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政府对遣使驻外的调适

晚清政府对遣使驻外经历了一个从拒绝到逐渐认同的调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清廷一方面是在欧洲列国的要求下,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而不得不采取的一项措施,另一方面向欧美诸国派遣常驻使节,也标志着中国在外交上开始走向近代化。     

论晚清政府的华侨经济政策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吸引华侨在国内进行投资,对华侨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废除了沿袭200年的海禁政策,并采取措施制止对华侨的勒索;成立商务局、保商局等机构,维护华侨经济利益;设立海外华侨商会,提高侨商的民族凝聚力;实行奖励"商勋"政策,提高侨商的政治地位。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华侨经济利益,并由此形成了华侨投资国内实业的第一个高潮。虽然清政府不能完全充当华侨经济利益的保护者,但其经验和教训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晚清政府的华侨教育政策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海外华侨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教育政策上也进行了很大调整。由于华侨在海外普遍受到歧视和压迫，华侨子弟被禁止进入当地学校学习，这样华侨只有仿效国内的私塾创办“义学”。随着驻外机构的设立，以左秉隆、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注意到海外华侨恪守中华伦理道德，并具有清政府可资利用的经济潜力，如不设立学校对华侨子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他们就面临被西方文化同化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的一些洋务官员开始在海外创办了一批华侨学校。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挽救其封建统治，一方面提倡实业救国，积极吸引海外资本投资国内实业；另一方面大力创办教育，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战败也深深地触动海外华侨，受国内兴办教育热潮的影响，海外华侨也形成一股兴学之风。清政府也采取措施，加大了对华侨教育政策调整力度，鼓励国内教员到海外侨校任教，改善海外侨校师资状况；派员巡查，加强对华侨学校的管理；鼓励创建侨校，扶持侨校的发展；在国内建设华侨学堂，鼓励华侨子弟归国就读；极力招揽学成人才，提高华侨政治地位。清政府改变华侨教育政策有着明确的目的，其一要宣扬忠君思想，消弭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对华侨的影响，巩固其统治；其二要吸引华侨资本，兴办国内实业，摆脱经济危机。但清政府发展华侨教育的种种措施在客观上促使海外殖民政府改变华侨教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侨的教育状况，同时也大大激发了海外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加强了华侨同祖国的联系和感情。     

论晚清政府国籍法的制定及其影响

国籍法是近代西方法制文明的产物。鸦片战争前 ,清朝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国籍问题并不是统治者关注的话题。 19世纪中叶 ,随着观念的转变 ,清政府开始向海外遣使设领 ,对华侨采取了积极的保护政策。由于制定国籍法采取的原则不同 ,在华侨身份的界定上清政府同荷兰等国发生了严重分歧 ,使清政府在南洋等地的遣使计划一度搁浅。为争取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认同 ,维护国家主权 ,在广大华侨的积极呼吁下 ,清政府同荷兰等殖民国家进行了不懈的外交斗争 ,催生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籍法。它的颁布是我国法制史、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我国侨务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晚清政府的禁赌主张与措施

赌博猖獗是晚清一大积弊，严重威胁社会的安定。晚清政府视禁赌为一要务，考察晚清政府禁赌之态度与行动，大体上经历了严禁——驰禁——再行严禁的“马鞍型”历程。晚清政府的禁赌举措从立法、保甲、教化及兴工艺等方面多管齐下，然而，禁赌终归失败，政治腐败是其根本原因。     

晚清政府与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

晚清政府对近代女子教育这一新生的事物 ,采取了由镇压破坏到最后承认的态度。在 2 0世纪前 ,它试图扼杀女子教育于萌芽状态 ,但事与愿违 ;2 0世纪初它开始把女子教育提上议程 ,并于 190 7年颁布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堂章程》 ,最终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性。但其要培养的女子是顺从的贤妻良母 ,而不是有各种权利与义务的新型女性 ,限制女子教育朝不利于清统治的方向发展 ,以更好地为己所用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与自私性。     

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与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维护

晚清之际,东西方列强不时非法勘测、侵扰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严重威胁中国海权。在与列强斗争的过程中,晚清政府的地方政府官员运用国际法中的有关规定与列强交涉,最终收复了被日本占领的东沙岛主权,并向国际社会宣示对西沙群岛的所有权。与此同时,晚清政府根据国际公法和各国的海上实践,提出了"水界"区、渔业区等海域主张,以捍卫中国南海权益。晚清政府维护东沙、西沙群岛的一切措施,都符合近代国际法的"自护之权"以及"条约"确定的领土界限和领土所有权等准则。晚清政府维护海权之举,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目前中国的外交斗争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晚清政府对西沙群岛资源的开发及其历史意义

晚清时期,西沙群岛丰富的自然资源、军事上的战略枢纽地位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觊觎。为了捍卫国土主权,晚清政府派员实地勘察了西沙群岛的人文环境和自然资源,并采取措施加强西沙群岛的开发建设。     

晚清政府统管内蒙古东部政策的变化

清前期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和满蒙联盟政策,晚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实行了新政。在政治方面,中央设立理藩院与地方实行盟旗政治制度相互呼应;在经济方面由划地封禁到放垦蒙地;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从俗从宜,各安其俗"到开学堂办教育,开启民智。这些措施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开发、社会进步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孽海花》中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之内因浅析

《孽海花》历来被公认为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小说在表现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推移”、“政治的变动”中，都不同程度地隐含了对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的不满与揭露。试图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官员的昏庸无能、上流士绅的风尚三方面来分析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内在原因。     

晚清政府保护华工自愿出国措施的局限性

虽然晚清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对华工出国的自愿性进行保护，但是由于猪仔贩卖者追求经济利益，外国政府恃强凌弱，清朝政府官员腐败无能及华工自身受到暴力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从而导致晚清政府对华工出国自愿性的保护措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晚清中国外交困局的回顾与反思 ——以天津教案为例

在近代诸多教案中,曾国藩亲自处理的有两起,其中以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为典型.该起教案最终以惩凶赔款的方式结束,一向被作为屈辱外交的案例写进历史.但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天津教案不仅说明了曾国藩个人在中外交涉事件中的能力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晚清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局.只有对这些困局进行深入的挖掘,才能对天津教案以及整个晚清外交有更完整和深刻的了解,同时也为当代中国外交事务的处理提供启示.     

晚清政府立宪失败的原因剖析

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晚清政府开始了从传统专制政体向现代立宪政体的转化,并希望通过立宪来解决执政危机。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晚清政府立宪的失败是必然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立宪缺乏根基从根本上决定了晚清政府立宪的失败;晚清政府的专制制度危机已经没有足够的创新能力来解决时代的挑战;晚清政府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满清权贵无法接受立宪的成功;晚清政府合法性的丧失已无法有效地整合社会力量以完成立宪。     

晚清广东教案发生原因探析

广东是中国晚清时期教案的高发区.引发晚清广东教案的原因很多,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中西文化冲突及经济利益冲突是其中两个重要原因,而根本原因则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奕訢上台与晚清政府内政和外交的变化

1861 年11 月,北京政变发生。政变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訢辅政的政治格局开始形成。恭亲王奕
奕訢辅政之后,重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大臣,扩大督抚权力,形成中央权力的下移,出现了“督抚专政,内轻外重”
的局面;提倡洋务运动,由发展军事工业开始,进而兴办一大批民用工业,促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及资本主义的形成;改
善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迅速实施了“借师助剿”计划;设立总理衙门和驻外使馆,改变中国历来
以天朝自居、以维系华夷秩序为目的的外交观,开始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历程。     

从《东方杂志》看晚清政府对东沙岛的主权交涉

由于地缘关系，日人于20世纪初侵占东沙岛，晚清政府经过艰苦的主权交涉将其收复。当时上海《东方杂志》向国人介绍了东沙岛的地理状况，记述了晚清政府交涉东沙岛主权的经过，反映出当时国内舆论民心之走向。这在国内舆论界是难能可贵的，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代南海历史变迁的时代特征。     

川东教案的运行态势研究

晚清教案四川居多,尤以川东最多最严重.经年累月,间见层出、无处无之、“一夫夜呼,狂走相应”、视生命财产如儿戏、动辄兵戎相见以及“祸局未终,外交已起”,就是川东教案的运行态势.考察川东教案的运行态势——目前还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将使人们对川东教案的全貌,特别是其严重性有进一步的印象.     

论社会舆论对司法裁判的影响

司法实践中当司法案件成为舆论焦点后，法院的司法裁判往往很被动，本文从参与构建社会舆论的基础及分析社会舆论缺陷和对司法影响的现状来阐述。     

论科举制的废除对晚清应试文人的影响

190 5年废除科举制度是晚清政府无奈之中的匆忙之举。这不仅导致晚清应试文人文化心理的挫折与失落 ,而且对其现实利益也造成了伤害 ,从而迫使其放弃长期奉行的“学而优则仕”的成就动机 ,走上多元发展的道路。晚清政府的统治危机也因此而加深     

督促与应对:晚清教务教案中中央政府与地方官的互动

晚清,随着洋教在内地的广泛传播,教务渐渐成为重要的地方政务,又因为各国(主要是拥有保教权的法国)公使对教会的庇护,教务教案不但是内政,更成为外交。对其处理是否得当,不但影响到一方一地之民教关系,更影响到官员的仕途。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因教务教案而获咎或获奖,官员对于教务教案的态度和作为亦在慢慢地发生改变。另一方面,鉴于历次教务教案的严重后果,中央政府多种措施督促各级地方官员妥善办理教务教案。但地方官自有其处境与考虑,中央的要求到州县一级即大打折扣,并未得到全力遵循。面对教务教案,中央政府与地方官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和微妙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