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汉代经学简议三题

两汉是我国古代经学全面确立时期,也是经学获得繁荣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经"是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经学"则是以诸经为对象的阐释、考辨、研究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始见于汉代经学史的两个不同派别或学术系统,两者的各自发展和交互论争贯穿于两汉,也影响到后世。两汉四百年经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主要成绩在于保存和整理了一批重要的儒家经典,贡献了一批有多方面学术价值的经解、经注,并在治经的若干原则、方法上形成了"汉学"的特色。     

经学与汉代文体的生成

汉代是经学的时代,文人强烈的宗经意识深刻影响着汉代文体的生成.在汉代文人看来,经学既是天地人间恒久之道的渊薮,也是文章的最高范本和各种文体之源,所以撰写文章只须直接采用经典文本中已有的文体类型,或从经书中抽绎某种文体的潜在形式加以发展,或依经称名稽古制式,或汲取说经方式形成新的文体.汉代经学烦琐的阐释方式和动辄以经为据的风气直接影响到汉代的文体风貌.汉代经学对文体的复杂影响使汉代文体在文学性和精神性两方面都带上了明显的经学色彩.     

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

东汉时期,是古文经学发展兴盛并压倒今文经学的时期,同时也是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期。这一融合最终是由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完成的,其标志则是"郑学"的出现。这是两汉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一大进步。但首先在今古文经学融合方面做出贡献的是郑玄之前的许慎。许慎在汉代是以古文经学大师的面目出现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兼采今文经说即已体现了融合的精神,而他的《五经异义》更为这种融合起了奠基作用。     

汉代经学走向管窥——以《春秋繁露》与《白虎通》的对比分析为视角

汉代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大盛事,其发展也有其独特的内在理路.本文从分析汉代经学发展中的两部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与<白虎通>入手,通过对二者的对比研究,分别对汉代的天道观、阴阳五行说、儒家纲常伦理进行了阐释,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探讨汉代经学从今文经学独大走向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以及经学对谶纬之学的吸纳,以期勾勒出汉代经学的走向.     

汉代经学与汉代辞赋创作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衍化出的汉代经学延续了三百多年,是此后汉代士人具体生活的思想文化环境,其对汉代辞赋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汉代辞赋创作的阶段性特点,与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存在着内在联系;汉代辞赋所表达的政治理念与汉代经学所承载的儒家政治思想相一致;汉代儒道互补,影响及汉代辞赋家对个人出处以及人格理想追求的思考,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前期儒家人格思考意味颇重,而东汉中后期至汉末,道家人格思考则有渐趋强盛之势.     

《尔雅》在汉代的经学地位

在十三经中，《尔雅》是一个特殊的门类，它本属于传统小学的一个分支，但两千年来一直与经学交织在一起，随经学兴衰起落，究其原因其经学地位早在汉代就确定了。本文首次系统论述了《尔雅》在汉代经学阐释中的工具作用和解经功能，以及《尔雅》入经部附类的政治原因和经过，笔者力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全面、深透的探讨，给学界一个明晰的结论。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汉代经学发展的历史产物——《说文解字》及其作者略评

两汉是经学发展的兴盛期.在经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今古文经学之争,两派的对立与斗争,反过来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人们为了解经说经,就要研究语言文字.因而,经学的发展,又促进了语言文字之学——小学的发展.汉代建立以后,废除“挟书之律”,搜求古籍,又进一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于是,设立博士,整理经籍.汉代经籍有两个来源,一是依靠记忆而口     

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传承与超越

司马迁与汉代经学之间有着复杂关系。汉代经学对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天人政治观、经学历史观、经学伦理观等层面。“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著述动机,集中反映出司马迁对汉代经学的整体性超越。     

建国以来汉代经学研究概述

本文通过汉武帝独尊儒术原因、汉代崇经原则、汉代经学学派、汉代经学作用、董仲舒思想、王莽改制与经学关系、《白虎通义》等几个方面，对建国以来汉代经学研究做一概略总结，旨在为学者们研究汉代经学提供参考。     

汉代文字整理与经学研究

文字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清末形成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今文、古文的字体问题.汉代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学者都对文字进行了积极的整理,每一次文字整理都对经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经学研究也对文字整理有积极的影响.我们通过汉代的文字整理可以观察汉代经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些问题.     

子学与经学的传承比较

经学与诸子学看起来是战国秦汉时期学术思想史上不太相关的两种思想资源,故昔人曾说汉代是子学时代转入了经学时代;其实经学与子学之间有很多联系,诸子各家皆有经,很多诸子学派也研究诗书礼乐,应当平等地看待经与子,经学传承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子学发展的产物,尤其表现在重视学派的传承等方面。只是到了汉代,朝廷立五经博士之后,经子两者之间才逐渐有了一定的差别。儒家对诗书礼乐特别重视,看起来朝廷立五经博士是儒家取得了胜利,但是,诸子对于道的追求却被放弃了。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学与经学的互动——以阮籍为中心的考察

前人研究汉代经学,依据的资料,除了传世的汉人经注外,主要是保存在汉代典籍、散见于后世各类载籍的汉人遗说,而对汉以后学者、文人的诗赋文论关注不够。事实上,魏承汉后,魏晋文人不可能完全斩断同汉代经学的关联。《诗经》因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学价值,尤为魏晋诗人所重视。阮籍传世的诗、文、书、论、赋、笺、奏记中,对于《诗经》的征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摇曳多姿,既体现了魏晋"风骨"之共性,又因阮氏家学渊源、阮籍个人才情等因素,而有着鲜明的个性。阮籍所引《诗》,体现了汉代《诗》学对于魏晋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也自然而然地保存了丰富的两汉《诗》说,生动地诠释了"文学自觉时代"文学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阮籍作品历来以含蓄蕴藉、"归趣难求"著称于世,探求阮籍的《诗》学渊源,对于进一步索解"遥深"之"阮旨"不无助益。     

国学与经学的几个问题

分析了国学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时间,对当前“国学热”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精辟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并认为经学的成立时间非常早,六经在先秦早就成立,孔子删述六经,经和经学早就存在。对汉代古文、今文、经学、谶讳之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代的经学、清代经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汉代养生思潮、经学诗教与汉乐府

汉代养生思潮提倡"固精保气",反对情感的抒发;儒家经学诗教主张诗歌的中和美,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卫生观念和官方诗学批评模式造成了汉代文学抒情式微而叙事发达的态势。汉乐府中情感的流露非常隐蔽,但也凭借"歌"的身份取得了抒情特权;新声俗乐的重"情"特质又促使官方罢乐府,这反过来为歌诗的抒情创造了条件;可惜诗尊歌贱,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     

试论道家在汉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由于受传统的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历来都认为汉代是“经学时代”,认为儒家思想是汉代学术思想的中心,认为儒家由“子学”发展为“经学”并最后堕落为“神学”是汉代学术思想发展史的主线,而对于在整个汉代自始至终存在着的众多的其他学术派别的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却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摆脱这种以经学概括汉代学术思想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对于儒家之外的学术派别尤其是道家学派在汉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一系统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