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中庸》之“诚”

"诚"是《中庸》的一个最高概念,是宇宙天道的本体与本源。"诚"为天道,也为人道。思诚或做到诚,是《中庸》的又一个基本内涵,指人道与天道合一。如何才能做"诚"?《中庸》强调,这是一个"自诚明"与"自明诚"的功夫,同时要做到率性向善,择善而固执之。"诚"的境界在圣人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圣人因其至诚,所以能够完全发挥自己内在的本性,使人性的本质得到彰显。     

张载的“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诚"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有着丰富和深刻的内涵。首先,张载对"诚"的天道意义进行了扩展与深化,具体表现为诚明所知与天人之道。其次,达到"诚"境界的方法为明知诚善、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相互转化和大其心之道。文章最后通过对当代社会三对矛盾的缓解明确阐述"诚"在当代社会的伦理价值。     

中国哲学“诚”观念的深刻内涵

中国哲学非常重视"诚",在《中庸》中它居于核心地位,至宋明甚至被看作极顶字。对于心学来说,诚是天道与人道的交接处,是天人合一的心灵状态与精神境界,至诚具有反身内省、复朴归真、寂然感通、尽心合天诸意涵,远非《大学》八目之一的"诚意"之所指。诚是心灵活动中一天人的枢纽,自诚明,则知性而知天,类似于佛家所谓的开心真如门;自明诚,则向学而力行,类似于佛家所谓的开心生灭门。儒家哲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内外兼修。就个体而言,诚者与诚之者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合为一体,亦即合内外之道。     

“不诚”之“诚”———由理雅各对孔子的质疑所引起的“诚”问题讨论

理雅各是17世纪的英国传教士,其主要贡献在于对中国经典进行了系统翻译,他所翻译的文本,成为中外学者再翻译中国经典的借鉴,其影响力至今未被超越。在理雅各对《论语》及孔子的译介中,有一个问题十分特别,即他对孔子为人是否"诚"的追问,这在尊孔子为圣人的中国人眼里感觉新鲜而扎眼。理雅各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某些访客"辞以疾"又"取瑟而歌"、"使之闻之"的做法,质疑孔子是否"虔诚"、"真诚"。我们可以由此探讨中外研究者对孔子"诚"问题的不同解读,深入对"诚"范畴的古典含义、中西差别的认识,考察圣人的"诚"与一般人对"诚"的理解有何差异,这将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修辞立其诚”本义探微

对于孔子在《周易.文言传》中所提出的"修辞立其诚",前人有许多解说,迄无定论。若从其解释《周易》卦爻辞的角度结合其言说语境去考察,这一观念其实继承和发展了殷商以来卜筮文化传统中强调职业操守和"思成"心理等重要思想和情感。"修辞"反映了从巫史作辞、正辞、用辞到春秋时期政教和外交辞令的发展;"立诚"则主要强调历史传承的官守职业精神和敬慎持中的文化心理。"修辞立其诚"是要求修辞者持中正之心,怀敬畏之情,对自己的言辞切实承担责任,采用最好的方式予以表达,并预期达致成功,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中"敬言"、"谨言"、"慎言"的优良传统。这一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学、文章学、修辞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来文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周敦颐“诚”的哲学思想对《周易》的发微

《周易》将"诚"的思想衍化为形上之境界层次,而先秦诸子时期对"诚"的论及多涉及侧重于"行"的方面,而后周敦颐又将"诚"提拔至道体,实现天道与人道的互通.且周敦颐对儒家经典《周易》极为推崇,其"诚"的思想也多来自对《周易》的发微,他在对《周易》义理阐释的基础上赋予了"诚"新的意义.《周易》中的"诚"之动静的规定性来自于对《周易》卦辞与义理的阐发,"诚"的两种修养方法亦鉴于《周易》所提倡的内在修养方法.周敦颐更承袭《周易》形上之境界形态,使"诚"上达天命、下立人极,可见《周易》对周敦颐"诚"的思想体系的建构起到十分必要的作用.     

“诚”:中国美学的最高审美之维

在中国美学看来,诚是本然之心,是自然之真我与朴素纯净本源之心的呈现。诚是本心本性的存有,最能直接体现人的自然之性、生命之真,因此,人必须适情适性、任心随意,保持与人本身同一这样一种诚的态势,像自身一样的自在,否则,就会失去本心自在,所以说,不诚无物。可以说,在中国美学中,诚即人生的自由与生命之美。     

周敦颐“诚体”思想研究

周敦颐继承《周易》的宇宙创生论和《中庸》的“诚”范畴,并融合佛、道思想,构建了一个以“诚”为本体的思想体系.其中,“诚”是一个核心范畴,起着贯通宇宙和人生的作用,它使天道伦理化和伦理天道化得以可能,从而在人伦次序方面达到形上本体和形下践履的统一.这一理论成就不仅使先秦儒学体系化,而且为宋明新儒学的理论建构开创了思维路径.但是,作为宋明儒学第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诚体”思想内含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从而使其缺乏逻辑严密性和说服力.     

孟荀对《中庸》“诚”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中庸》"诚"之思想内涵包括体和用两方面。孟、荀在接受《中庸》"诚"思想影响时,分别对"诚"之本体发用流行的两种实践路向有所继承、发挥和改造。孟子继承《中庸》"自诚明"的路向,着重从人的内在心性来阐释,把"诚"等同于"仁义",通过道德心之"思"来反求诸己,使仁义之心由内向外不断扩充,由诚而明善,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即"由仁义行";而荀子则继承《中庸》"自明诚"的路向,着重从外在伦理政治规范来阐释,把"诚"看成养心的功夫,以保证认识心来知外在"仁义法正之质",并把外在伦理政治规范内化为道德原则,由明而诚,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他律性,即"行由仁义"。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达于"至诚境界"。     

从诚学观念的变革看王船山美学思想

王船山通过对传统诚学理论的改造和重构 ,把“诚”从“天道”变成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审美观照的产物 ,与此相应 ,他把美的本原从主宰之天落实到人的生活世界 ,把审美活动从心性内省引向感性观照 ,把美感的重心从道德本位转向了个体情感本位     

以人道显天道:论《中庸》诚的思想

在《中庸》的思想体系中,诚是"一切道之道"、"一切德之德",是人道与天道得以连接的枢纽。人道显现天道之诚的方式有两种:思诚与诚之。但同时,天道之诚开显在天道万物的各正性命中,因此,人之给出万物的各正性命的行动,才是开显天道的根本方式。     

周敦颐“诚”体探微及其现代意义

周敦颐承接《中庸》、《易传》中的“诚”,阐发了自己的“诚”体思想。他认为,“诚”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根本,“诚”以一种“寂然不动”的虚灵纯然为存在状态,用阴阳二气结合五行运行来化生万物,人可以通过“思”的实践功夫来达到“诚”。而“诚”体的最高境界是“无思而无不通”。周敦颐认为“诚”是一切道德品行的根源,人性由于阴阳二气和合而有善恶,但是通过实践功夫,都可以达到“诚”的最高境界。周敦颐对“诚”体独创性的阐发,可以彰显其在理学上的重要地位,其“诚”体的实践功夫以及道德蕴涵,对现代精神及现实伦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周敦颐“太极”和“诚”关系的二重性及其逻辑展开

“太极”和“诚”是周敦颐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而周敦颐对这两个概念的论述却存在复杂性。总的来看,“太极”和“诚”之间的关系具有多层维度,二者之间既有统一性又存在差异性。分别来看,“太极”既具有宇宙生成本原的意义,又具有万物本体的特征。而“诚”作为本体既生成于作为宇宙本原的“太极”,又挺立为与人相关的道德与价值本体。从本体的角度来看,“太极”是本然世界的“万物”之本体,“诚”是意义世界的“万事”之本体。此两种进路之间的统一和区分,体现了周敦颐哲学从宇宙论中开出本体论的开创性,这亦是周敦颐“太极”“诚”思想被确立为理学开山的理论依据之一。     

双重视域下《通书》之“无为”与“诚”关系探析

“无为”是周敦颐《通书》中重要但易被忽视的思想之一：“无为”包含着“诚”的本体论映射,不仅是对“诚”之性质的描述,也是对“诚”之发用结果的阐释;作为修养工夫,“无为”亦继承了儒家原有的修养路径,其“有意之无为”与“自然之无为”的双重路径是普通人朗现“诚”这一本体、为圣成贤的重要工夫。同时,《通书》之“无为”虽然在表面上有着较强的道家哲学意味,但其与《老子》之“无为”仍有区别,二者对普遍化的仁义礼智与礼乐教化的态度不同,此亦反映了周敦颐的儒家立场及其“融道入儒”的学术特点。     

诚与信—体用的分疏与统合——朱熹诚信思想的理论建构

诚信在现代话语系统中是一种个人德行或社会道德,但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则是两个不同的伦理范畴.朱熹通过诚与信的分疏,把诚纳入到天理论的哲学体系中,以诚为道德的形上本体,以信为诚体之用,作为人伦日用的理性法则.以体用的统合,把诚信之德的合理性确立在天道与人道的基础上,完成了天与人的合一和自然之理与人文之理的贯通,实现了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联结,使人的生活世界在伦理的参与和干预下成为有意义的文化的世界,人由此获得了对自身有限性和世俗生活世界的超越.     

行动中的如实呈现——孟子哲学中“诚”的意义新探

“诚”是孟子哲学的重要观念,历来都较受关注。以往多解其为道德本体或精神境界,这在深化对孟子思想理解的同时,也容易淡化“诚”的行动意味。“诚”指的是在道德行动中如实呈现的自身德性,孟子通过“诚”观念挺立人的能动性。孟子对“诚”有三个层面的思考。一是天人之际。“诚”首先是对天的活动方式的描述,天的活动实在而无矫饰,此即“诚者,天之道也”;人通过对天道之“诚”的领会和明觉将其转为内在经验,此即“思诚者,人之道也”。二是个体实践。“诚”的实质是道德主体自觉其固有之德性,并通过切实的道德行动将其如实呈现。三是政治领域。“诚”表现为圣王依其道德本心而进行的政治实践。不论是个体实践还是政治领域,“诚”都有“性之”和“身之”两种展开方式。孟子的“诚”观念是对孔子“直”观念和《中庸》“诚”观念的深层发展,是孟子通过对二者的心性论改造而得来的。“诚”观念集中体现着孟子哲学强大的实践力量,是理解孟子哲学与日常生活之关联的一条重要线索。     

论王船山义理中“诚”的意义治疗向度

以王船山"诚"之义蕴,论述儒家义理中所蕴含之"治疗意义",此治疗意义有助于当代之吾人立于生存需求之上,进而追寻"意义价值之需求"。自觉自我之生命意义并实践之。是以本文之开展,从"船山以乾坤两卦,论述吾人之所以为人之意义并论述‘恶’从何出";接着阐述船山义理中,"如何体现‘诚’"。希冀将隽永之船山义理体贴于吾人所处之生活世界中,并践履当代儒学之使命,吾人能透过船山之义理为据,对于修养工夫之方法与历程之引导能建构出一套身心安顿之法。治疗受虚妄与异化之苦痛之吾人,并进一步做到挺立自我、及物润物,使吾人生命获得疗愈,恢复真实无妄之人生。以下即依上述架构,逐步展开讨论。     

本立而道生:周敦颐"诚"学探微

周敦颐创立了"以诚为本"的哲学体系,"诚"既指天道,又涉及人道.在天道层面,他以"无极""太极"来"立本",充实了传统"诚"学中隐而未发的天道内涵;在人道层面,他对佛道二教的修养论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为"诚"之落实确立了以主静、无欲、知几、慎动为主要内容的工夫论体系.周子"诚"学使儒家形上智慧得以显豁,并为世人的日用常行指明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儒家式道路,直接影响了后世理学家的理论创构,但也存在杂糅佛道因子、与现代价值存在一定冲突以及容易走向虚妄等问题.     

儒家“诚”说的理论建构及其思维向度

儒家“诚”说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概念“诚”不仅仅具有一般的德性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本体的意义。儒家诚说正是通过对“诚”作为天道本体的理论阐释和用“诚”贯通天道、人道的理论运作而构建起来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较为明显地反映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由人及天、由天及人、天人合一的思维向度。     

关于宋代新儒家伦理论中“诚”的概念

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 ,其思想继承的核心内容基本是围绕伦理理论中人的本性这个问题展开的。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说”以及作为其逻辑根据而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论 ,成为宋代性理学成立的决定性基础。宋代新儒家在自己的伦理理论体系中努力探求规范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相关关系。为此 ,他们关注先秦儒家的“诚”概念 ,并把它作为天人相关的媒介进行深入阐述。宋代新儒家们以“诚”为媒介将“性”与“命”相统一 ,从存在论上保证了他们的伦理理论根据。朱熹认为 ,“诚”并不是道德的抽象性 ,而是实在的“理” ,用“诚”来概括天理的必然性。这表示宋代新儒家的伦理理论彻底上升至存在论层次 ,意味着基于不变权威的中世纪道德至上主义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