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域玻璃器物及工艺的输入与影响

古代中东地区是玻璃生产的主要发源地.由西域地区输入,且深受古代中国人欢迎的、光亮透明的玻璃制品,大多来自中东玻璃生产中心及其技术辐射的波斯和中亚地区.由于古代中国玻璃制造业水平较低,魏晋以来在大量输入西域玻璃制品的同时,也注意引进西域地区先进的玻璃制造工艺,并于中国仿制生产,乃使得古代中国玻璃制造水平渐趋成熟.     

实事求是:文化人类学的追求--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一

人类学首要的目标是反映社会事实,多做田野调查能使我们的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更贴近社会事实.以对中国南方的宗族组织为例,田野作业的成果显示,宗族组织的等级结构应该是家庭、家族、房支、宗族四个层次;宗族组织的功能首先是协作功能,其次才是政治功能;20世纪50年代以后,宗族组织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改革开放后它则从隐性转向显性.这样的表述可能会更接近社会事实.     

“物”的人类学研究

物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始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物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的标识来分析社会演进的阶序.此后不同学派出于论证、分析的需要,各自阐释物及物背后的社会关系与文化隐喻,本文从物与社会演进与象征符号的角度,对人类学关于物的研究谱系进行部分的梳理,论述人类学在以"物"为研究对象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     

在人类学中重新发现博物馆——理论史与中国实践

博物馆在人类学学科建制之初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后则因为人类学发展重心从物质上转移而在人类学研究视野中沉寂。但博物馆展览理念变更与人类学理论更迭始终保持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许多在博物馆中展开的田野与理论论争也反向促进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因此,应重视博物馆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以外的价值。博物馆人类学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实践历程,当前在中国的博物馆中重新引入人类学视角,也会给学科与博物馆带来新的可能性。     

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的视野亟需扩展——云南省中医药暨少数民族医药博物馆中医西传分馆的启示

于2009年建成并已部分开放的云南省中医药暨少数民族医药博物馆,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庇护所。而其中正在建设的中医西传分馆,更是中医药类及人类学、民族学类博物馆中的一朵奇葩。除了对针灸西传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这座有些另类的博物馆还促使我们对我国民族博物馆的视野乃至整个民族学、人类学的视野进行思考。本文从该馆的由来、功能,以及它带来的启示,讨论"民族"、"少数民族"的本意、特别是对中国人类学界的含义,以及新时期探索海外社会乃至西方社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台湾、日本的灾后重建与人类学的对话

自1970年代,日本开始出现“地域活化运动”的趋势,基本上是以“提振当地衰落的经济”与“增加人口”为目标.不管由地方政府或民间团体来主导,都与相关产业,尤其与观光产业有着紧密的联结关系.其主要的“商品”就是当地的历史建筑物、传统艺术、或是祭典仪式等肉眼可见的“文化”.另外,近年来频发的大型灾难,也引发了城市与学术界共同合作来面对灾难的重建运动,这样的合作也开始受到各界重视.在台湾,九二一地震(1999)或八八水灾(2009)等大灾难都让原住民部落受到很大的打击,也使得人类学界思考灾难人类学扮演的角色.本文在思考,在受灾区做过田野调查的人类学者,如何将手上的许多资讯以及人类学知识以最有效的方式来贡献回馈当地,并且提供一些日本的灾后数位典藏计划的案例来探讨人类学知识应用在灾后重建的可能性.     

“邕”水叙事与家园遗产——多元一体格局视域下南宁博物馆器物叙事研究

民族地区地方博物馆对促进多民族地方历史、族群认同乃至建构“多元一体格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理念和实践是意义非凡的。地方博物馆借助“器物展览”对地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过程中,其表述往往面对双重的矛盾张力而不可自拔,或受限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或囿于华夏传统大国叙事的桎梏。南宁博物馆在“国家历史—地方族群历史”整体框架下凸出邕江地方记忆和家园遗产,重塑地方史与建构多民族国家认同。     

分隔、弥合与异化——西方人类学对于人与物关系的探讨

从人类学对于物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人类学不同理论学派对于人(subject)与物(object)关系的认知/理解有差异。早期物作为人类社会的附属物/生产物,作为一种主体之外的客体存在,是一种分离的物;马林诺夫斯基时期的库拉圈研究,象征着财富、社会地位的贝壳在库拉圈中的流动构建出人的整体社会特征,此时的物即社会;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认识论的人文转变,象征主义兴起,在借助物的符号意义来阐释人类深层结构的人类学研究时期,物消失在主体的意义构建之下;20世纪80年代之后,物的主体性凸显,传统的物进入现代世俗世界,对物的认知转向物与主体相融的阶段,而后愈走愈远,进入到消费之物与物化之人的异化阶段和多元主体的本体论探讨阶段,尝试对自然和文化范畴本身进行理解,而避开主客体之间存在的认识中介。本文从认识论的视角梳理西方人类学对物的研究的历程后,认为这一研究的根本是人对于本体/客体、人类社会/自然世界等知识的重构以及认知途径的不断探索与反思,所呈现出来的碎片化的知识地图恰是后现代西方社会理论认知的真实反映。     

隐藏的神性:藏彝走廊中的碉楼——从民族志材料看碉楼起源的原初意义与功能

青藏高原碉楼作为一种独特历史文化遗存,近年日益受到外界的关注与重视.目前学术界普遍将其作为与战争相关的防御性建筑看待,认为碉楼起源于防御.本文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依据藏彝走廊碉楼分布地区相关民族志材料,指出碉楼明显具有神性,为权力之象征;当地流传碉楼"为祭祀天神"或"镇魔"而建等传说,可能反映了碉楼更原始的形态,碉楼最初产生可能是作为处理人与神关系的一种祭祀性建筑,以后才转变为处理人际冲突的防御性建筑.文章还进一步讨论了碉楼起源与藏彝走廊本土信仰及宗教观念的关系等问题.     

新时期博物馆的文物保护策略探究

我国历史悠久,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较为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而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博物馆内不仅汇集了多方力量,更是让博物馆成为文化弘扬以及传承的主要阵地。基于此本文结合实际思考,首先简要分析了新时期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目的,其次阐述了新时期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新时期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的实施策略。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从文野之别到圆融共通——三种文明互动形式下中国人类学的使命

在从微观的中国村落研究转向宏观的中国文明的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中国人类学需要面对的是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方式以及可能有的理想状态。本文所提出的文明互动的研究注意到了文明之间对立排斥、互补交流以及圆融共通这三种互动模式,它们在心理表征、社会交换、表现方式、文化表达以及民族志类型等诸维度上都会表现出各自的差异。人类学不应该是一种面对文明而表现冷漠的学问,人类学的核心就是要去关注文明互动并促进文明互动,这可谓是它的一种新使命。     

云南少数民族民居灵物的人类学研究

本文运用人类学理论方法,对在云南少数民族民居建筑中普遍存在、内容多元、形式丰富、极富功利色彩的民居灵物进行与之有结构性关联的少数民族宇宙观、宗教仪式禁忌和空间象征几个范畴的解读,以阐释民居灵物所蕴含的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和其背后的文化意义.并时与之相关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策略提出个人观点.     

标识与符号:"物"的人类学研究

物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始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物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的标识来分析社会演进的阶序。此后不同学派出于论证、分析的需要,各自阐释物及物背后的社会关系与文化隐喻,本文从物与社会演进与象征符号的角度,对人类学关于物的研究谱系进行部分的梳理,论述相关人类学学派在以物为研究对象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     

生态人类学视野下庄子“理想国”的建构

以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切入,从生态学图景、人类学依据、哲学建构等三个方面对庄子"理想国"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阐释,以此例对当下庄子生态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物的民族志述评

对物的观察和研究一直是民族志的重要内容。人类学家通过物的存在和演变确认文明的进化,通过社会中物的交流和交换现象分析社会的外在功能和内部结构,通过对文物的分类、展示与分析衍生出博物馆专业性知识谱系和人类学应用性分支学科。     

我的人类学之路——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六

我的大学和硕士研究生时期先后在厦大和中大接受中国南派人类学的教育和训练.1991年到了美国,在华盛顿大学接受美国人类学的教育和训练.美国的人类学研究生教育除重视、密集阅读和写作等"核心课程"的教学,"田野方法"的训练和"研究设计"外,还十分重视"研究规范"的培养.     

论纠纷中的“事实”问题——基于彝区两个案例的思考

本文借助两个发生在凉山彝族地区的案件,试图对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事实＂问题进行从特别到一般的探讨。在纠纷解决活动中,从＂自然事实＂的发生到＂法律事实＂的认定,不是绝对客观或正确的必然过程,而是由特定社会的文化逻辑所决定的。同时,在基于＂合意＂的纠纷解决过程中,事实因素并非平息矛盾的关键,通过淡化或模糊化事实来促成双方的合意,是纠纷调解活动的重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