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李白与杜甫友谊关系辨正

李白与杜甫不仅是中国盛唐时期最伟大的两位诗人,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堪称千古佳话,但学术界在评价李白与杜甫友谊时却始终存在着一些传统的偏见:李白与杜甫的友谊关系不对等、李白与杜甫友谊关系是“互粉”关系等,通过严密的考据和客观的分析,对李、杜的友谊关系给予了新的界定与评价:杜甫对李白应该是仰慕,而李白对杜甫应该是赞赏.     

李白的“携妓东山”和杜甫的“莫学野鸳鸯”－－诗仙、诗圣女性观的一点比较

透过李白和杜甫涉及“携妓”的诗,具体分析李白杜甫对待女性的心态,进而指出在女性观方面,李白杜甫各自的特点。大体上李白是放诞、浪漫甚至不“雅驯”的;杜甫虽然也不乏浪漫,总的是拘谨和严守礼法的,并有“女性主义”的萌芽。两人都有同情女性的一面,但杜甫优于李白。     

论“金士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

赵秉文对李白、杜甫都有极高的评价,诗至李杜,堪为千古绝唱,不应优劣抑扬于其间。同时,赵秉文对李白、杜甫诗歌的个性特点或日瑕疵也有客观点评,如称李白“词胜于理”,称杜甫“未知不诗之为诗”等。其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也颇有意味,如称李白、杜甫为词人之文,他仅师其词,不师其意等。作为金代颇有影响的文宗巨擘．赵秉文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在李白、杜甫的研究史、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认真思辨体认。     

李白、杜甫诗体与唐诗嬗变

李白、杜甫是唐代诗国的双子星座,其诗歌不仅众体兼备、题材广泛,而且匠心独运、各领风骚。李白诗体多学古,杜甫诗体多新变;李白擅长古体,是集成,杜甫演化近体,是开派;李白诗体,代表了初盛唐诗歌体裁古体诗多的发展实情,杜甫诗体,开启了中晚唐近体诗多、诗变的先河。李白、杜甫站在时代的分水岭上,其诗歌分别代表了初盛唐向中晚唐诗歌嬗变发展的关节点,也即李、杜诗体的不同,正透露出唐诗转关的深层内涵。初盛唐是以李白古体诗为主流、为正宗的"李白时代",中晚唐是以杜甫为开派、为发展的"杜甫时代",他们是唐诗总结前人、转折启后的关键所在。     

《李白诗选译》前言

李白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全世界历代诗人中的巨星.韩愈《调张籍》诗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万丈光焰不仅照射到子孙万代,也照射到普天之下.使世界各国无不宗仰.李白、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宋朝以来的统治者和封建文人,虽然特别推崇杜甫,而李白却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中,千百年来为广大人民所爱戴.李白所到之处,无不有文物古迹,而且广泛地流传着李白的遗闻轶事.     

对《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几点看法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自1980年第3期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分析郭沫若同志所著《李白与杜甫》的文章后,引起了各地学者、专家们的关注。笔者也不揣谫陋,略抒一得之见,以就正专家。 一 在1962年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的时候,郭沫若同志曾誉李白、杜甫是诗歌创作中的“双子星座”。而十年之后,却一变自已的观点,从肯定杜甫到否定杜甫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一打开《李白与杜甫》,把《关于李白》和《关于杜甫》每节的题目比较一下,就明显地看出作者的倾向性:评李白重点是     

"别说"李、杜优劣

在雅、俗两种文化中 ,李白和杜甫的影响显然不同。居室文化 ,大致属于雅的范畴 ,其中杜甫的影响较大 ;酒文化 ,俗的成份较多 ,其中李白的影响较大。相形之下 ,李白比杜甫更加贴近人民大众。     

《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和《杜甫研究》的修订

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发表20周年了.它的问世,曾激起许多人的不满与愤怒.有人因此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斥骂郭老是"党棍"、"学阀";当代著名的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先生,"差不多在拜读的同时,就想写封信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向郭老请益",以后终于专门写了《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虽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但也如"冤家对头",大有满腔积愤,不吐不快之势. 20年前,我国政治思想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郭老的《李白与杜甫》留着这个时代的深刻印记.它对杜甫的基本评价,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三吏》《三别》等诸多名篇的     

“重与细论文”:杜甫要向李白说什么?——兼论注杜诸家的解说

李白和杜甫两位伟大诗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杜甫所赠寄李白的诗篇,都是以诚挚的语言来表达敬佩的心情。这种意念,从少到老,都是始终不渝的。如杜甫在长安时期写过一首《春日忆李白》:     

《李白与杜甫》三题

文革中的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的动机是复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欲通过李白、杜甫的研究来舐舔心灵的伤疤,宣泄感情的伤痛。《李白与杜甫》的缺陷突出地体现在机械地使用阶级分析法,主观随意地扬李抑杜等多个方面。文革这个特殊的写作背景,是造成上述缺陷的主要原因。《李白与杜甫》也是一部瑕瑜互见的作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史料、史实的考证上。     

薛能诗歌渊源初探

薛能口头上对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作出尖刻的评论,但在实际诗歌创作中却自觉地向这些“前辈名家”学习。其诗歌渊源复杂,在诗歌思想、风格上受李白、杜甫、陶渊明影响最大;在诗歌创作题材上受白居易、刘禹锡影响最深;在诗歌创作态度、艺术技巧上颇受贾岛等影响较深。最终形成豪健和英逸并存的诗歌风格,但未能超越这些“前辈名家”。     

试析《终南丛志》的诗论

《终南丛志》的诗论包括"凡诗得于天机,自运造化"的诗歌本质论,"辞理俱到"、"用破一生心"的诗歌创作论,"知诗者,以诗取人"的诗歌批评论等经验性的诗歌理论,这对当时与后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主体的差异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相异的生命体验和诗学观念,他们的诗歌在抒情主体方面有重大的区别:"归来者"诗中的抒情主体大多是某种集体的代言人,个体的存在被消融到一个好像真正存在过的"我们"当中;而"朦胧诗"中的抒情主体大多突显自我,张扬个性,强调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强调用自己的眼睛理解生活、评价生活,在诗中写出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     

论“沈、宋”对初唐诗题材的开拓

初唐诗坛宫廷诗流风犹存,创作大多局限于宫廷范围。沈佺期、宋之问以宫廷诗人的身份,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并融合山水、田园、隐逸等题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创作首开风气之先。贬逐南方的经历进一步开阔其创作视野,将岭南风光引入诗歌创作是其首创。此外沈、宋诗作中,还有一些质量较高的边塞诗和送别诗。沈、宋以出色的诗歌创作在丰富诗歌题材、扩大创作视野方面做出成功示范,为盛唐诗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论元、白唱和及其诗歌演进

元稹、白居易前后交往30年,诗歌唱和近千首。这些唱和强化了二人美刺比兴、讽谕时事的诗歌创作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讽谕诗创作,形成了同题共作、从同立异的唱和性质。在元白的唱和实践中,彼此的诗风得到不断改进,对二人诗歌创作的风格、体裁与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诗歌史的发展。     

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

白居易对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接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白居易的接受付诸于诗歌创作之中,是一种最为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接受方式。白诗中的艺术形象、思想情趣,白乐天本人的性情风仪,甚至与他相关的事件人物,都可以成为中唐以来至明清诗歌创作的题材和艺术上的模仿对象,这就是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其诗作进行评论,二是在创作过程中对其艺术创作技法的学习,三是对其诗歌理论和思想精髓的继承,并融会于诗歌创作之中。     

论“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孔子提出的诗歌功能论命题,此命题反映了《诗三百》的内容特征,包含着诗人借诗抒怨、怨刺现实政治等重要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受怨者以诗抒怨的合理性,因而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诗可以怨”对儒家诗学的政教功用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后历代都有大量怨诗,此命题的重要意义为后世诗歌的创作实践所验证。     

从题写到编集: 论唐诗题注的形成与特征

题注是唐诗书写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唐诗流传的漫长过程中,题注的本来面貌早已不为世人所知。作为唐诗自注的一个重要类型,题注的性质和形成过程不同于一般的典籍注释,甚至不同于唐诗自注的另外一种重要类型诗中注。唐诗题注或注创作体式,或注作者官职,或注创作时间,或注创作地点,或注创作缘起,或注创作背景。这些题注在最初创作之时并非是注释,而是诗人创作时书写的署名、题记、诗记等内容在别集编辑时被以注释形式改写于诗题之下形成的。揭示唐诗题注的特征和形成过程,是今天重新认识和研究唐诗自注的起点和基础,同时也为探索唐诗别集的编辑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江户时代后期日本人对汉诗的认识——以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为线索

津阪东阳的《夜航诗话》是一部学术氛围很浓的作品,反映了江戸时代后期的日本人对于中国古典诗创作的认识。津阪东阳基于对同时代日本汉诗文创作的强烈不满而写作《夜航诗话》。他推崇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唐诗,针对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对汉诗文(尤其是宋诗)一味模仿的流弊,旗帜鲜明地反对盲目接受汉文学。与此同时,津阪东阳主张初学者从绝句开始学习直到律诗是正确的习诗方法,并且强调律诗和绝句是不分民族、国籍的世界文学形式,如果能够遵守作诗的规则,律诗创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没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