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罗斯边疆地区的俄罗斯族人口流失问题——以达吉斯坦共和国为例

自20世纪70年代始,苏联边疆地区的人口在民族构成上逐渐呈现出“本地化”趋势,即外来民族,主要是俄罗斯族人趋于减少,这在民族结构复杂、问题突出的北高加索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达吉斯坦共和国作为俄罗斯在北高加索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民族成分最为多样化的主体,其境内俄罗斯族人口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边疆区,尤其是北高加索地区的人口民族结构变化。本文以达吉斯坦共和国境内俄罗斯族人口数量、比例变化为主要线索,全景式展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该地区俄罗斯族人口减少的整体趋势,剖析导致这一现象的主客观原因,阐释其影响,判断其未来走势,以期为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和俄罗斯人口问题研究提供新的启发和思考。     

听觉叙事与民族记忆——以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为例

听觉叙事研究近年来逐渐成为文学研究新的增长点。莫里森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声音和听觉的书写,这些听觉叙事不仅为读者带来别样的听觉感官体验,而且与黑人民族记忆紧密相连,是黑人摆脱白人主流文化冲击,回归黑人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关键途径。本文以《所罗门之歌》中的听觉叙事为切入点,探讨声音、倾听在人物回归和重建民族记忆中扮演的角色。听觉意象沉寂与歌声分别代表祖先的缺席与在场;破除种族主义听觉模式,学会因声而听是回归民族记忆的先决条件;因听而思到因听而行的听觉模式蜕变标志人物对民族记忆的反思与重建。听觉叙事是莫里森借助感官想象再现黑人内心世界,重构民族记忆这一创作思想的内在要求与重要体现。     

现代国家与族群记忆重构——以西南民族地区为考察对象

在中国的多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族群记忆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在实现了对族群文化价值传承的同时,也凝聚起少数民族共同体共同力量,进而形成对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和忠诚。而在其中,国家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国家在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当中,试图通过控制和重构历史记忆来引导少数民族成员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其中,少数民族的民族教育是重要的柔性途径,国家在对少数民族的族群权利保障是重要的硬性途径,它们共同为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坚实基础,实现了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基础上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推动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集体记忆与民族亲和力的建构——以兰州西关清真寺为例

在城市空间结构再生产的过程中,城市规模向四周逐渐延伸,市民的居住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原先围寺聚居的回族穆斯林群众,便迁至城市的各个街区角落。通过对散居回族现状和特点的分析,探知其以清真寺为集体记忆的符号,借助集体欢腾、个体情感迸发、宗教仪式来建构民族亲和力,以实现其群体和谐的目标。     

作为集体记忆与自我延续的物质文化研究——以滇越铁路为例

记忆并不都是为了认同,很多时候,记忆是人们借助于特定的事/物来呈现自我的方式,当承载记忆的物/事因为社会发展的原因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时,一方面会出现群体集体记忆的断裂与自我的流逝,另一方也会因为事/物的少而珍贵,出现自我的叠加,更有可能出现文化的再生产,来重塑集体记忆,延伸自我。本文以滇越铁路文物为例,分析边民社会如何伴随着铁路的生命史进行自我的存在、流逝与叠加,从而引导社会对物质文化生命的尊重。     

少数民族文庙在地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以云南建水文庙为例

少数民族文庙的在地化过程,是反映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缩影和影射,更是呈现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载体。民族志作为参与观察和以小见大的重要研究方法和书写方式,基于与建水文庙相关的彝族孔姓、庙校合体、洞经传承和祭祀仪式四方面,将边城建水文庙落地生根的历时与共时性进程进行呈现,不仅再现了传统庙学空间的发展历程,回应着何为中心与边缘的议题,也为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空间叙事提供了边地案例。     

乡村话语与观念、记忆——以苏北倚宿村送活殡事件为例

与固定自足的文字记载相比,乡村口头话语具有开放的多样性解释空间。通过对近百年前基督徒送活殡事件的调查分析,本文认为在众多的口头叙述中,有可能存在一种主流的乡村话语,执着地绵延于当地的日常生活中。乡村社会与文化中的传统知识与观念以及在此语境下印刻的集体记忆,是凝结主流话语的根本力量。     

草原政权的"正统观念"与历史记忆——以北族记忆中的匈奴为例

本文从草原政权是否有类似中国定居社会的正统观念这一问题出发,进而探索草原政权对于之前政治体的历史记忆问题.以匈奴为个案所作的分析,证明草原政权也有丰富的历史记忆,只是构建合法性所依赖的历史记忆与华夏文明非常不同.由此进一步对草原政权合法性建构的特殊模式做一点探索.     

屯垦戍边的精神意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记忆建构——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二场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屯垦戍边记忆以符号记忆、情节记忆、价值记忆的表现形式作为外在呈现,以其蕴含的各民族团结互助、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往和伟大兵团精神作为价值内核。屯垦戍边记忆的传承与传播不仅能深化国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屯垦戍边建设历史的认知,而且能够使其在加深情感共鸣的同时内化价值记忆,最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于外显的行为实践,显现出从认知认同到情感认同再到行为认同这一递进逻辑。     

神明崇拜与传统社区意识--对闽西武北客家社区的田野调查研究

神明崇拜与社区意识具有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关系 ,是客家社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但相关的研究迄今尚不多见。作者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结合历史文献 ,试图对闽西武北传统客家社区的神明崇拜做一较为全面的考察。文章分析了武北社区神明崇拜的寺庙层次、组织结构、祭祀活动与仪式 ,以及与此相关的社区意义 ,特别是神明崇拜与宗族、村落、乡镇等多方面的关系。     

Fratricide identities: the land conflict between indigenous Leco and peasant unions in Apolo,Bolivia

This article explores processes of identity-building and claims-making by rural social groups in the context of recent multicultural and plurinational reforms in Bolivia, focusing on an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apparatus that underpins a paradigmatic land conflict between an indigenous organization and a peasant union in the Bolivian Amazon. The institutional shift that characterized the country after Evo Morales’ election has been reflected and absorbed at the local level. Here, however, the new claims for recognition cannot be understood only through the –often abused – lenses of ‘resistance struggle’, ‘cultural oppression’ and ‘political discrimination of minorities’. In fact, these claims are the result of a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social actors’ ability to respond to them, proposing powerful narratives that provide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with new shared meanings and mechanisms of self-identification.     

论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政权:以辽、西夏、金、元四朝为重点

古代北方民族,常常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对中国历史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在国家政治组织层面上,征服王朝既采纳了一些汉法,又掺入了不少原先政权的制度因素,这样的结合导致了真正的君主专制。女真人政权的合法性得到境内大多数汉族知识阶层人士的认同,蒙古人的元朝则有些逊色。辽、西夏、金、元等王朝非汉族的统治,并没有改变汉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基本面貌,它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上的。     

大城市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功能--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研究

本文认为 ,大城市回族社区承担着如下一些社会文化功能 :为回族群众提供清真食品和伊斯兰文化空间 ,为城市现代化、国际化提供城市文化资本 ,促进回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为全国穆斯林提供城市化、现代化的支撑和基地 ,成为连接世界人民和中国穆斯林的“桥梁” ,等等。但是 ,大城市回族社区却普遍存在着回民人口减少、伊斯兰文化后继乏人、面临拆迁改造等一系列问题 ,这使得城市回族社区难以承担它本身应该承担的功能     

生态与生计——神农架下谷坪土家族民族乡动物与人争食考察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内居住着以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的土家族人。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使当地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观,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动物与人争食,当地土家族人的生活由此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困境。本文针对这一现象,从深生态学的基本理念出发,对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生态保护中也应该涵盖对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保护,避免极端生物中心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