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以“诗风正变论”为核心的文学史观

叶燮将与时运诗运相关的“正变”隔绝在《三百篇》。对后《诗经》时代，则将“正”限制在建安诗，打破了诗体正变论，是为“诗风正变”论。其中汉魏至宋诗的“变”包含“启盛”和“有因”两个因素，否定了“因=盛”，改传统的“变=衰”为“变=盛”，直指明七子要害；而对“变”中有“因”的强调，也有力地批驳了楚风。叶燮将诗歌史视为“盛衰因变”的动态发展过程，并用“变而不失其正”贯穿关联。宋以后，“变”则是一般意义上的“改变”之意。叶燮指出“有意为工拙”为宋诗的突出价值，并达到踵事增华的顶点。     

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正变批评

我国古典诗学中的正变批评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可概括为:唐前:古典诗学正变批评萌生与起点确立;唐宋:古典诗学正变批评潜伏流贯与展开;元代:古典诗学正变批评着力点转变与称名出现;明代:古典诗学正变批评盛兴与诗体正变辨析深入;清代:古典诗学正变批评深化与得到消解。我国古典诗学正变批评的发展过程,鲜明地呈现出展开、转变、提升及与历史发展相消长的特征。     

雅诗"正变"与天命观念的嬗变

同其他民族一样,中国哲学也经历了由神的哲学到人的哲学的转变.<诗经>大、小雅中的诸多诗篇,都印证了周人"天命"观念的嬗变,在思想史和宗教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周人敬畏"天命",但不像殷人那样迷信并沉溺于"天命",而是把"天命"作为王朝合理存在的依据."正雅"中的"天"虽威严却藐远,先祖的人事功业在其中却显要而明朗;"变雅"中"天"的形象与周初的"天"又有很大不同.     

《原诗》正变思想研究的追溯与反思

叶燮《原诗》以消解二元对立的方式,颠覆传统诗学或"崇正"或"主变"的观念,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以往的研究中没能区分"变"的多重含义,将动词的"变化"与名词的"变体"混淆起来,甚至以"变化"代替"变体",造成了误读,直接影响到对《原诗》正变思想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评价。     

论《唐诗品汇》的诗体正变观

《唐诗品汇》是明初高棵编选的以盛唐为宗的一部重要唐诗选本,诗体正变观是其诗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分三部分：体因代变,正本清源,对唐以前成熟的诗歌体裁五、七古、五绝源流正变;以盛唐诗体为正、晚唐诗体为变的“一代诗体观”;古体为“正”,律、绝为古诗之“变”;五排律为六朝古诗之“变”,是后世五排律之“正”,七排律是后世该体之“正”;五律为“正”,七律为“变”;五言为“正”。七言为“变”,重视“正”,接受“变”。《品汇》以盛唐为宗,“四唐”、“九格”品诗,“终明之世,馆阁宗之”,其诗体正变观对诗体渊源流变研究和明、清诗人诗体辨析影响深远。     

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正变论

词的正变论是中国古典词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其一大特色。它经历了从本色论、从词体论、从自身流派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延展到清末及近代 ,随着词家们对自身词学理论反思的加强和整个时代词学批评内涵的深化 ,最终发展为词的审美意境论正变。传统词论正变理论显现了它漫长而繁复的历史消长过程及其演化特征。回顾和梳理这一词学历史的脉络 ,对词学理论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试论叶燮正变观念的现代意义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学思想是当前面对的现实问题。清初叶燮的《原诗》是中国诗学史上最具有体系的理论著作之一,它对传统正变思想的阐释、发挥与引申,挖掘其中潜藏各种理论内涵的原创性精神,为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中,如何处理好"古今"、"中外"关系,如何面对传统的文艺思想提供了借鉴,赋有了现代意义。     

清代词学批评正变之论的承衍

清代词学批评正变之论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从词作风格角度所展开正变之论的承衍,二是从词学流派角度所展开正变之论的承衍,三是从词史发展角度所展开正变之论的承衍。上述三条线索相辅相成,从不同维面展开了对词作历史发展及其多方面艺术特征与体貌呈现的认识,共构出传统词学正变批评观念的主体空间。     

正变说与晚清词家的词学史观念

词家的正变说由来很早,意义也十分丰富。比较而言,晚清词家在反思前代词家的基础上,在一种融通的视阈中,由正变理论演绎的词统思想,成为他们理解词学演变史的一个独特方式。作为这种词学演变史的生命力理论,即他们的正变标准,在暗合词体自性的前提下,以一种复古求新变的形式,逆归到古典艺术源头精神的探索之中。这不仅成为晚清词学的突出特征,也给当今文学史写作提供了借鉴意义。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合法性的基本原则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合法性的基本原则是指高等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发生具体学生管理活动时所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和行为标准。理解并遵守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合法性的基本原则,是保证高校学生管理合法的重要前提。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合法性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主体合法、规章制度合法、程序合法、比例适度原则等。     

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

一些人认为中国文论仅仅涵盖"气"、"风骨"、"神韵"、"比兴"、"妙悟"和"意境"这样一些范畴.然而,如果从一种文化的视阈来看,我们分析中国传统文论和清理中国文论话语,并不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范畴,而是要研究它们在文学中所呈示出的意义表达方式和文化规则,例如古代文论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等等.中国学者相信示意的唯一方式就是"立象",它是长期以来在中国文论中已经被强化和突出的话语方式.因此有必要在以前一些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中西文论对话研究,使之更加具体和系统,并遵循四个基本的话语规则.     

基于合法性视角的物联网产业发展研究

物联网产业作为我国的战略新兴产业,处于产业发展初期。制度环境对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组织合法性的获取对物联网产业发展至关重要。从物联网产业新创企业合法性建立出发,结合物联网产业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从组织、行业内、行业间三个层次分别制定和实施合法化战略,获取社会政治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进而建立物联网产业的合法性,促进物联网产业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中国文论的对话性刍议

以孔子《论语》为代表的中国文论的基本话语特征是对话。对话语体有独特的审美魅力,也有独特的传播要求,从而也生发出独特的文论思想,即表层讨论的平等与深层"依经立义"、"尊经征圣"的纠结,个体性的创造性观念只能在符合经义的有限空间内伸展,中国文论的创造性发展受到一定的压抑。     

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合法性重建的路径分析

影响公共政策合法性的主导性因素有两个:一是公共政策的心理取向,即社会公众对政策的认同、遵从和推行;二是社会利益的正义分配,即利益分配要凸显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机会均等等价值。从综合经验主义和规范分析政策合法性内涵的基础上,对当前影响我国政策合法性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我国公共政策合法性重建的具体路径。     

中国文论建设的全球化取向

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为中国文论建设提供了一个虚实相间的契机,如何抓住契机,更自觉更有成效地建设中国文论成为最富现实意义的一个问题。文章认为全球化进程为中国文论建设预设了一个积极主动地进入全球化过程,并在其中互动地展示或确立中国文论自主性或主体性的目的,它推动了中国文论价值体系的调整和文论建设意识的改变。同时,文章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全球化的操作意识提出了如下要点:普遍性研究、特殊性研究、方法论研究、主体性研究。     

论辩：现代汉语文论话语的重要方式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点燃了围绕白话与文言展开的文学论争,论争的思维与言说方式凝结成现 代汉语文论至关重要的话语方式:论辩。论辩话语方式具有对话性、针对性、极端性三个显著特征。现代汉语语法的 系统性、词汇的口语化,以及梁启超的新文体、章士钊的逻辑文体、维新派与革命派进行的报刊大论战等多种因素, 共同培育了论辩话语方式。随着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与深入,论辩话语方式被煅造成一把典型的文论双刃剑。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景论

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情景论经历了五个阶段,即:魏晋南北朝为产生期,唐代为拓展期,宋代为充实期,明代为深化期,清代为完善期。古代文论情景论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历时承传、梯度拓展和不断深化的特征。     

城乡基层治理中地方政府合法性危机研究

目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过了多年积累,基层社会充满了活力与持续发展的后劲,在全球面临严重经济危机时刻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不免在国内外学术界、舆论界"中国模式"都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近几年的一些事件也似乎显示了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下滑,而且越往基层政府的公信力越令人担忧,这个问题的本质就应是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日趋加深。对于城乡基层治理中地方政府合法性问题做具体分析。     

汉译西方文论探究

汉译西方文论作为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被遮蔽在笼统的"西方文论"概念中,长期被忽视而未能得到系统清理.经过近百年发展,提出"汉译西方文论"概念并加以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概念的建立及其相关研究,将会唤起对汉译西方文论自身价值和独立品格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思考,将有可能引发我国文艺理论总体格局的某种变动,成为推动我国文艺理论体系创新和发展的理论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