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西晋诗歌创作成就论

从"渐为新变"的泰始诗坛到"勃尔复兴"的太康、元康诗坛,最后到"变创新体"的永嘉诗坛,西晋诗坛群英荟萃,创作兴盛,前有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代表的太康诗坛,后有元康时期以石崇为核心的"贾谧二十四友"诗人群体,其后又有郭璞、刘琨等永嘉诗人群体,故钟嵘称之为"文章之中兴"。西晋诗歌在题材内容的多样性、艺术表现的丰富性和语言词采的锤炼上继承、发展了发展了建安、正始诗坛,呈现出"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创作特色,在中古诗歌发展史上可谓"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三国西晋人口初探

由于政局的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以后到献帝年间，是中国人口数量不断急剧下降时期；三国中、前期（公元２２０－２６２年）是中国人口数量由减少到趋于稳定时期；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时期。三国中、前期中国的人口数量约有１９００多万，西晋太康三年（公元２８２年）时的中国人口数量约有２４００多万，西晋时期（公元３１０年左右）中国的最高人口数量约有３７００多万。     

论“左思深于潘岳”

左思、潘岳为西晋中期太康诗坛的代表诗人,但两人的创作风格有着较大的差异.本文拟从钟嵘"(左思)深于潘岳"说着手,将左思与潘岳作比较,从而进一步探讨左思诗歌的风格.     

陶渊明诗歌简论

西晋统一全国后,到太康年间虽然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实际上却酝酿着更大的战乱。腐朽的西晋统治集团,实行黑暗的门阀和分封制度,结果引起了统治者互相残杀的“八王之乱”。西北少数民族统治者乘机入侵中原,造成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在内国外患的激烈斗争中,西普因而灭亡、西晋的士族门阀制度,到东晋更加恶性发展,形成     

陆机诗文创作与两晋诗风

文学史上所概括的西晋太康绮靡诗风与东晋江左玄言诗风 ,都可以在号称“太康之英”的陆机诗文中见出绪端。从现存作品中可以看出 ,他不仅写出了大量缘情绮靡之作 ,也有不少表示玄思哲理的诗文 ,前者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 ,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 ,获致官职 ,在西晋太康绮靡文风中有明显的代表性 ;后者则表现了希望通过对形上之理念之把握从而居乱世以不变应万变的心理 ,对于东晋永嘉文坛的因谈尚玄之风也不无影响     

西晋太康诗歌得失探

本文所谓西晋太康诗歌,专指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诗歌而言,不涉及民间创作。关于这个题目,我想谈三点肤浅意见。魏晋南北朝诗歌史上一座高原。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西晋太康(晋武帝司马炎年号公元280—290年)时期,是继汉末建安后又一个人才辈出,创作繁荣的时期。从汉魏六朝时代的总体上看,如果说建安文学是一座高峰的话,那么,西晋太康诗歌就是一座高原了。从这个“高峰”到“高原”之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赖有阮籍嵇康,幽深清峻,得以标举。降及太康,正如钟嵘所说,“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式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诗品序》)刘彦和也说:“……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分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文心雕龙·时序》)足见这两位文论家对太康作家的推崇赞美。     

左思风力琐议

西晋太康诗人左思,独具异帜,卓然不群,他的诗作,辞情兼胜,肉骨皆雋,气象雄辉而神韵悠远,钟嵘《诗品》列思于上品,①世有“左思风力”之称。这“风力”就是那种豪迈高亢的情调,劲挺矫健的笔法,深邃高远的意境,批评现实与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左思风力”代表了西晋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是建安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从左诗里还可以看到建安正始以来文学技巧的创新,它丰富了五言诗的风格,强烈地反映了西晋的时代风貌。一公元190至589年,即从汉献帝初平元年,至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的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我国虽然长期处于纷争局面之中,可是建安至太康时期仍出现了一个继乐府之后的文人诗歌高潮,诗人相望而出,打破了文人诗歌的消沉局面。东汉之末的建安时代,是五言诗的成熟时期。这时期的三曹七子与蔡琰等作家都饱经     

西晋诗歌创作的历史人文环境

司马篡魏,顺昌逆亡,其后世风承平,人心安逸,晋末动乱,士人转而高蹈远引,故诗风每随国运而变.前期崇儒抑玄,后期儒消玄长,哲学观决定了文学观,人生观支配了审美观.古诗体式的生成,风格范式的产生,文学观念的推进,海内俊才的集结,更为西晋诗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生成环境.八王乱起,缘情绮靡的太康精英消亡殆尽,诗坛为永嘉名士所左右,玄言诗风从此弥漫一个世纪.     

从《辩亡论》看陆机拟古中的创新倾向

太康之英陆机的《辩亡论》在西晋＂论＂坛占据重要地位,其拟古中的创新倾向代表了西晋文风发展的新趋势。风格创新：感情含蓄、反笔议论;语言创新：多用排偶句式、有意炼字琢句。这正与其繁缛典雅的风格相协调。     

"体变曹王"--试论陆机的文体创新

被钟嵘称为"太康之英"的陆机,之所以能取得西晋太康文坛的霸主地位,是与他在创作实践中对各类文体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创新分不开的.陆机在文体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奠定连珠体的基本体式;二、确立骈文的基本格局;三、颂体的创新;四、挽歌的变体;五、赋体中的创新.     

夏侯湛仕宦经历四考

夏侯湛是西晋初期一位重要的文学家.咸宁二年(276),夏侯湛在齐王司马攸的提携下补选为太子舍人,咸宁四年(278),在齐王司马攸的推举下再次擢升为尚书郎,太康三年(282),因卷入帝位继承人所引发的党派之争被贬为野王令,太康八年到九年,又出任中书侍郎与南阳相.本文就夏侯湛仕宦经历这四个阶段的系年问题及原因试做四考.     

风流未沫 文章中兴:钟嵘论太康诗歌

钟嵘《诗品》是古典诗论史上“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它以五言诗为研究对象,系统评述了汉魏以迄齐梁时代的122位五言诗人,“掎摭利病,辨彰清浊”,并从总体上勾勒了五言诗的发展脉络,具有完备的诗歌史论形态。钟嵘在总结和清理五言诗自两汉到齐梁五百年来从兴起到繁荣的过程时指出,汉末建安、西晋太康和刘宋元嘉时期是五言诗创作发展史上出现的三个高潮,这三个阶段的代表诗人为五言诗创作树立了典范,所谓“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钟嵘对这三个时期代表诗人的创作成就的评价,受齐梁时代文学观念的影响,难免有偏颇之处,但他对诗歌史三个时期的划分是经得起考验的,后世诗歌史论家大多以此为理论起点展开研究。其中,以“风力”著称的建安诗歌,山水方滋、声色大开的元嘉诗风得到了较多的关注,研究较为深入,而处于中间环节的太康诗歌则颇受冷落,既缺乏对诗坛风貌具体真实的描述,更谈不上客观全面的评价。在几部通行的文学史中,往往以“形式主义”的抽象定性取消了太康诗歌的存在个性。本文认为,太康时期是五言诗从汉魏古体向齐梁新体的过渡和转捩点,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从观念到表现形式的转变,深刻     

陆机诗歌用赋考略

陆机诗歌用赋主要表现为用赋之法、用赋之辞、用赋之意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既涉及外在形式又涵括内在蕴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构成一套完整的陆诗用赋体系。陆机诗歌用赋是在西晋崇儒尚雅的文化场域中形成的,彰显出修辞、劝讽、用事等多维的古代文学传统,更是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文学思想的折射与实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西晋太康诗风繁缛之成因。因此,陆机诗歌用赋具有鲜明的诗学与赋学、诗史与赋史等多重意义。     

关于《天问》中的几个古史问题

《天问》并非专门叙事的史诗,但它上自帝喾、下到齐桓,提出了很多的历史问题。《天问》也不是专门来研究古史,但它在无意中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宝贵史料和历史线索。人们知道,西晋太康年间河南《汲冢竹书》的发现,因其内容与经传“大异”,曾在史学界引起一场震惊。其实,《汲冢竹书》讲的“启杀益”等,屈原的《天问》早已有明白的记载。而《天问》对鲧之被刑和益之被代等事件的问难,正是后世“疑古”、     

李銮宣与其西域的遗诗

李銮宣是清代中叶一位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在诗坛上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嘉庆年间由于官场黑暗,他被清廷流放西域。他在乌鲁木齐一年间,写下百余首有关新疆风土人情的诗歌,为边陲新疆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论张华与晋初诗风演变

张华在晋初诗风演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高踞晋初文坛宗主之地位,奖掖后进,倡导文学,打破了曹魏后期文学创作的枯寂,开启了太康文学繁盛的先河。张华以其温丽清省的诗学追求及创作实践,对于魏晋诗风的转型起了重要作用。张华柔顺文明的人格理想对于西晋士风及诗风的演变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魏晋浮竞世风与诗歌新变

“浮竞”风尚促使魏晋诗坛形成了以“丽藻”为主要评价标准的审美观念,也促使诗坛“求丽”的倾向持续流行,并最终在西晋时期形成“繁缛”的特征。伴随这一过程,魏晋诗坛展现出三点新变：第一,“赋”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手法,促使诗歌日渐靡丽;第二,形成“先辞后情”的审美标准,“为文造情”现象突出;第三,文人乐府诗的格调得到提升,并实现了“化俗为雅”的转变。     

谢眺诗三题

谢眺字立晖，陈邵阳复（今河南太康）人，南胡齐代的杰出诗人，以山水持闻名于世。今都平B研读其诗之心得，撰成此稿，以供读者参考。，一、谢眺对谢灵运山水诗三段式结构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诗坛上，谢灵运以其敏锐的观察和细致的笔法，“约探索隐，穷态极好”①，如“印之印泥     

略论晋律的“宽简”和“周备”

晋律(泰始律)颁布于泰始四年(268),是我国古代一部颇为重要的法典。它旣反映了魏晋时期政治经济特点,成为巩固西晋地主阶级统治的工具,对太康年间的经济繁荣起了一定作用;又前承汉律,后启唐律,影响于后代法律颇大,在我国法制发展史上占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遗憾的是:晋律早已散佚,比较重要的资料《晋书·刑法志》又语焉而不详。为了有助于晋律之研究,本文试图就它的“宽简”和“周备”这两方面的问题作一些考证和分析,并初步接触其阶级本质和指导思想。抛砖引玉,千虑一得,敬希读者指正。     

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

魏晋时期,尽管九品中正制已成选官的主导,但承自汉代的秀才孝廉察举制度依然存在。魏黄韧二年定制郡国口满十万岁察孝廉一人,西晋未见变动。晋太康中口约1616万,则年举孝廉约160人左右。又太康中19州,年举秀才约19人,加上“八公”所举,年约20余人。合计秀孝年举约180人左右。共数量不可谓小。更重要的是,虽共时由察举入仕者也必须经中正品第,因而形式上也被纳入九品中正制的制约之下,但它仍然具有与九品中正制度不同的选官标准、作用与倾向性;并且,魏晋南北朝中察举制度在不断变化,最终成了科举制度的前身。所以,对此期察举制度的研究是颇有意义的。本文便准备从其任官及其与中正品第的关系这一方面,对魏晋时期秀孝之举在选官体系中的地位,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