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文帝之“雅好符瑞”

隋文帝杨坚“雅好符瑞”,自其图谋代周立国以至统治之末,力行不废,以致“造作而进者,不可胜数”,汇集为《皇隋感应志》等文献,数量之巨,前所未有。隋文帝注重宣传,以此培训地方朝集使,并译为梵文,流播异域。就其符瑞之核心内容或主题而言,主要集中于隋文帝“受命之符”与“奉天承运”。在符命造作方式上,除利用各类传统术数诸如相术、天文星象之外,隋文帝笃信佛教,注重利用佛教因素兴造瑞应,特别在仁寿年间敕送舍利立塔过程中大肆兴瑞,推进了佛教术数化。隋文帝如此重视符命瑞应,究其原因,一是以符命论证其立国与统治之正当性,二是隋文帝“素不悦学”,“好为小数”,利用佛教编造祥瑞,三是隋文帝“素信鬼神”,因循世风,推波助澜,造成隋代符瑞盛行的政治文化风尚。     

六世纪南北统一前夕的文化发展趋向——从《颜氏家训》所述南北不同习俗谈起

永嘉年间,西晋覆亡,中国北方被历史上称之为“五胡”的少数民族占据,此后近三百年的时间,南北政区分隔。此时的中国文化,南方是以由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流域的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北方文化则是以原少数民族文化为基体而发展的。公元五八九年,隋文帝灭陈,中国南北统一,这是     

隋文帝评价中的问题商榷

在隋文帝的评价中,有不少问题值得商榷。如《隋书》儒林传和本纪史臣语云其“不悦儒学”、“不敦诗书”;又言他“天性沉猜”,“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史学界又认为隋文帝“立法严酷,统治黑暗”(《文汇报》1965年12月6日第4版束世征文).本文就此三个问题谈一点不同的看法。     

隋文帝死于气愤说

隋文帝死于气愤说张先昌隋文帝杨坚之死，从唐至今千百年来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被其子杨广弑杀。近年，郑显文先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隋文帝是因晚年纵欲过度而死，并非被其子场帝弑杀。”①随后，王光照先生发表“隋文帝之死述论”，②对传统观点给予系统深入的论述，认为...     

略论隋朝统治与道教

略论隋朝统治与道教段塔丽从一些史籍材料来看,隋朝建立后,无论是文帝杨坚,还是炀帝杨广,似乎都是以崇奉佛教为主,对于道教则多有贬抑。如隋文帝所言：“朕于佛教,敬信情重。”①《隋书·经籍·志》也称：“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事实...     

隋《开皇律》及其立与毁

隋代年祚不永,38年而亡,然却两修隋律。《隋书》卷33《经籍志·刑法篇》载,“《隋律》十二卷,隋《大业律》十一卷”,其十二卷之《隋律》修之于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史论有别于其子隋炀帝杨广大业初更修之隋律而称之为《开皇律》。 从开皇初(581)到大业初(605),隋律更修时间之隔不过二十余年。那么,隋炀帝于“祖法”更化何以如此之速呢?《旧唐书》卷50《刑法志》载:“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政以定     

隋文帝评价

隋文帝杨坚,是中国历史上起过显著进步作用的杰出皇帝。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史学界过去却很少论述。本文打算在这方面塞漏补缺,专就杨坚这个历史人物谈谈个人的看法。一、统一集权帝国的重建和巩固隋文帝在临终遗诏中说:     

论隋文帝的西北对策

旧说隋文帝轻取天下是不对的。其实他在掌握政权以后,克服了王朝交替过程中的内外危机,为一统天下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西北的突厥族从北周末形成对中原的强大威胁,这是隋文帝实现统一所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隋文帝推行了有力的西北对策,从而推动了自北朝以来帝王们“大一统”。志向的实现。     

安龙出土的南明永历皇室墓志铭

南明永历政权“流播”在贵州安龙县四年,这段历史对于研究明清史和明末农民起义史都有一定的价值。在过去编纂的史、志和学人、史家的著述中,对这段历史的记载颇不一致,其中有些基本符合史实,有些则有讹误。本文主要介绍在安龙出土的南明永历帝三个幼子“王坟”内的墓志铭,并对它的史料价值提出笔者的看法,订正史籍中的一些讹误。     

隋亡实肇因于文帝

本文认为，因隋文帝缔造隋朝，统一全国，是历史上的有功之人，所以学界往往多扬其长，鲜暴其短，实际上隋朝灭亡也与他有直接关系。在法律方面，他制法又犯法，喜怒无常，法外用刑，过于杀戮，无情践踏自制法律，“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这不仅使隋朝已存在极不稳定的因素，也为后来隋炀帝坏法乱纪提供了依据。在用人方面，他“猜忌苛察，信受谗言”，黜陟失当，自坏长城。在齐家方面，听信妇人之言，坏乱家法，废长立幼，使善于矫饰而不当立的杨广立为太子，结果使隋文帝自身难保，子女被祸，大隋江山也毁于隋炀帝杨广之手。因而史书称：“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即隋文帝），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隋朝的灭亡实肇因于文帝     

“栖灵遗址”牌坊

在扬州古城及城郊，现存的牌坊就有多处。但作为苏式牌坊的重要代表之一，蜀冈之上、大明寺前的“栖灵遗址”牌坊可谓历史悠久、名闻遐迩。牌坊正面题有“栖灵遗址”，背面则是“丰乐名区”四字，题字皆为篆书，古拙凝重。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隋文帝下诏全国30个州建立30座供奉佛舍利的宝塔，于是在大明寺前建成了栖灵塔，塔高九层，高耸入云，极为壮观。该塔在唐朝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不幸毁于火灾，后来，人们便在寺门前建了这座“栖灵遗址”牌坊，以志纪念。     

隋炀帝的暴政是其对儒家思想的彻底背叛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上古时代优秀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晶，是中国封建制度形成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科学总结。这种思想形成之后，通过长期争鸣，终于被历史选择为中国封建主阶级的“治国之本”。西汉时期的封建统治者，以尊儒“为天下先”①；盛唐时代的封建统治者，以重德为“治国之本”。封建主阶级的英明君主唐太宗，曾深有感触地说：“联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有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②。隋朝的封建统治者，也一度将儒学当作其“为国之本”。隋文帝开皇初，著名儒学家牛弘上书：“有国有家者，曷尝…     

隋文帝与道教

隋文帝杨坚之崇信佛教,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关于他与道教的关系,则所知甚少,学界对此尚未进行探讨。本文试图就此发表一些浅见,以引起治史者的注意。杨坚自幼出生成长于佛教环境中,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仰者。他“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多次表白:“朕尊崇三宝,归向情深,恒愿阐扬大乘,护持正法”,“朕于佛教,敬信情重”。他对道教,起初尚无好感,但他不采取北齐文宣帝式的打击道教政策,而是“复行佛逍二教”,对道教的发展同样予以扶持。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就在于: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历史的座标上深深刻划出宗教迅速发展的轨迹,传统文化孕育下的道教羽毛渐丰,外来佛教也通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交     

秦始皇与隋文帝比较研究

秦始皇和隋文帝都曾建立过重新统一中国的伟大功勋,分别创造性地建立过以三公九卿制和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制,都曾为国家边疆的开拓与巩固立下汗马功劳,都曾为经济文化的统一与发展采取过国家标准化措施,都经历了极为相似的选择接班人的悲剧性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秦始皇在当代史学研究中所获评价很高,隋文帝则大为逊色。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只从政治角度去衡量一个人的功过得失。实际上,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任何政治领袖的功过得失,最终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秦始皇固然创建了全新政治制度,但并没有因此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因此,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隋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应当高于秦始皇。     

如何界定“旧事物”

什么叫“旧事物”?就目前所见到的哲学教科书中的表述大致有下列几种:“旧事物则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逐渐丧失其存在理由的事物”。①“旧事物则是指已经失去其存在必然性、过时的和日趋灭亡的东西。”②“旧事物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丧失其存在必然性的、日趋灭亡的东西。”③我觉得以上的表述有值得商榷之处。1．旧事物不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物。首先,旧事物的产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过程。任何事物都是从其他事物发展变化而来,又要变化成其他事物。所以新事物都将不可避免     

论隋代速亡的原因

隋代为何速亡?从古至今都认为是隋炀帝的暴政造成的。如唐太宗云:炀帝“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今人吕思勉先生也说隋炀帝“徒特严刑”,“又猜忌性成”“于是数年之间,起义者势如火之燎原矣。”范文澜先生又云:封建朝廷向外扩地,未必一定会亡国,但“隋炀帝这样做,却非亡国不可。”雷家骥还说隋文帝立隋炀帝为继承人,就“是隋王朝亡国祸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似欠妥贴,有必要重新探讨。     

宋以前甘肃地方历史政治地理概略

甘肃地方历史悠久,自古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甘肃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献出了聪明才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学点甘肃地方历史,对于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加强各民族团结,搞好甘肃两个文明建设,是需要的。甘肃省名的由来,古以甘州(张掖)、肃州(酒泉)而得名。甘州始名于北魏拓跋珪即代王位之登国元年,东晋孝武帝司马(目翟)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肃州始名于隋文帝杨坚仁寿二年(公元601年)。北宋仁宋赵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与西夏和议成功,封赵元昊为夏王,始置“甘肃军”。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设“甘肃行中书省”。清圣祖玄晔康熙     

我国现阶段究竟是过渡时期还是社会主义——与黄家驹同志商榷

读了黄家驹同志的《试论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以下简称《试论》),觉得有些问题需要提出来商榷。在《试论》中,黄家驹同志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但是在谈到我国具体情况时,黄家驹同志则认为从1966年三大改造以后,我国虽然尚未建成社会主义,但“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叫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它既区别于过渡时期初期,又区别于发达的社会主义”,而“以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进入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时候开始,到建成社会主义,直到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完成以前,都应该属于社会主义阶段”。     

“干没荣利，得不以道”:入隋南人术艺化之表现、特征与缘由

隋代南人多有从事术业者,成为一个特殊群体,颇为活跃。就其术艺类别而言,阴阳、卜筮、医巫、音律、相术、技巧等皆有代表人物,在隋文帝、隋炀帝的诸多军政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揣摩上意,奉承其旨,政治品格佞幸化,因而“待遇甚厚”,屡受封赏。在南北文化整合的历史背景下,诸人多有传输江左伎艺、融通南北之表现。这些术艺化南人多出自南朝士族,之所以“得不以道”,主要在于作为“亡国之余”,入隋南人普遍受到以关陇旧族为代表的北人的排抑,隋文帝、隋炀帝“雅信符应”,以致一些投机之南人以术艺附合,“干没荣利”。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看实践的涵义——与吴建国、崔绪治同志商榷

任何一个哲学概念都有它的特定涵义,都是在哲学史上形成和发展的;脱离哲学的发展历史,争论某一哲学概念的涵义,往往容易重复哲学史上某些早已结束了的争论。吴建国、崔绪治同志坚持实践标准的“唯一”性,主张“净化”实践概念;不同意把“有目的”纳入实践要素和把“能动性”归结为实践的特性。①我认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其主张则是不正确的。本文试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对实践涵义谈一点不成熟看法,以求教于吴、崔两位和哲学界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