两国未来共同努力的方向。     

深化同盟机制:日美双边互动的战略愿景——《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评析

日本首相野田访美同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谈,并发表了题为《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的共同声明。声明将日美同盟定位为"确保亚太地区安定与繁荣的基石"。双方表示"将尽可能的发挥作用、履行责任,维护亚洲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繁荣、安定"。声明不仅强调了"通过东亚首脑会议以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确立国际性准则"的重要性,也表达了日美同盟主导亚太"地域联盟"的战略意向。它虽然没有明确谈及中国,但暗示中国在军事、经济两方面崛起是安全不确定性因素。     

日本海:中国对日地缘战略新转向

中日矛盾的双重性、中日结构性矛盾的双重性以及日本的大陆战略传统,使中日两国间的战略对立和竞争具有长期性,而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又使中日两国间的这种对立和竞争表现出严峻性。为此,中国应提高对日斗争1的战略性、全局性和主动性,落实在地缘战略上,即是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也是日本海相关国家以及日本海在未来地区和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在当前对日斗争中,中国应以东北地区为前沿,将对日斗争的主要区域从东海转向日本海,同时巩固自身在日本海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存在。本文认为,中国的这一战略转向在近期着眼于中日关系,长期则放眼于地区和世界政治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