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证据的两种概率解释

在科学证据研究中,存在"正相关"和"高概率"两种科学证据的概率定义。从这两个定义出发,能够比较清晰直观地解释科学证据的许多相关问题,如科学证据中的"比较级"和"可接受性"等。然而,两个定义自身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正相关"不是证据的充要条件,"高概率"也不足以使证据之为证据。     

科学中的证据效用

科学证据的效用与其他证据的效用相比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非逻辑必然的因果关系，并且强调的是所有证据的效用合力。证据效用的差异通过不同类型的证据效用体现出来，它既取决于常规同类科学证据的数量多寡以及常规不同类科学证据的质量优劣，还取决于预测性科学证据的新颖性程度的差别。     

概率解释与概率逻辑

对概率的解释及据此而发展起来的概率逻辑是经典逻辑的最重要的扩展之一.它在哲学、数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一方面是这些研究领域的工具,而同时又是这些研究领域的对象.本文通过对概率的解释进行大致的分类,对由各解释发展起来的概率逻辑分别做了介绍,希望据此对概率逻辑的发展做一个梳理.     

从燃烧问题研究史看科学证据的时效性

在燃烧问题研究史上,各个时期的科学家围绕燃素说或氧化理论提出了各自的证据。从时效性来看,这些证据的效用可分为永久性、实时性和虚拟性三种。永久性观点认为证据的效用不会随着假说成立与否而发生改变;实时性观点认为证据的效用会随着原有假说被推翻而失效;虚拟性观点认为只有那些支持正确假说的证据才具有真正的效用,而最终被推翻的那些假说原有的证据只不过起到了虚拟支持的作用。     

科学证据的失真与防范

科学证据在现代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无论从动态还是从静态看,科学证据的运用都存在失真和错位的情况。人们对科学证据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应当从普遍接受性、充分的适用性和对审判人员的专业帮助性确定科学证据的可采性,着重审查科学证据的可靠性。对科学证据辩证看待,完善科学证据的取证、质证和认证等相关制度。     

科学证据采信的基本原理

科学证据的采信方法,是一种经验化的科学实验方法。这种方法首先具有科学属性,需要遵循科学实验研究的特定法则,这具有一般性和公理性;其次具有法律属性,需要按照法律解纷的具体目标设置和模式,谨慎吸收科学实验研究中那些能有效解决讼争中专业问题的成果,这具有特殊性和语境性。这种采信方法的外化,在法官采信科学证据的问题结构中分解为知识问题与法律问题。前者产生于科学知识的证据法运用。根据科学证据生成的知识层次性,知识问题分知识分界、知识确证、知识误用、知识复核四个部分。在法律层面上解决上述知识问题,基本原理是用事后可检验的科学方法标准规范科学证据的生成,用懂得这些方法标准的专家帮助法官评价科学证据的生成,前者是知识外显的科学客观标准,后者是知识内隐的专家主观标准。科学证据采信标准即是这种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的统一。在不同的科学领域中,能否寻找到这样的主、客观相统一的生成与评价标准,是科学证据采信疑难能否解决的核心问题。     

科学证据的概念和法律性质分析

科学证据是指在诉讼程序中,通过运用科学原理或技术方法而发现、揭示或者保全的事实材料。科学证据的外延实际上是开放的,它是用科技方法证明的证据,可以根据证明方法的不同把证据分为普通方法证明的证据和专业方法证明的证据,科学证据属于典型的专业方法证明的证据。它的最大特点是证明其方法的专业性。     

从新证据学到证据科学

20世纪中叶,证据学研究开始从关注证据规则的领域转向关注证明过程,从而产生"新证据学".尽管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新证据学派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成为了一项主要的国际运动,它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也不断增多.这些挑战表明更广义的新证据学必然形成.它与狭义的新证据学之间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新"的意义不同,还体现在"学"的含义不同;不仅突出创新,还强调其"科学性".广义新证据学的出现,表明具有综合集成性质的综合性证据科学的形成.     

简论美国科学证据评估标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运用科学证据来发现和提取证据,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有着重要作用,加强对科学证据在诉讼中证据效力的研究受到了各国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美国于1923年确立了弗莱依科学证据评估标准,弗莱依科学证据评估标准的关键在于科学界对于该技术的“广泛接受性”。多年来,弗莱依科学证据评估标准在诉讼中的运用表明该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1993年出现了道伯特科学证据评估标准并取代了弗莱依科学证据评估标准,成为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主要科学证据评估标准。我国目前尚未确立评估科学证据可采性的方法,我国应借鉴美国的科学证据评估标准来构建我国的科学证据评估机制。     

证据与证据材料--后现代视角的法理解释

利用后现代法学的视角,通过分析和区别证据材料和证据,论证二者在诉讼法上的分离.又通过对目前几种典型证据概念学说的评析,努力从理性和非理性相统合一致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诉讼证据.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在"根据说"的基础上引入两个参数变量--证据的基本属性和证据标准,诉讼证据是指符合一定标准经法庭程序质证审查并最终使法官对案件事实形成心证的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根据.     

论专利诉讼开放型科学证据体系的构建

为应对专利诉讼中复杂的专门性问题,我国在庭审实践中引入了专家鉴定人、专家辅助人、技术调查官和专家陪审员等诉讼参与人,以帮助法官理解专门性知识。这一做法旨在回归教育模式,防范专家代替法官裁判的风险。由于我国现行法定证据种类的限制,司法鉴定范围无法涵盖大部分专利专门性问题,现有的科学证据审查规则也难以解决新的专门性证据审查问题。为此,我国需要突破证据种类法定的限制,从封闭性的司法鉴定体系走向开放型的专门性证据体系。该体系的构建可以分三步进行：首先统一确立专家证人制度;其次实现专利诉讼中科学证据应用模式的统一;最后参考相关国家和地区证据规则,优化我国的科学证据体系。     

科学证据DNA检验及其结论之研究

由于国内DNA鉴定在刑事司法领域内的迅速普遍应用,基于采集鉴定材料法律正当程序、DNA鉴定结论的审查和判断的内在规律要求,本文对DNA鉴定原理和特征、鉴定样本的采集与法律规范、DNA鉴定结论证明力和证据能力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从确保DNA鉴定的科学性和正当程序原则出发建议完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立法制定<刑事案件DNA检验条例>,在DNA实验室系统建立专门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标准体系.     

证据之王情结的思考

人们将某一时期,具有突出证明作用的证据称为证据之王.从口供到DNA指纹术,其后隐藏着对神和科学的权威崇拜情结.盲目的迷信只能增加对证据之王的依赖性,科技时代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构建科学证据使用标准和规则,如何确立庭审阶段对这些证据质证、认证规则,构建辅助控辩双方、法官准确认定事实的专门证人制度,以正当程序来确保审判的公正与准确.     

科学探究中的科学解释

提高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真正实现学习者能动和主动地发展,构建学生自己的科学知识结构是科学课程改革的核心目标。科学探究是这次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通过从更深层次上对科学课程标准的解读,发现科学探究的核心是科学解释。从科学解释和科学探究的关系上来把握科学探究的内涵有助于在教学过程中保持正确的教育改革的方向。     

对影响美国科学证据采信标准若干判例的评析

科学证据的可采性标准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减少伪科学的运用和对科学的误用。通过对Frye、Daubert、Joiner和Kumko四个案件的判例,详细分析了美国科学证据采信规则演变的内容和历程,有助于理解现代美国科学证据采信标准的内涵,对我国在科学证据采信规则的立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再审琦善：历史学、法学与证据科学

学者一般多认为历史学、法学在本质上是证据科学,这似乎是一种无须证明的朴素认知。然而就历史学而言,自从古代"成一家之言"及"鉴戒史学"的史学传统,直至近现代历史学家对历史认识及历史叙事的理论反思,都不同程度说明了历史学与证据科学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历史学界对琦善的讨论变迁过程,即是反驳历史学是证据科学传统认识的有力例证。法学对自身学科的理论省思,也有着语言学的转向,比如哈特"开放结构"的论述就为自由裁量权提供了理论支持。从学科理论与性质来说,法学与历史学都是要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贯穿到已掌握的文本或其他证据中,并以此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两门学科的实践与操作层面中,史料与证据的留存选择也都是当事人理解和挑选的结果,而且都是依赖史料、证据这种"间接的故事"来发现问题并进行分析概括,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解与叙事逻辑。因此,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法学,都不宜称为绝对意义上的证据科学。     

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分析与借鉴

为深入理解关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内涵和要求,结合经典判例与成文法规定,对美国科学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分析认为：可采性标准从Frye标准之机械的“普遍接受”原则,历经《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和Daubert规则,逐渐发展成为法官依据法律原则对可采性进行自由裁量;法官以科学的经验性为哲学基础进行自由裁量,是判别科学证据可靠性与科学性的发展趋势;借鉴美国的历史经验,中国的鉴定意见可采性制度可以从可采性判断的程序设置、深入实质进行审查判断、加强司法领域与各领域联系3个方面加以完善。     

论生态环境司法中科学证据的审查判断：科学主义与公众参与的融合

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的审理往往涉及科学证据的审查判断。科学主义有助于法官对科学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但其隐含着不确定性,又造成审查判断的标准与程序出现不确定性。虽然可以通过以人民陪审员为代表的公众参与制度弥补科学主义的不确定性,但又因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缺陷,无法有效地将公众参与制度融入科学主义主导下的科学证据审查判断中。因此,需要根据生态环境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结合科学证据的特性,理顺程序正义与科学主义的关系,通过明确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前证据交换的条件、制定“事实审”问题说明书、协调一般人民陪审员与专家型陪审员参与庭审比例等手段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以此促使科学主义与公众参与达到新融合。     

惊讶事件的证据力探析

惊讶事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它在科学研究和法律推理中的重要证据力都不曾受到理论工作者或实务工作者的重视和关注。事实上,惊讶事件不仅在法律的刑事侦查中而且在科学发现中都具有重要证据价值。惊讶事件的证据力表现为:如果一个理论或假说能精确地预测或解释惊讶事件,那它将获得人们更强的支持和信任,因为惊讶事件是小概率事件,它和一个理论或假说的确证度成反比关系,即惊讶事件的概率越小,则预测该惊讶事件的理论为真的可能性越高。同时,从科学逻辑角度来讲,惊讶事件是严厉测试的一种表现结果,反过来讲,严厉测试可以产生惊讶事件。这一点在案件侦查和法庭审判等司法活动中都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司法过程中,如果充分利用惊讶事件的证据力,那就可以大大降低错案发生的概率,从而为通达司法公正、维系法律理性和建设法治中国提供方法支援。     

论陷阱证据的证据能力

陷阱证据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其证据能力的有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案件的正确处理。陷阱证据的运用能够实现民事证据制度发现真实、提高诉讼效率和解决纠纷的目的,不过有时会不利于程序公正目的的实现。因此,要把陷阱证据区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并在此基础上赋予它们不同的证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