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社区参与的现实解读与理性反思——基于两种村庄经济类型的比较研究

经济类型是影响村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变量,不同经济类型下村民社区参与的水平、内容、结构、主体与态度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即村庄经济水平越高,村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与参与的水平越高;村庄经济结构中的私营经济越发达,村民社区参与的水平也越高.从学理与实践上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不同村庄经济类型下村民社区参与的激励机制与参与渠道不同.由此,应做好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重构村民在社区参与中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畅通村民社区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建设,增强村民社区参与的能力.     

不同类型村庄村民公共参与之差异——以浙江省的三个村庄为例

村庄经济发展和农民分化方式是影响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变量.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的自主发展中,原来同构性的农村社会已经多元化,不同类型的村庄具有各不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农民分化方式,并因此造成村民公共参与的动机和目的、行为和态度、参与精英的构成等方面的种种差异,呈现出极度的非均衡性和多样性.所以,理论研究和治理实践都应当从这种非均衡性和多样性出发.     

村庄类型与农民公共精神的差异性呈现——胜利村、南坝村和十里村的比较

根据村庄社会关联形式和性质的不同,分别从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关联度评价、村庄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意愿和价值评价、对待村规民约的态度、对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行为及村民日常生活中寻求帮助的方式选择等维度对胜利村、南坝村和十里村三个村庄农民公共精神表征进行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社会关联程度和性质不同的村庄农民公共精神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农民对公共事务的态度、价值认同及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行为都高于社会关联度相对较低的村庄。因此,建议通过加强对农村社会公共文化生活的重构,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与公共理念。     

治理单元调整与村庄的民主自治

使用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从村庄民主自治开展的角度,研究了村庄合并和治理重心下移两类治理单元调整对村庄“四个民主”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合并后,村民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概率、村庄召开村民大会的频次都会降低,民主自治开展困难;治理重心下移后,村民民主参与的概率、村庄召开民主大会和民主评议的频次都会提升,民主自治较易开展。从影响机制看,村庄合并会减少村民获取重要信息的便利性,进而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重心下移会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重要信息获取便利性,进而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单元调整后,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的改变,会直接影响村庄的民主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合并后,提升交通便利性能激活村民部分类型的民主参与热情,但难以解决民主管理难题;重心下移后,议事会或理事会能承接部分村庄自治活动,而村庄合并难以达到类似效果。不论治理单元如何调整,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信息获取便利性,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对开展村庄民主自治都是有益的。     

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

文章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发展水平的村庄其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供给模式,探索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与村民自治之间的联系,并从社区外和社区内两个层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农民分化与村庄社会整合

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农民经济分化有关,但高度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产生阶层分化。发生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分化受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形成了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村庄社会整合机制体现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结构,为村民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规范;以集体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强化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与村民的利益关联;以公共生活为载体的媒介机制,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空间,形塑互助合作的阶层关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基础,通过对个体的行为约束维护村庄公共秩序。村庄社会整合的四重机制通过维护村庄公共性弱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区别,重塑了一个稳定有序且有活力的熟人社会秩序。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资源输入与村庄公共政治再造

乡村建设行动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为重新塑造村庄公共政治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尤其是村庄自主使用公益资金的输入,结合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设置和相关议事监事制度的配套,能充分表达村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体现出村庄的主体性,并激活村民自治。同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所建立的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具有对村民利益连带的强制力,从而也能有效克服公共品供给中法治剩余事务之外的农民不合作困境。以公共品需求表达为核心的分配型协商民主提高了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以利益规制为基础的村规民约实践则有效形塑了权利与义务相均衡的公民意识和乡村公共规则。对村庄公共政治进行再造,能够实现村庄社会的善治。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动机分析——基于对闽西M村的个案研究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是基于不同的动机,其中包括主观性动机、客观性动机、功利性动机、价值理性动机、物质性动机、非物质性动机、个体层面动机、村庄层面以及宗族层面的动机.在熟人社会中,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不纯粹是为了经济理性和客观利益;生活在熟人社会网络中的他们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闽西M村村民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性活动中达成合作的事实表明,公共物品的供给有利于建构村庄的秩序.     

村庄治理中妇女的组织参与——以浙江省K村为个案

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农村妇女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在现阶段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妇女在村庄公共组织中“缺场”和村庄公共组织决策中“失语”的现象。造成农村妇女低组织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支持的不力、农村妇女自身的角色定位限制、传统父权制家庭文化的影响和农村社会“力治”的性别偏好。     

民间信仰的情感之维与村庄公共生活的整合——以桂北村落为考察对象

从桂北农民基于信仰基础的情感视角来考量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行动者,可以发现并理解传统民间信仰在当代村庄公共生活中发挥整合功能的抽象机理。通过把集体仪式嵌入村庄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断在人们情绪高昂的时刻唤醒内心深处的亲情,村民们形成了将子孙绵延的情感之链作为生命依托的意义系统,而兄弟与村友则成为在同一块土地上延续永恒的同道者。通过以丧礼为代表的情感宣泄机制,人们直觉到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并产生出宗教般的神圣感,它型塑了全体村民对于村庄的深切认同与情感依恋,使得他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甘心付出,并主动承担责任.     

农民流动与村民自治——流出村和流入村的分析

农民在村庄范围内大量流出或流入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常态.无论是在流出村还是流入村,农民流动都对村民自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流出村,农民流动在为村民自治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流动农民选举权利难以实现、民主选举质量降低、民主管理陷入困境、民主决策难以实现和民主监督流于形式等等.在流入村,农民流动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社会治安的迅速恶化,严重影响了村庄社区的秩序.此外,对大量的外来农民,是否允许他们参与流入村的村民自治,也是一个迫切需要从宏观立法和微观实践中解决的问题.     

农村社区的公共管理方式——以浙江省3个村为例分析

本文通过对浙江省3个村的社区公共管理的实证研究,指出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公共管理方式有三种主要类型(1)动员教育;(2)报偿奖励;(3)制裁惩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村治环境下的社区公共管理的村域特点,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公共政策、性别意识与农村妇女参政——以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为例

农村妇女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力量,尤其在男性进城务工、农业女性化的当今农村地位更加突出。然而,由于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以及村级治理的力治背景,农村妇女参政状况不容乐观。由此,应该将性别意识纳入政策主流,通过政策干预实现男女平等。文章以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为例,分析了公共政策中的性别意识及其实施效果,提出了保障农村妇女参政的对策建议。     

西部地区乡镇政府职能的现状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实地座谈、个案调查等多种方式,对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职能的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调查显示,乡镇政府依然履行着较强的经济发展职能,并没有真正实现由区域经济发展“领导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转换。一方面,乡镇政府热衷于发展地方经济,公共决策依然对私人决策有较强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税费改革减少了乡镇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在本应发挥作用的公共产品市场上,乡镇政府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位。此外,乡镇政府的主要领导花费大量精力在处理上访事件上。     

“人口倒挂”村社会治理的困境与突破——以东部沿海地区H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在城乡、区域之间“推拉力量”的作用下，东部沿海地区开始涌现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庞大外来人口群体，从而造成相当部分地区外来人口数量超过本地户籍人口数量，形成“人口倒挂”现象，特别是出现了一大批“人口倒挂”村，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文章以H市为例，指出此类村庄普遍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公共安全维护、公共资源配置、生活环境优化、公共事务参与等方面的困境。提出对“人口倒挂村”完善信息化管理，实现协同式管理，推进融入式管理，实行“调控式”管理。      

乡村教育中农民投入的实证研究——湖北大别山宣村小学考察

20世纪6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村办小学的办学是由农民投入的。大别山宣村农民办学经过了3个阶段：小学下放大队办时期;“五七”教学网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在不同阶段,农民投入有不同的种类、方式,是农民办学时期农村基础教育的主要动力。农民办学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压力,促进了农民文化素质的提升,但也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加重了农村债务,亟待国家的重视和解决。     

回流经济精英掌权的辩证思考

由于价值目标和社会流动等因素,部分农村经济精英回归乡村,积极介入村庄政治,并且通过竞选掌控村庄公共权力,从而引发村庄权力结构的重组,实现了精英的异向流动。充分发挥回流经济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性并克服其弊病,对于保持村庄政治良性运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历史文化村镇类型分析与特征研究

历史文化村镇的类型划分是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与发展的基础性研究之一。历史文化村镇的类型是对历史文化村镇特征的典型概括。对于山西历史文化村镇类型的研究,着重考虑到地形地貌、经济特点、文化特色等八个方面,建立山西历史文化村镇类型选择的模式体系,通过不同类型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山西历史文化村镇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