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五四”新文化观——本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局限与突破

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未产生真正的学术化科学化的文化研究,使迄今中国文化研究仍然在政治的急功近利与传统的思维模式夹击之下不能脱身。目前流行的“大文化”概念,其实是掩饰这一方向性偏差的谬误。科学实证是中国文化学术走向现代的必经阶段。科学实证方法将根本改变传统思维模式,把中国文化研究送入正轨。这也就是对五四新文化观的超越。     

创造视角下的两种文化交融

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冲突已成为当今的焦点问题之一,而关于这两种文化的融合问题更是当今时代的一大难题。文章以创造的视角去探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关系,从创造的三维立体定义出发,分别从创造成果、创造过程和创造境界三个层面分析研究了两种文化交融的问题。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人们日益感到文化现代化在社会变革系统工程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近年来,理论学术界对文化问题的高度关切与热烈讨论,就反映这一普遍性社会认识和要求.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以及一些人思想上的迷误和盲从,在所谓“文化热”中,对怎样认识和研究文化问题,怎样建设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混乱.因此,拨乱反正,分清是非,澄清迷雾,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化观,坚持文化讨论和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中西城市文化研究述评

在历史沿革上,城市文化研究源自西方.它是不同时代思想潮流的产物,这集中反映在某些专题研究中.随着中世纪城堡的湮灭,"市民"文化开始成为城市文化的主体,它彰显人性与科学,使人和理性成为城市文化价值观的基调."市民"精神的崛起,导致文化走向大众.城市文化精神成为公共的价值目标.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喜福会》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生态批评研究方向发生了新的转向。从最初对与自然有关文本的关注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转向更深层次的人与外界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关系的追问。生态的话语亦成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恒久的部分。生态批评的转向,为族裔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描写移民生活、文化的族裔文学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特定人群在主流文化环境中的困顿、挣扎、适应与融合,为我们展现了这一当代多元化历史进程中的独特文化现象。本文尝试着用生态批评理论来解读《喜福会》中传达的多元文化共存的生态理想。     

现代文化矛盾主要形态的哲学理解

现代文化矛盾的主要形态是人与自然、人与科学、人与符号和人与存在的矛盾。对这四种主要形态的分析与批判,展示了文化矛盾应沿着正确的方向,合乎逻辑和合乎人性的运动与发展,体现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之趋势。     

我国艺术文化学的渊源及其当代取向

我国自古以来特别重视艺术的文化性质和功用,形成"兴、观、群、怨"、"文以载道"等艺术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近现代以来民族救亡运动中被不断强化;建国以来,艺术沿"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路线演进,艺术文化研究确立了新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艺术文化学成为艺术学学科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艺术文化学显现出一定特色,其研究取向可概括为:立足当代艺术前沿,打通古今艺术文化承续纵轴;以"眼界向下"的勇气,接纳大众文化艺术和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以国际视野,吸收借鉴西方艺术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     

科学理性在中国发展的思想前提——实事求是

以道德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科学理性精神的匮乏,成为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历次教条主义＂唯上＂＂唯书＂的错误表现,有着深厚的忠君行孝、尊从孔孟之道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毛泽东在与教条主义斗争的过程中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不仅在理论上清算了教条主义,而且也化解了传统文化造成的教条主义与科学理性的对立,为科学理性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反思欧洲科学的三个维度及其现代意义

反思欧洲科学有三个不同维度的含义 :第一维度是纯粹知识的维度 ;第二是亚文化共同体的维度 ;第三是文化理性的维度。这三个维度不仅含义不同 ,而且对文化的实际意义差别也很大。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 ,科学的角色首先是作为纯粹的知识而出现的 ;当着科学发展成为一种专家的事业时 ,科学的实际存在就演变为科学家的亚文化共同体 ;当着科学成为全民族的教育和国民参与的目标时 ,科学就成为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理性。我们强调第三维度的科学概念 ,这一概念经常为学术研究所忽略 ,然而正是科学作为文化理性的一种形态改变了欧洲的历史 ,使欧洲文明从一种基督教的文明 ,理性化为一种科学主义的文明。由于科学的排他性 ,科学理性即重塑了欧洲的文明的传统 ,也摧毁了世界的其它文明传统     

论约翰·杜威对哲学的改造

20世纪是一个哲学危机和变革的时代。杜威从“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样式的起源入手,详尽剖析了传统哲学中知行二元论产生的原因、特征及后果,指出在近代科学革命以后,哲学必须在重新理解科学的基础上改造自身,使哲学成为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是终极知识的工具。杜威的这一设想在21世纪对于哲学的未来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论科学文化与科技发展的相互关系

随着整个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竞争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题之一。科学文化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科技发展与科学文化之间相互影响。本文认为,科学文化引导科技发展,科技发展推动科学文化,彼此在相互作用和影响中共同推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经济发展中不能忘记对人的关怀,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这就是本文探讨科技发展与科学文化相互关系的意义之所在。     

中西企业文化比较论

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和管理思潮的企业文化兴起于西方,自波及到我国后,已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界和管理界研究的热点,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的研究正在向全面、系统、深入的方向发展,这使中西企业文化的比较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本文想就中西企业文化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谈点看法,以求教于大家。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会通的方向——以宗密《原人论》为例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会通无疑是当前文化自觉的核心话题之一。如何确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会通朝着拓展包容性、提升整合性、增强适应性和激发创造性的方向发展,就成为这一会通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前提。中国文化第二期发展过程中宗密会通儒、道、释,其思想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会通的方向,同时对于中国文化第三期的创造也具有启发意义。     

和谐文化的核心问题及实现路径探析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文化的两种基本形态,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关系问题是破解现代文明发展困境的时代主题,也是和谐文化的核心问题,和谐文化应该体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只有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比翼齐飞”,才能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而实现文化现代化,发挥和谐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和谐文化的特质为和谐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即从思想层面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和谐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从实践层面到教育层面,努力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统一。     

五四精神与闻一多抗战后期思想变化

“五四”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后期，闻一多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即与“五四”有关，是以五四新文化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为前提的。闻一多从“五四”的镜子里看出了历史的法则，因而他一改早年推崇传统文化的态度，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向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发起勇猛冲击。这在他，既是回到“五四”、又是踏上时代的潮头。闻一多通过“五四”的精神之桥，走向了“人民的世纪”。他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方向，成为共产党人可以信赖的朋友。     

以"创造"为核心的第三种文化探析

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冲突已成为当今的焦点问题之一,而关于这两种文化的融合问题更是当今时代的一大难题.因此,以创造为契合点探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进而形成以"创"为核心的第三种文化,对推进两种文化和谐发展和中国新文化建设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文化批评:全球化时代文学批评的突围

本文从当前文学批评的困境入手,考察了西方从马修·阿诺德到诺斯洛普·弗莱的相关文化批评的发展之路,提出文化批评将拓展当前文学批评日益狭窄的研究空间,成为喧嚣的大众文化研究中文学批评的一种突围方式,而且在新世纪的文化研究中,文化批评将成为日益显著的一个文化研究方向。     

从地域文化走向主流文化历程的深刻揭示--《齐鲁思想文化史(先秦秦汉卷)》评介

2002年7月,山东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齐鲁思想文化史(先秦秦汉卷)》一书。该书长达56万字,论述了先秦秦汉时期齐鲁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齐鲁思想文化由地域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过程和原因,研究了齐鲁思想文化的内涵、演变与基本特点,阐明了齐鲁思想文化在构筑中国主流文化进程中的主要贡献,全面展示了这一时期齐鲁文化的主要成就,科学评价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该书的两位作者孟祥才教授和胡新生教授,是思想文化史专家,他们以其厚实的功底、扎实的研究和娴熟的技巧,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古史上,对特定的地域文化能…     

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

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传教士学术传教期;洋务派技术引进期;先进知识分子科学传播与启蒙期。这三个阶段以儒学与基督教的斗争为基本背景,始终贯穿了科学与儒学的冲撞和融合。其间,儒学主流对待西方科学的态度上演了排斥、同化、限制三部曲:传播初期,儒学主流对西方科学主要持排斥态度;当西方科学充分显示其先进性,并在天文、历法、地理等领域站稳脚跟时,儒学主流则开始通过倡导"西学中源"说,企图把西方科学纳入到儒学轨道;当同化归于失败而西方列强的入侵又迫使中国不得不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时,严格限定科学应用范围的"中体西用"说便应运而生,并逐步占据了儒学的主导地位。这一西方科学传入过程表明:科学与儒学具有某种根本上的对立;但这种对立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最大限度地适应科学的发展是儒学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儒学必定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强大文化力量。     

论约翰·杜威对哲学的改造

20世纪是一个哲学危机和变革的时代。杜威从“哲学”作为一种文化样式的起源入手，详尽剖析了传统哲学中知行二元论产生的原因、特征及后果，指出在近代科学革命以后，哲学必须在重新理解科学的基础上改造自身，使哲学成为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是终极知识的工具。杜威的这一设想在21世纪对于哲学的未来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