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会支持上市公司吗?——基于大股东股权质押的视角

既有研究发现大股东除扮演"监督"和"掏空"角色外,还会对公司进行积极的"支持",但针对后者的实证研究可能面临度量误差问题。利用股权质押的特殊性质,采用大股东质押私人股权后借款给上市公司的子样本,可有效缓解上述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大股东有强烈的动机支持处于融资困境且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司。支持行为具有显著正向的市场反应,并有效提升了上市公司的价值。其作用机制系支持行为缓解了公司资金营运压力,减少了应付账款和降低了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对外传递了信号效应,降低了公司债务融资成本和扩大了公司债务融资规模。此外,支持行为对于公司价值的正向影响具有长期持续性。     

定向增发、大股东利益补偿与公司绩效

定向增发中涉及的大股东利益补偿问题越来越引起政府监管者的重视,增发定价的高折价率、公允性都会直接关乎大股东的利益补偿.以2012-2015年成功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发行折价率为研究重点,探究了大股东利益补偿问题对增发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情况,分析了大股东参与认购定向增发股份与公司绩效的反应.研究发现,发行折价率与公司绩效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发行折价率低于某一临界值时,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而高于该临界值时,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大股东参与认购定向增发股份并非简单的掏空行为与支持行为,大股东支持行为与掏空行为的选取应以大股东利益是否获得合理补偿为依据.     

投资者识别大股东支持和掏空的潜在可能——基于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守效应的经验研究

考察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区间效应,检验了第一大股东持股处于不同区间时其持股比例与投资者评价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处于"支持区间"时,投资者的评价趋向于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正相关,而第一大股东持股处于"掏空区间"时,投资者(不包括债权投资者)的评价趋向于与第一大股东持股负相关。这表明中国投资者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大股东支持和掏空的潜在可能。     

基于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大股东减持行为实证研究

随着全流通进程的加快,限售股解禁和大股东减持行为成为当前资本市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问题。而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对大股东的减持行为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在对大股东减持的动机和截止到2009年11月30日沪深A股312家股份全流通公司的减持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全流通后,公司的托宾Q值、公司在同行业上市公司中所处的估值水平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在整个市场中所处的估值水平越高,大股东的减持数量越大;限售股解禁数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净资产收益率、限售股股东持股成本对大股东减持数量的影响不显著等结论,最后简要分析了个人转让限售股征所得税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以及研究展望。     

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是否损害了中小投资者利益?

我国股权质押和中小投资者保护目前仍存在制度性缺陷,因此大股东常常利用股权质押制度缝隙掏空上市公司,这不但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同时也扰乱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路上的"绊脚石"。从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入手,分别探讨了股权质押是否会增加大股东掏空动机,国家法律和公司内部监管两方面如何影响大股东掏空行为,以及最终对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后发现,股权质押会增加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概率,但法律和公司内部监管均与掏空呈显著负相关,即法律和内部监管会对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产生抑制效果,从而达到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目的。为大股东股权质押及投资者利益保护提供新的研究变量,同时也为监管部门规范股权质押业务和投资者利益保护提出相关建议。     

基于托宾Q理论的大股东减持行为研究

随着全流通进程的加快,限售股解禁和大股东减持行为是当前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对大股东减持的动机和截止到2009年7月31日的减持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公司的托宾Q值、公司托宾Q值与本行业平均Q值之比,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托宾Q值与沪深A股市场的平均Q值之比越大,大股东的减持数量越大;限售股解禁数量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净资产收益率、限售股股东持股成本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的影响不显著等结论。     

支持、掏空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基于控制权价值的视角

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表现出支持与掏空两种不同的作用,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收益：控制权收益和超控制权收益。控制权收益作为对大股东对支持公司发展所作贡献的一种补偿,而超控制权收益则代表侵害所得。在降低大股东侵害所得的内部和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中,包含法律在内的外部治理机制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     

信息优势、波动风险与大股东的选择性减持行为

非流通股解禁和减持问题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以截至2008年2月 29日的减持数据为基础,对大股东减持的各种动因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大股东凭借对公司估值和业绩前景的优势信息进行选择性的减持,高估值且业绩前景差的公司更可能成为减持的对象;与国外不同的是,A股市场的高波动风险是推动大股东减持的另一重要动因。进一步区分减持力度发现,估值与业绩前景动因对强度减持更具解释力,而高波动风险是引发轻度减持的主要动因。从大股东层级来看,控股股东的减持传达了估值偏高、业绩前景不佳的更明确信号。上述发现对投资者决策和监管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资产评估操纵提高了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吗？——基于资产收购关联交易的实证检验

并购重组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在资本市场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中并购重组中大股东操纵资产定价的问题更是得到了各界广泛关注。将资产收购关联交易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产权交易中,大股东操纵标的资产定价的行为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大股东对资产评估结果的操纵总体上提高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这一结果在掏空组的检验中尤为显著。且不管是基于支持还是掏空上市公司的目的,大股东对资产评估结果的操纵都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加大了中小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子公司“自下而上”的制衡:实现路径、弱化因素与作用边界

如何有效约束大股东掏空行为是公司治理学术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传统的委托代理框架遵循母子公司“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逻辑,忽视了子公司的自主性及其“自下而上”的制衡能力,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子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保护问题。尽管单向治理范式已经受到学者的质疑,但子公司通过何种方式对母公司产生制衡亟需进一步探索。文章基于前景理论的核心观点,运用2012—2017年中国上市子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验证了子公司管理者异质性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阐释了子公司“自下而上”制衡作用的实现路径、弱化因素及其作用边界。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子公司拥有能力较强的管理团队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一方面,能力较强的管理者可以为大股东带来更多的控制权共享收益,限制了其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获取,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加有效地识别与监督大股东的掏空行为,进而起到对大股东“自下而上”的制衡作用。作为具有双重效应的情境变量,CEO声誉及CEO与母公司关联度在中国情境下的负面效应更为凸显,二者均会弱化管理者能力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制衡作用,即在子公司CEO声誉水平较高、子公司CEO与母公司关联度较强的情境下,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