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的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身份、角色发生变化,政纲政策随之改弦易张,党民关系亦由动员体制变为控制体制。国民党政府以社团管制为工具,以刚性和柔性两种手段实施国家对社会的广泛渗透及对民众运动的强力控制。受自身原因及其消极的控制方式等深层次因素影响,国民党通过社团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最终以"民心流失"和"民众疏离"为结果而告失败。     

1980年代以来民国农村合作运动研究述评

目前学界关于民国农村合作运动的研究,主要是在合作主义与合作思想研究、国家—社会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与乡村现代化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的脉络中进行的。农村合作运动的经济功能与区域特征,农村合作运动中的民众参与、社会动员、政府行为与小农角色变迁,仍是今后研究亟待突破的研究领域。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轨迹探析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轨迹与中国其他地方大致同步,但也有其自身特点。"防区制"时代,由于缺乏中央政府力量的介入,四川合作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川政统一后,通江、南江、巴中等"剿匪区"的农村善后催生了大量的合作预备社,四川农村合作运动得以初步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的提升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农村合作社数量的急剧增长,农村合作运动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抗战胜利后,四川农村合作运动仍旧保持着一种惯性的发展态势直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终结。     

重建抑或参与——马克思与罗尔斯的社会合作理论比较

社会是以所有人的共同合作为初衷的交往关系的实现.马克思希望以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克服个体选择的现实性制约,达成理论与实践统一,实现每个人平等参与到社会合作之中,而罗尔斯则希望以"公平"为前提消除人们因社会地位差异而产生的消极合作态度,推广个体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来实现平等参与基础上的社会合作.因此,考察两者就社会合作问题产生"重建"与"共建"的理论差异就不能回避其分析整合社会的方式差异,特别是两者关于"人"的设定差异来剖析其理论预设与结论.     

乡村建设运动中合作事业与科技进步的回顾及思考

20世纪20-3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在我国农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把发展合作事业作为挽救农村经济的一种主要手段.在合作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向农民传播了科技知识,并为农村引进了新的优良的动植物品种和新式农具,推动了农村的科技进步,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尽管这种推动作用是有限的.我们新时期的农村建设同样需要通过农村合作事业来推动农村科技进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规训日常生活:新生活运动与现代国家的治理

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旨在通过改良民众日常行为而复兴"固有道德"的新生活运动,在汪精卫的影响下,蒋使用道德教化的方式督促民众遵守新生活规范,但他仍然把新运与政府工作整合在一起,依靠国家机器的力量,尤其是警察,来确保运动的推行。时论将此运动视为在德治衰退、法治未建的国家治理疲软状态中维系社会秩序、培养合格国民的有效手段。因而,新生活运动表现了政府在德治与法治框架以外规训民众日常生活的尝试及其遇到的困难。以培养"驯顺的肉体"为目的而言,新生活运动与福柯所归纳的西方国家对民众的规训机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它其实是中国自身近代化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晚清以来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中间状态。处于"训政"阶段威权政治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中用警察等强制性国家权力结合传统的德治话语来规训民众日常生活,但这一规训机制并不能纳入法治的框架,也未能为现代国家介入民众日常生活设定明确的道德和法律界限。     

论合作原则在英语广告语创作中的运用

广告是一种交际性言语行为,是广告商与大众间进行沟通、 "合作"的重要话语形式,已渗透到了社会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针对广告语在语言学的研究,本文探讨运用合作原则创作广告语的四个标准:数量准则,质量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以及广告语在交际中所体现的对合作原则的遵循与违背. 针对广告语言的不同目的,采用不同的广告语言表达手段能够影响到广告的实际效应,从而提高广告语言的说服力以达到广告的最终目的.     

试论工读运动的教育实践意义

"五四"时期的工读运动倡导教育变革,以营造新的社会生活.以教育与社会生产相结合为中心思想,与传统的封建教育模式分道扬镶.在国内和国外,以工读互助和勤工俭学的形式,实践了一种区别于传统的新的教育方式,实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证明了这一教育环节在人的成长中的重要性,探索了全面发展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反一体化”运动

欧洲"一体化"与"反一体化"运动是相伴而生的.在"一体化"进程的不同时期和阶段,"反一体化"运动总会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既有国家层面,也有政党、民众层面;既有坚决抵制而态度强硬者,也有总体上支持而部分持有异议者."反一体化"运动的存在与发展,一方面有其消极作用,另一方面其积极作用也不可忽视.     

抗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

南京国民党政府意识到农村合作运动的重要性,并且努力推行合作运动,并且以信用合作为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中国的农村问题在于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企图用农村合作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农村问题,无疑是治标之举,最终的结果就是无法避免农村的破产,达不到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目的。     

乡村合作运动中合作金融制度建设之议——基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经济史视阈分析

20世纪后，为挽救行将崩溃农村经济，在各种行政力量裹胁下，中国乡村掀起了以信用合作社“异常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合作化运动。而合理合作金融制度与健全合作金融体系，是为各类合作社融通资金、减少对金融资本依赖以促进合作效能充分发挥之必须。基于此，人们在反思检讨合作运动缺憾与不足基础上，对中国合作金融制度与体系建设的学理探讨：包括合作金融内涵；体系建设路径、组织体系层级、与农业金融区别和联系、中央合作金库地位及目标等。其中不少论点极富建设性，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完善乃至于新农村建设仍不失其借鉴意义。这也就是笔者费力将此爬梳出来的原由所在。     

被“抑制”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基于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调研

通过对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调研,发现政府管制直接或间接增加了互助社的成本;互助社缺乏来自财税部门的支持而无法享受足够的财税优惠政策;互助社缺乏中国人民银行的支持而无法开展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联系。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虽是个案,其意义却未必只是个案,本该被＂鼓励＂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受到了不小的＂抑制＂。政府适当放宽监管、加大扶持,才能使农村资金互助社更好的发展。     

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

清朝初年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被称之为“复明运动”,它是南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复明运动”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复明运动”个案的研究,“复明运动”应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参加者不仅有明朝的宗室、文武官员,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目的是为恢复汉族的衣冠文物制度。     

“主义”话语与20世纪中国合作经济思潮的兴起

西方的合作经济理念在20世纪上半期以"主义"话语的形式来到中国,并与当时的和谐互助、自由、平等等价值诉求为核心的社会思想相交融,形成了近代中国的合作经济思潮,意欲促成一场社会化的合作运动,推行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改善平民经济,并由此奠定了政府在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但是,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力是文化信仰历史的一个函数,这一点也就内在地决定了植根于西方"个人主义"土壤当中的合作经济制度,不可能在笃信"集体主义"而个体成员又缺乏自主独立性的中国社会得到很好的生长.合作社组织在20世纪中国的"异化"或多舛命运也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及其实践意义

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思想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建国后得到进一步发展。毛泽东认为合作化道路是人民得到解放、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并且认为中国农业通过合作化走向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毛泽东合作化思想指导之下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虽有失误,但具有不容否认的实践意义。     

汪伪的"新国民运动"探析

抗日战争后期,汪伪政府曾推行过一场所谓的“新国民运动”,直至汪伪政权垮台,该运动才收场。其实质是汪伪政府为维护统治秩序、配合日军行动而奴化国民的运动。     

重新认识晚清基督教民--兼评义和团运动中"打杀"教民现象

少数教民依恃洋教仗势为恶,为非作歹,激起教案,严重损害了教民的整体形象。然而,就多数教民而言,其来源或为精神失据,需要寻找精神安慰,或生活无着,为贫病饥寒所迫的社会弱势团体;其入教动机或是虔诚的信教者,或是“吃教”、“恃教”者。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与少数痞匪教民恃教欺人,教士和官府对此加以袒护有一定关系。但在义和团运动中,多数教民是爱国的、善良的,他们被误杀是值得同情的。义和团“打杀”教民,有失于盲目仇杀,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有关,不过主要因素为封建顽固势力排外仇教政策的带头“示范”作用与受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     

“大跃进”时期“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运动”始末

“大跃进”时期，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的运动。这场为期三年的运动严重违背了国情和教育发展规律，虽然客观上激发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兴办高等教育事业的积极性，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但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滑坡、结构失衡等严重问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文章通过对有关历史资料的梳理，回顾“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运动”的来龙去脉，以期对推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进程有所启示。     

危机与暴力:北伐前夕北京群众运动的政治文化研究(1924-1926)

北京政变后成立的临时执政府始终未能摆脱其合法性危机,而北京地区的民众运动则因为政党力量的介入而日益政治化、组织化和暴力化,遂有试图依靠平民力量以推倒政府的首都革命。此后,大沽口事件再次激发民众以抗议示威为名而采取推倒执政府的激烈行动。正是民众与执政府之间的长期激烈对抗为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