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类习惯说法的来源及其异同

“何以……为”类说法曾因所用虚词用法被误解而发生过结构的变异,由“宾·介·宾·动”式变异为“状·动·宾·语气词”式。变异前后表示的意思大致接近,但有区别。“奚以……为”、“何以为”“奚以为”等是由变异前的“何以……为”通过虚词替换或成分省略而形成的。,“恶用……为”、“安以……为”“何……为”等则是由变异后的“何以……为”通过虚词替换或成分省略而形成的。所以“何以……为”类习惯说法其来源及结构并不完全相同,不可一概而论。     

重构的多民族社会互动交融的民间叙事文本——内蒙古东部地区“胡仁·乌力格尔”的社会学分析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胡仁·乌力格尔”等民间叙事性艺术形式与文本的形成和传播过程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以中原等汉地历史小说和民间故事为文本的“胡仁·乌力格尔”在独特的时空中获得延伸和扩展,经过东部蒙古地区“胡尔奇”的精彩演绎和重构,在广大蒙古族聚居区民众中产生了巨大文化、艺术与社会影响。“胡仁·乌力格尔”这一民间叙事文本的重构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多民族历史以来互动交融的文化与社会关系,成为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的重要成就和依据。进一步挖掘、整理和重构“胡仁·乌力格尔”等民间叙事文本无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蒙汉等多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文化途径。     

从义乌方言看现代汉语的"V·de"结构及"de"的性质

本文从考察义乌方言入手 ,讨论现代汉语“V·de”结构及“de”的性质。现代汉语“V·de”结构与义乌方言的类似结构有着非常规整的对应关系。现代汉语里的“de” ,不管书面语作“得”还是“的” ,语音形式只有一个 ;在义乌方言里一个“de”却对应着两个不同的读音 :[tai]或 [ ]。两个读音泾渭分明 ,从不相杂。义乌方言的这一语言现象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它将引导我们分析各家的观点 ,并作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释“介”

许慎《说文》：“介，（画）也，从八从人。”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介，象人著介（甲）形。”《汉书·五行志》：介者甲，甲，兵角也。《左传》：“或梦伯有介而行。注：介，甲也。”《诗·郑风·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毛传》：“介，甲也。”等等众说纷坛。根据字形，“介”的本义应是披甲之人，即披坚执锐之士兵。于是，许多与此有关的字或解释渐成为“介”字的引伸义，“介”字便有了多种意义了。 １．介有疆界之意。《说文》：“介，■也。”徐灏注笺：“古疆界字只作介。”《诗·周颂·思文》：“无此疆而界。…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探析蒙古族曲艺艺术“胡仁·乌力格尔”面临的危机

蒙古族具有丰富的口头文化遗产，蒙古说书艺术“胡仁·鸟力格尔”（胡仁·乌力格尔是说书艺人用低音或中音四胡边拉边唱古今中外故事的一种曲艺形式）是其中的一朵奇葩。但是，如今，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胡仁·乌力格尔”艺术。由于多种原因失去往日的辉煌，濒临消亡的境地。1．“胡仁·乌力格尔”艺术正不断失去赖以生存的听众；2．“胡仁·乌力格尔”的载体胡尔奇（说书艺人）日益减少；3．胡尔奇演唱“胡仁·乌力格尔”的地域范围越来越缩小；4．胡尔奇演唱的“胡仁·乌力格尔”之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以“癫”证“道”：《莫须有先生传》论

在《莫须有先生传·序》中,废名借庖丁答梁惠王的一句话作为对莫须有先生的嘉奖：“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道”正是解读《莫须有先生传》的“立身之本”,借助戏谑与反讽,废名通过近乎“疯癫”的莫须有先生表达他的人生之“道”、生存之“道”,体现出废名从“自我”的感知出发,对儒、道、释思想的融合与理解。     

浅析如何提升德育教学的实效性简

文章阐述了“德育”的相关概念;目前德育教学存在的问题;探讨了现有的提升德育教学实效性的模式与路径;提出了“知·辅·行”系统综合型德育模式。     

论“九·一八”事变前后《盛京时报》的舆论宣传与势力扩张

《盛京时报》是日本在近代中国创办的颇具影响的中文报纸。“九·一八”事变前后,该报与日本侵华势力密切配合,其报道与评论具有迷惑性和煽动性。在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下,“九·一八”事变后的《盛京时报》乘势扩张,成为东北第一大报纸。本文试分析《盛京时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言论与作为,从中管窥在日本侵华进程中,日办华文报纸的性质与角色。     

“天籁”新解——兼论“天籁”与庄子哲学

《庄子·齐物论》首推“天籁”,然而,后人对于“天籁”的理解与庄子本义多有出入.通过对庄子哲学一般学理的分析,再结合庄子对“地籁”、“人籁”、“天籁”所作的具体描述,即可发现,庄子是在与“地籁”、“人籁”对举的意义上推出“天籁”的,其所强调的无非是:与“物于物”的“人籁”、“地籁”有所不同,“天籁”则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即“天籁”已经超越了“物”的“二类相召”性,对万物的变化一律采取淡然处之、漠然应之的态度,从而做到了“喜怒哀乐不入于胸中”.鉴于“天籁”所体现出的这一典型特征与庄子所构想的生命终极形态(“至人”)具有内在的关联关系,故“天籁”的推出,乃庄子哲学自身的理论诉求使然.     

读书札记五则

一、“新体”的概念 “新”本意为初，见《广雅·释言》记，《淮南子·齐俗》：“而刀如新剖硎”，注：“新剖，始制也”。再为更旧日新，修旧日新。“体”的本意为身体，形状也。易系辞日：“故神无方易无体”，注曰：“方体者，皆系于形器”。又为规制格式日体，如云国体、政体、文体、字体。又为成形也，《诗经·大雅·行苇》曰：“方苞方体”，笺日：“成形也”。体在几何学上具有长阔厚三度者谓之体。而“新体”者，为修旧体而为新范式。出于旧式，而又有别于旧体，是前不见古人的新范式书法。无论是结构体式还是笔画形态、体势，都继承古人书法之源，综合古人书写规律，得其本质又有区别。     

公共外交的语境、内涵与形态

2008年为“冷战”后的全球社会提供了最大的公共舞台，至少从中国的视角看是如此。这不仅因其上演了诸如“3·14”拉萨骚乱、“5·12”四川地震、北京奥运、金融危机等“大事件”．而且拜大事件和信息技术所赐．历史召唤了“大多数人”走向时代的前台。     

“不如”句研究

本文从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出发，分析了”不如”句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进而分析了“不如”句的语义结构、句法结构和语用结构．认为其语义结构为“起事·关系·止事·补事”，由法结构为“主语·谓语（动补结构）”，语用结构为“结构话题·述题（参照系·尾焦点）”。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中的东西方文化考量

莫欣·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以“9 ·11”事件给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精英人群带来的创伤为切入点,考量了该事件在后殖民时代给东方族裔造成的文化身份影响与焦虑;从后殖民视角的东方主义、文化身份两个方面对作品中关注的东西方文化走向与融合问题进行后“9·11”反思,提出美国反恐战争陷入“越反越恐”的根源在于东西方的文化对峙,摈弃“文化霸权”、加强对话、促进交流是小说所表达的真诚主旨.     

解析《红字》中"A"的象征意义

《红字》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小说中红字“A”的象征意义丰富,在海斯特·白兰身上成为爱与反判的象征,在她的情人亚瑟·梅斯代尔身上成为罪与罚的象征。     

释“酒”（下）

四释“醉”与“臀”（从酒的功用看酒效文化） 《说文·酉部》所体现的还有古人的饮酒文化和用酒文化，我们不妨将其统称为“酒效文化”。在古人看来，饮酒的最直接效果就是会导致醉酒，用酒的最直接效果就是可以医病，故这里选择“醉”和“医”（臀）两个字作为代表来讨论。     

“者”由被饰代词转变为近指代词的可能性分析

吕叔湘认为指示代词“这”来源于“者”，王力对此提出质疑；经考察，“这”来源于“者”是有可能的。分析了“者”由被饰代词转变为近指代词的可能性。汉语史上曾经出现过“VP者·S”这种语法结构，后来“VP者·S”内部重新分析，“者”由被饰代词转变为作定语的近指代词。     

盖茨比与富兰克林精神--析盖茨比人物形象的历史底蕴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１８９６－１９４０）是２０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本文通过分析“爵士乐时代”的代表人物盖茨比与富兰克林精神的密切关系，论证了盖茨比人物形象与美国历史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更具典型的意义。     

风景的特写:万玛才旦电影中的“阿巴斯”寻踪

万玛才旦电影中的风景书写里,经常能寻到伊朗大师级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踪迹,从“松木的清香”之特写里觅到“橄榄树的芬芳”。通过对万玛、阿巴斯作品的细读与对比,进一步分析风景背后的逻辑形态,发现万玛和阿巴斯在潜在的艺术理念上极其相似。这种相似性是一种影像精神内在的互通,视听语言、片段细节以及审美趣味搭建了两者间“知音”般对话的津梁。犹如文学研究史上的“竹内好·鲁迅”佳话,这一电影创作中的“万玛·阿巴斯”经验,彰显出一种审美品格丰赡幽微、卓尔不群的东方性。     

《汉书·叙传》“真本”的文本结构及真伪论争

所谓《汉书·叙传》“真本”,并非《汉书》“叙传”部分,而是东汉永平年间班固所上表之过录副本。它在东汉至萧梁的大体成文、流传经过为:东汉永平十六年(73),班固总结《汉书》诸卷大义等,以表的形式进呈明帝;此后,这篇表经班固或他人整理,收入班固文集或东汉档案文书等资料中,并书写在简牍上;其后,鉴于简牍难以长时间保存等方面原因,有人将该简牍版表转录在纸上,在转抄过程中,由于不明阅读简牍文字顺序,误将篇次“中篇”二字掺入正文中;后来,三辅地区某人,见此纸质版表与《汉书·叙传》内容大致相同,以为其系《汉书·叙传》“真本”;萧梁时,一僧人获得《汉书·叙传》“真本”,并将之从北方带到萧梁宣城,此后“真本”先后为萧琛、萧范、萧统收藏。《汉书·叙传》“真本”所载《汉书》卷数、篇章结构等,对于考索《汉书》的版本、成书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