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南太平洋外交战略演变与太平洋岛国峰会——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

由于二战后日本与南太平洋岛国外交发生演变,有必要探讨日本从环境外交向海洋外交转变过程中对该地区的外交定位。二战结束后,日本势力一度彻底退出了南太平洋地区。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和南太平洋岛国纷纷独立整合组建"太平洋岛国论坛",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重新开始加强对该地区的外交攻势。此后,通过举办八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日本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逻辑实现了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的转变,在历史惯性和现实主义外交的双重作用下,日本力求在南太平洋地区构建符合自身利益与偏好的外交模式。目前,日本已将其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提升到与中东地区、非洲的"西翼"并重的高度,成为其海洋战略的"东翼"。中国今后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将不得不直面日本的海洋战略,并与之展开博弈。     

全球海洋治理视域下的南太平洋地区海洋治理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海洋问题日益严峻。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海洋治理应运而生。随着欧盟《全球海洋治理联合声明》的出台,全球海洋治理具备了理论基础和框架。南太平洋地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海洋问题,而且海洋与该地区的经济及居民的生存息息相关。南太平洋地区有着完整的海洋治理主体、客体及规范,有效践行着全球海洋治理理论,因此,南太平洋地区在全球海洋治理方面处于"先行者"的地位,同时,南太平洋地区的海洋治理对全球海洋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第一,加强区域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第二,构建全球海洋治理伙伴关系;第三,加强地区海洋治理理念与全球海洋治理理念的有效对接。     

南太平洋岛国华人社会的发展:历史与现实的认知

南太平洋岛国的华人移民社会最初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主要是近代中国劳工输出的结果。"二战"后,华人移民基本实现了本土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又出现新的移民潮,形成较大规模的华人移民群体。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华人移民都积极参与并推动了南太平洋岛国各项事业的发展,由此确立起较高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不过,华人移民群体也不可避免地被当地社会内部冲突与矛盾所波及,并受到部分西方媒体及少数政客的借题炒作。本文认为,从我国发展对南太平洋岛国战略关系的角度看,岛国华人社会将扮演日益重要且积极的纽带角色。     

从海洋区域合作论“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

海洋区域合作有其独特的内在机理,"海洋区域主义"是对之的归纳也是分析框架。海洋区域主义涵括全球性海洋法中区域合作的法律基础与具体区域性海洋合作机制两个层面,二者间的互动机理可概括为:全球性法规推动区域性海洋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发展,区域性海洋合作机制提出的区域性议题或采取的区域性措施也会推动全球性法规的发展;联合国专门机构则在这组互动关系中起到了枢纽作用。以《"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为线索,结合海洋区域主义的发展机理与趋势,本文为通过海洋区域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提出了建议:一是考虑批准1995年《鱼类种群协定》,发挥其作为区域合作法律基础的作用;二是重视联合国专门机构(特别是国际海事组织)的枢纽作用;三是在半闭海条款基础上构建南海区域合作;四是下沉式地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上的区域性海洋合作机制。     

洞悉公海热点问题，把握公海事务发展趋势——《国际公海事务发展前沿》出版

正《国际公海事务发展前沿》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全球海洋与极地治理研究丛书"的阶段性成果,已由海洋出版社出版。本书全面记载、客观反映和专业评述国际公海事务发展进程和成就,阐述了公海资源、环境、法律和管理方面的总体进程,聚焦国际海洋资源环境、海洋战略与政策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客观评价了联合国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国际规则制定、《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海事组织等国际组织及国际进程的发展趋势及其立场观点,突出反映了相关领域的新理念和新成就。     

试论“一带一路”倡议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实施路径

南太平洋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和重点方向。南太平洋地区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之一,南太平洋岛国具有典型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属性。近年来,美国强调重返亚太,澳大利亚试图巩固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台湾地区试图扩大其在该地区"邦交国"的影响等,该地区各方博弈态势加剧。考虑到南太平洋地区小岛屿国家的特殊性和各方在该地区的博弈,"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实施应充分发挥多边外交和首脑外交的作用;重视援助效果评估,实现精准援助;加强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促进海洋与环境合作。中国应通过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与合作,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蓝色伙伴关系,共建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理论与实践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系统管理和海洋综合管理的思想逐步成为海洋管理的主流,并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本文概述了当代西方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及主要国家的管理实践,总结了当前中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同时,本文梳理了海洋及海岸带综合管理理论及其演变,以及相关的实践内容,回顾了中国海洋综合管理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系统管理和海洋综合管理进行了比较分析,初步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发展方向。     

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理论与实践

20世纪50～70年代,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在环境干预主义学派的影响下,以命令与控制为主;20世纪70～80年代,在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影响下,以开拓市场调控机制为主;20世纪90年代至今,处于强化环境自约束管理阶段,以强化自愿协商机制为主。与上述三个阶段相应,本文对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环境的干预主义学派、基于所有权的市场环境主义学派及自主治理学派)的理论、实践进行分析与总结。环境治理中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的演变,反映了人类在环境治理认知上不断完善的过程。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40年：历程、挑战和中国角色

1982年通过和开放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一部重要的海洋领域综合性法律文书,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尽管《公约》构建了现代国际海洋秩序的法律框架,但《公约》并未穷尽关于海洋权利义务的所有事项。回顾《公约》通过40年的历程可发现,《公约》的谈判、通过、生效和发展无一不是时代的产物和利益的博弈,其精心构建起的微妙平衡反映了海洋管辖与海洋自由这一对相生相伴矛盾的互动。《公约》通过后的40年间,国家实践的差异、海洋技术的革新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给包括《公约》在内的海洋法发展提出了诸多新挑战,外化表现为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扩权与随意滥用。中国与《公约》同行40年,在国内发展、国际形势和《公约》的共同影响下,逐步确立和深化了自身的海洋观念,践行着有特色的海洋实践。展望未来,中国应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出应对《公约》挑战的可行方案,增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国际影响力,推动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路线的演变

“吉田路线”是日本经济外交的原点,之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日本通过日美同盟加入了国际经济体系,双边同盟和多边国际体系为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奠定了决定性框架,同时对华、对东南亚国家关系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依靠日美关系实施自制性措施来应对四次经济危机,并通过ODA为国际做贡献,借助峰会、GATT、APEC等国际机制和区域合作机制获得国际合法性。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随着冷战结束带来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开始积极介入国际安全领域,并在与美国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来消弭贸易摩擦,还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保护全球环境等探索突破传统型经济外交。同时,日本依靠国际机制和规范的权威性缓和了对外关系发展中的错误和冲突,并期待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2010年以来,面对日趋衰退的本国经济和强势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日本从对华牵制的角度出发加强对日美同盟的依赖,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针对经济安全的应对措施。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既具有连贯性,又呈现出人意料的振幅和变化。     

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探析

建立特殊海洋保护区是南太平洋岛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南太平洋岛国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主体多元且呈现出较高的积极性,建设的内部动因包括渔业、旅游业的发展需求和国内非政府力量的推动,西方国家资本推进和西方企业技术拉动是其外部动因。通过分析斐济、所罗门群岛、帕劳及库克群岛等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模式与措施得知,南太平洋岛国的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注重传统管理方法与现代管理技术的融合,并进一步寻求区域合作是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未来走向。作为世界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最为成功的区域之一,南太平洋岛国特殊海洋保护区建设不仅推动了全球海洋保护区网络加快成型,也为中国的海洋保护区建设提供有效的借鉴。     

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可持续渔业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高度关注,可持续渔业问题和保护海洋脆弱生态系统已经成为海洋渔业治理的热点问题。从一系列相关国际条约和国际文件分析,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发展趋势是:聚焦海洋脆弱生态系统;强调在海洋生物资源管理中生态系统方法的应用;强化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对深海渔业的管理;促进可持续渔业发展。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特点是:强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在全球渔业治理中的作用;国家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实施或执行的标准逐步具体化;打击非法、未报告及不受管制捕捞活动成为海洋渔业治理的重点;加强渔业执法合作,提升渔业执法效力;关注水产养殖对海洋生态的影响。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如何提高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意识,提高履约能力,履行船旗国的责任和义务,是我国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印度东北地区的民族分离运动与反政府武装

自独立以来,印度东北地区民族分离运动、反政府武装活动持续不断,至今未绝。独立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主要为民族分离主义争取民族自决权与印度政府维护统一的斗争,经过三十余年的较量,印度政府实现了在宪法框架内对东北地区的政治重组;20世纪80年代至今,主要为由移民与本地居民、部落民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引发的反政府武装活动。进入新世纪,反政府武装组织出现恐怖主义化、黑社会化趋向。     

论环境公平

环境公平是社会公平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公平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并影响了人类的社会公平,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隐患。鉴于环境资源在代内及代际配置上的不公平以及我国存在的贫富、区域、城乡差距拉大的现状,应通过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国家产业补偿制度、发展循环经济与可再生资源、保障公众参与制度等途径,实现环境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     

东亚合作中的中日经济关系

一、东亚经济合作的特征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 ,集中表现为区域内相互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增长以及区域内生产的国际化。东亚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深化了产业内及企业内的国际分工 ,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 ,从而在区域内形成了经济增长的循环机制。 80年代至 90年代中期东亚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一 )区域内贸易的增长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东亚各国 (地区 )出口商品层次的提高及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 ,东亚地区的贸易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表现为东亚区域内贸易的飞速发展。区域…     

网络组织价值生成分析——兼与层级组织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层级组织纵向分立和横向联结所形成的网络组织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微观经济领域居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网络经济条件下制度性信任基础的建立是网络组织价值生成分析的逻辑前提,也是网络组织兴起并形成相较于层级组织的价值生成优势的根本原因;以制度性信任为基础的协调成本下降、互补效应形成和合作创新能力增强是网络组织价值生成的三个基本来源;在网络组织形式演进过程中,模块化组织和知识联盟的出现使网络组织价值生成的三个基本来源呈现出叠加态势。     

海盗罪的国际法规制

为了打击海盗行为，16世纪以后，西方各国逐渐形成了关于海盗罪的国际习惯法体系。进入20世纪，国际社会开始致力于将惩治海盗的习惯法法典化。《尼翁协定》及《尼翁补充协定》是前期的主要成果。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制定了《日内瓦公海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盗罪的定义、构成要件及执法权限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上世纪80年代后，国际海事组织又制定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关于海盗和海上暴力行为的示范国内法》等富于操作性的法律文件。     

海洋油气钻井平台溢油侵权法律问责制探讨

近年来频发的海洋油气平台溢油事故唤醒了中国人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相继出台了防止海洋作业与海上运输溢油的法律法规,建构了民事、行政和刑事问责体系.但是,随着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海洋环境的日益恶化,实践中的海洋油气平台溢油的法律问责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其存在的诸多规范缺失和运行障碍问题必须尽快予以解决.同时,刑事问责基本处于空白的状态,这正是中国海洋油气平台溢油事故屡现的一个重要根源所在.     

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保护区的实践困境与国际立法要点

人类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的活动日益威胁着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存续,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和《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框架下,相关区域国际组织及国家开始了设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保护区的探索。这些实践面临着对其合法性的质疑、管理的碎片化、与沿海国权利冲突、非缔约方的忽视以及监测与评估困难等困境。当前,联合国框架下关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国际协定磋商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海洋保护区等划区管理工具是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保护区国际协定磋商中,应通过构建合法性基础、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适当顾及沿海国权利、促进非缔约方参与以及注重监测与评估等措施回应和解决相关的实践困境。我国应积极参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保护区国际协定制定进程,在BBNJ国际协定谈判中结合自身利益诉求提出具体建议,引领相关规则的制定。     

俄罗斯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新论——兼论中俄犯罪构成理论的差异

我国通说的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苏俄刑法理论移植而来.这一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国初步建立,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20世纪50年代后.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在苏俄刑法理论上.尤其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刑法理论上,无论是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还是主观方面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