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汉人蒙古姓名考

公元13世纪,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治中国近百年之久。在此期间,为数不少的包括契丹、女真等族在内的广义汉人,放弃原民族姓名,改用蒙古姓名,出现了大量带蒙古姓名的汉人。那么,元代汉人为什么改用蒙古姓名?其原因何在?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到当时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去寻找答案。     

金末元初汉人地主武装初探——以今山东、河北地区为例

12世纪末13世纪初兴起的大蒙古国对当时的亚欧世界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就是在蒙古对金战争中兴起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割据统治半个多世纪的"汉人地主武装"。金末元初汉人地主武装的兴起主要是由于蒙金战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红袄军的李全、花帽军的郭仲元和中原的地主武装张柔、史天泽等;金朝对汉人地主武装的态度和政策是前期怀疑反对、中后期放任,而蒙元对汉人地主武装的态度和政策是前期全力招集争取,中后期不得不用、却不敢重用;金末元初汉人地主武装兴起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保护人民和恢复生产,二是加速了蒙元灭金和统一全国的进程,三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影响了野蛮落后的蒙元。     

元朝民族等级政治述略

蒙元统治者入主中原 ,以少临众 ① ,为了能够巩固统治 ,实行民族等级政治。蒙古人是第一等 ,色目人是第二等 ,汉人是第三等 ,南人是第四等。按照民族等级 ,享有各种特权。在人事、法制、军事、科举等诸方面 ,都是蒙古人地位最高 ,色目人次之 ,汉人、南人地位最低。本文对蒙元民族等级政治 ,依据翔实史料 ,作了较为深入的研讨和论述     

元代达鲁花赤用人述论

本文是对元代达鲁花赤用人的专题研究。作者分析论证了大蒙古国时期任用达鲁花赤并无民族界限;忽必烈至元以后革罢汉人、女真、契丹为达鲁花赤者,专任蒙古、色目人为达鲁花赤,是元朝四等人制度的一部分;达鲁花赤用人的变化,是蒙古统治者占领中原后汉人不断反抗的形势决定的;笼统地说元朝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是不确切的。     

隆庆和议与右翼蒙古的汉人

一、前　　言自古以来 ,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兴亡的历代游牧民族中一直就有从中原逃难或被俘虏的汉人活跃的现象。不论是从元朝退出中原到漠南蒙古归附清朝时期 ,还是俺答汗(altanqaγan) ① 经营右翼蒙古时期 ,以土默特平原为中心这种从中原逃难或被俘虏的汉人数量逐渐增多 ,出现了被称为“板升”(bayising)的聚居地 ,他们的活动也变得非常活跃。然而 ,当探讨俺答汗强盛时期的蒙古与明朝的关系时 ,重大的转折点应该 1 571 (隆庆五年 )年的隆庆和议。隆庆和议之后 ,右翼蒙古和明朝之间保持了长时间的朝贡和贸易 ,右翼蒙古贵族对明朝的大规模进…     

色目人与元代制度、社会——重新探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划分的位置

1 .前言元史研究从来把“民族四等级制”看作是元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的特征。根据元史学界的一般提法 ,元朝把治下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 ,并据其所处等级在为官、刑罚、禁令、赋役等方面作出了与之相应的政策或规定 ,这主要是因为蒙古统治者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南人的警惕。这种看法是公认的元朝的多民族政策的基础。①但是 ,最近有些日本专家指出 ,要深入了解元朝政策或元代社会 ,以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二项对立关系为切入点是不确切的。② 那么 ,在元代政治、制度和社会中 ,四个等级到底是如何划分的 ?笔…     

元明清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

元、明、清三朝是武陵民族走廊民族格局的最后形成时期,由于中原统治者实行"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政策,居住在武陵民族走廊的土、苗、瑶、侗等各民族相对固定下来.这一时期,因为军事、政治上的原因,蒙古、白、维吾尔等族也相继迁入这一地区,民族分布格局更为复杂.改土归流后,民族分布格局又一次发生变化,一是区域内苗、土、侗等民族迁徙流动,有的世居民族被强制性外迁;二是汉人大量迁入,民族格局再次发生变化.     

也谈哈萨克族族源

本文认为哈克萨族从早期的乌孙、康居、大月氏、匈奴、大宛、汉人到后期的突厥、黠戛斯、回鹘、契丹、蒙古、俄罗斯等十几个民族的不断融合，于１５世纪基本稳定下来，哈萨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试论耶律楚材、元好问、丘处机——兼及金元之际儒生的出路与贡献

金元两大政治势力在中原角逐之际,正是武装集团春风得意之时。金宣宗南迁,蒙古军西征后,汉人武装地主更是左右河湖地区政治局势的主要力量。他们或投靠蒙古统治集团,以求建立功业,争作新朝的开国元勋;或依附于金朝统治者,以求拜将封侯,扶救金朝于大厦之将倾;或依违于蒙古、金、宋之间,以求生存和发展。为了增强实力,扩大统治范围,在     

1992年日本研究元史、蒙古史情况综述

１９９２年日本研究元史、蒙古史情况综述一、元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堤一昭的《元代华北蒙古军团长的门第》（《史林》７５—３），为阐明异于汉人军团，以往不为人注意的蒙古军团在元朝体制中的地位问题，对在华北前线攻略南宋的７个家族的地位、履历、原居地等作了考...     

民国时期川西北羌地汉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

川西北羌地汉人是民国时期民族学家陶云逵所指称的"边地汉人"。羌地汉人在与当地人群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开始部分地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与内地汉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羌地汉人与当地羌藏族群相互交融,共同创造羌地文化,形塑了那时乃至以后川西北丰富多彩、多元并生的民族文化。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重建羌地汉人的宗教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以展现徘徊于汉羌藏之间的边地汉人社会文化生活的若干面相。     

“新清史”视野下平定准噶尔的历史书写——濮德培《中国西征:清对欧亚中央地带的征服》述评

濮德培的《中国西征:清对欧亚中央地带的征服》一书,在"世界史"和"全球史"的视野下探讨了清帝国平定准噶尔的历史。濮书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详尽呈现了清对西蒙古的军事扩张,同时揭示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边疆贸易、行政改革、知识聚合以及种族文化冲突和融合等多元面相;二是将清、蒙古、俄国看作欧亚中央地带大国博弈的三方力量,驳斥了以往内亚史研究中"中国(汉人)中心主义"的观点和"民族主义"范式下"中国(内陆)-内亚(边疆)"的分析框架;三是在"新清史"的学术脉络下,立足于"清"区别于中国历代王朝的特殊性,突出了作为种族群体和文化整体的"清帝国"所具备的"满族特色",弱化了"汉化"或"儒化"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此外,濮书的一些观点如对"历史偶然性"的过分诠释等值得商榷,但总的说来为我们研究"中华帝国衰落"和"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两大历史课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中“水利社区”与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

文章以关中"水利社区"为例,探讨了中国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的"宗族模式"并不能解释复杂的汉人乡村社会,特别是中国北方地区."非宗族乡村"的视角可以弥补这个缺口.在北方乡村社会,一般是非血缘性的组织"会"在引导乡村社会的运转.本研究企图超越和延伸人类学早期汉人社会研究的框架和范式.     

试论西夏梁太后之族属问题--兼论西夏境内的"蕃化"汉人

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会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本文从民族学的角度,论证了梁太后是汉人党项化的典型,西夏存在着大批的党项化汉人.     

汉代文体观念论略

除个别著作外,汉人对文体的认识和观念相对缺乏集中、系统的阐述,而在创作实践中却往往流露出不自觉的文体意识。四言雅颂体正体地位的确立及其在诸种文体中的渗透、摹拟文风的盛行以及汉人在辞赋创作中对"丽"的追求,均是考察汉代文体观念的重要侧面。在汉代,文体规范的总体标准为"雅正"。魏晋以后的文体论者,正是在汉人的基础上肯定和发展了"丽"的概念,并逐渐将"雅丽"树为理想文体的审美标准。     

口传文化的宝藏蒙古文学的瑰宝——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概述

蒙古民间文学是蒙古族书面文学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没有蒙古族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的宝库,也就不可能存在蒙古族历代书面文学的蓬勃发展.蒙古民间文学是蒙古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蒙古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文学现象.蒙古民间文学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蒙古民间文学资料的大量搜集整理、蒙古民间文学研究的全方位展开、蒙古民间文学研究形成了国际性的"显学"、蒙古民间文学学科独立性的确立、蒙古民间文学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趋势等方面.     

论拟骚体中汉人焦虑心态的表现及根由

以王逸《楚辞章句》所录汉代七篇拟骚体作品的数据统计为基础①,阐述汉人焦虑心态的现实倒置感、时间飘忽感、命运限定感和孤独感等四个方面表现,简析其进身之阶、深刻不遇感和"二重角色"等根由。由此可拟骚体在纪录汉人文学心灵的重要作用。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蒙汉两种语言互动研究

明末阿拉担汗时期,就有数万内地人民流入丰州滩,开垦农田,经营商业或手工业。大量汉族移民的涌入,农耕经济的推广,蒙汉杂居格局的形成和府、厅、州、县的建立,无不意味着该地区社会环境的变迁。在这种蒙古人的汉化与汉人的蒙古化变化中,蒙汉两种语言的相互影响尤为突出。然而在这样双向互动关系中,该地区原著民蒙古人的语言逐渐被新的强势语言——汉语所代替。在汉语取代蒙古语、逐渐形成土默特地区方言过程中,出现了蒙汉复合词汇、借用蒙古语词汇和音译蒙古语并保留原意词汇等诸多现象。在语言的互动关系中应鼓励自然的涵化,而不是人为的同化。     

中国翻譯史話 元代的蒙汉互译及其他

蒙古族文字的创制与元代的翻译力量在十一、十二世纪期间,现今的蒙古草原及其周围,散布着不少大小游牧部落,在其中的蒙兀部(即蒙古部)把各部落统一之后,便统称为蒙古。蒙古孛儿只斤部的贵族铁木真在公元一二○六年建立起蒙古国,被各部尊为成吉斯汗。在此之前,蒙古各部未见有文字通行。蒙古勃兴之后,虽曾使用文字,然多借用自他族,并多行于其他各族,因地而异。宋人徐霆说:“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则用汉字”。(《黑鞑事略》)清人赵翼又说:     

台湾“去中国化”之文化类属变因分析

自唐朝起,就有汉人往来大陆和台湾进行贸易活动,历经明郑、清朝、日据时代和二战后四个时期,台湾的汉人数量不断增长。在一个以汉人为人口主体成分的台湾发生"去中国化"现象,这需要从文化类属的变化着手探讨。日据时代的"皇民化运动"第一次改变了台湾社会的文化类属,形成了"台湾人"是日本人的群体认知氛围;民进党为"台独"而推行"去中国化"第二次改变了台湾社会的文化类属,形成了"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群体认知氛围。由此造成两岸文化认知裂痕,成为实现两岸统一的巨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