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农业合作运行机制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陕西农业合作运动为中心

中国合作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救济农村衰败。20世纪30年代,在国民政府、金融机构的共同促进下,农业合作事业发展迅速。各级政府通过立法、机构设置、政策机制,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合作体系,基本完成了合作运动的顶层设计。为促进合作运动,地方政府始终关注合作组织的登记许可、业务管理、资金融通等事务,并给予切实指导。陕西采取分步骤、分地区推进合作运动的策略,开展合作教育、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组织,截至1937年,有70个县组建合作社、互助社、合作预备社5 988个,拥有社员约25万人,覆盖人口约125万人,合作运动改善了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方式,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对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用积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赣闽粤边区的人口运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赣闽粤边区,是一个战乱绵延的地区,有关这一时期该地区的人口运动与人口损失尚无准确论述。通过大量地方资料和实地调查材料的比较研究,从参军参战人数、外迁逃亡的难民、社会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避难迁入的人口(难民)等几个方面,可见长期战乱导致该地区社会人口运动的非正常状况。     

秧歌与政治动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根据地为中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对华北根据地的秧歌进行了改造,并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积极推广,收到了较好的动员效果.改造后的秧歌不再是单纯的民间娱乐,而是农民接受政治教育、理解革命话语的渠道,是他们表达政治意愿的途径.这种新变化赋予了民间艺术特殊的时代使命,有利地促进了中共革命事业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的新趋向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合作运动出现了三个明显趋向:推动主体多元化及合作运动逐步政策化,发展速度显著加快,同时迅速发展中潜伏着严重危机。这些趋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的农村合作运动。     

乡村合作运动中合作金融制度建设之议——基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经济史视阈分析

20世纪后,为挽救行将崩溃农村经济,在各种行政力量裹胁下,中国乡村掀起了以信用合作社“异常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合作化运动。而合理合作金融制度与健全合作金融体系,是为各类合作社融通资金、减少对金融资本依赖以促进合作效能充分发挥之必须。基于此,人们在反思检讨合作运动缺憾与不足基础上,对中国合作金融制度与体系建设的学理探讨：包括合作金融内涵;体系建设路径、组织体系层级、与农业金融区别和联系、中央合作金库地位及目标等。其中不少论点极富建设性,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完善乃至于新农村建设仍不失其借鉴意义。这也就是笔者费力将此爬梳出来的原由所在。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群体的“娜拉”——20世纪20年代的女影星与民族国家想象

回顾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中国影坛的几位女影星的人生遭遇和艺术创作,可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现代性文化内涵.她们所塑造的银幕形象与恶势力抗争,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生存的困境,体现了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她们的坎坷经历和艺术追求,包含着隐形的大众神话和民族国家想象,也是"五四"一代人向往娜拉式"自由意志"的现实表现,对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     

20世纪 3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电影文化运动

以成立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为标志的中国电影文化运动 ,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运动从兴起到抗战全面爆发 ,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直接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统战 ,使左翼电影深入社会各阶层 ,大大传播了中共的意识主张 ,发扬了进步电影艺术 ,显示了夺取新的文化阵地的力量。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治理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曾以地方自治为名,力图通过国家权力对农村进行大规模改造,在农村建立严密的权力网络,稳固统治秩序.在此过程中国家对农村的干预能力大为增强,国家与农村关系空前密切.南京政府的乡村治理以失败告终,从中可以看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乡村关系重组的问题上,国家在农村建立有效的控制体系时必须伴之以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加强对乡村权力运行的监控,培育农村的自治能力,如此方能实现国家与乡村的协调发展.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的分析

全球化是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资本的扩张和渗透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现阶段民族国家权力的变化反映了全球资本积累和政治合法性之间的矛盾,是民族国家为推进资本积累而采取的措施。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的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身份、角色发生变化,政纲政策随之改弦易张,党民关系亦由动员体制变为控制体制。国民党政府以社团管制为工具,以刚性和柔性两种手段实施国家对社会的广泛渗透及对民众运动的强力控制。受自身原因及其消极的控制方式等深层次因素影响,国民党通过社团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最终以"民心流失"和"民众疏离"为结果而告失败。     

绩效与不足：合作运动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分析——以20世纪前半期乡村合作社为中心

传统农业改造之关键是新的现代性农业生产要素的引进,而新生产要素的分配、扩散对于仅能维持生存的个体农民而言是力所不及的,需要由相当的组织机构来承担。为挽救农村危机,20世纪前半期国民政府借助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掀起了颇具声势的乡村合作运动。诸多合作社的组建,对于农村中诸如资金、技术及良种等现代性生产要素的引进有着促进作用,但同时合作社制度又为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基层社会形成的“经纪”体制所困扰,使其效用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30年代英国的和平运动

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就英国 30年代的和平运动展开讨论 :和平运动的发展与演变 ;和平运动的构成与流派 ;和平运动的影响与评价。     

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政府干预

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外部性等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政府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对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市场的介入成为必须。政府政策目标与农村合作金融又存在利益冲突,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我国政府对农村合作金融市场实施干预的路径选择主要有三种,要因时而异。     

发挥政府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职能作用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创新经营体制。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的研究,探讨农业合作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治理失业对策透析

20世纪30年代,中国到处弥漫着失业恐慌的阴霾。南京国民政府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采取中西杂糅的方式治理失业,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成效,反映了国家对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体认程度。由于失业对策自身存在局限性和局势的日益恶化,政府无法获得根治失业的两个支撑点即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最终失业问题变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政府角色定位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文从诱致性制度交迁的角度分析了诱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各种因素,分析了中国政府在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问题。政府应当发挥好引导和服务作用,积极推进制度和和政策创新,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     

大生产运动中合作社成功原因初探

在大生产运动中 ,合作社能取得成功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合作社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 ;党为合作社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共产党员在合作社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     

农业合作化运动评析--从技术、制度与经济的关系角度

农业合作化运动在1953至1957年间,显示出积极的效果,中国粮食产量逐年增加;而在1958至1978年的20年间,中国农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生活贫困.从技术、制度与经济关系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前期,合作社制度下的集体性团体劳动有效弥补了单户劳动的技术水平的不足,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当时与其说是制度的变革,不如说是一种技术变革.后期,利益激励机制缺失,加之无外来现代化因素介入的原农耕技术水平(人力、畜力为主)的停滞,导致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贫困,超前的制度变革显现出其失误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