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善去恶论:《太上感应篇》的传统道德智慧

《太上感应篇》被誉为"古今第一善书",旨在以因果感应之理与事,劝人为善去恶。一方面要"众善奉行",另一方面要"诸恶莫作"。主体部分提出了行善去恶的实质主义的道德行为规范,回答了人们应该如何正确行动或者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在总论和结论部分提出了"善恶报应"的道德制裁理论,回答了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研究《太上感应篇》的行善去恶论所包含的传统道德智慧,对我们加强当代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这就是我们要用理性自觉、价值信仰和好的制度安排与道德法律化去促进人们行善去恶,这是促进中国社会道德进步的动力与保障机制。     

"心利之有天下":荀子"心"的先验演绎

"心利之有天下"有"通感说""平比说""差比说"三种传统诠释,它们的争执让荀子"既肯定又否定""心好利"的"矛盾"张显,人拥有"顺情性"与"顺礼义"这一双重性"自爱"(self-love)的事实被尖锐地揭示了出来,构成荀子辨说的存在论"所与"(the given)。荀子的辨说以"事"言,是"目辨白黑美恶"的"辨",也是"修正治辨"的"辨",然后才有所谓"辩说"。因此一方面,荀子没有只在范畴里打转,而是"引入历史",由"心好利",经"心容其择"的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到"心利之有天下"的全粹之美,是一无限定的时间长串。即唯有通过自下而上地与恶斗争,通过各种办法的讨价还价,特别是知识的、政治的讨价还价,才有望获得善。另一方面,为了防范"善"只是一种"运气",荀子又演绎出了一个"新人",即"圣人"。"圣人"宣示了"心灵革命"的必然性,自由任性的人因此才能直下对道德法则感兴趣,做出断然的道德行为。前者是经验时间中的"道德的修行法",性恶论有其用,人类社会并非一个自然的天真无邪状态;后者是本源时间中的"道德的教义学",性恶论毫无用处,在任何糟糕的情况下,人都应保持足够的道德力量。两相结合,荀子的辨说在矛盾冲突中给出了一条"窄"而"美"的从恶到更善的不断进步的道路。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河北路径——基于“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的探索

"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河北培育和践行的重要载体及实践路径。理论上,"善行河北",以"善"为切入点,意在善,重在行,其核心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相一致。实践上,"善行河北"通过宽辐射注重传播渗透、广发动加强示范引领、重践行广搭实践平台等途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转化进行了颇具河北特色的探索。深化"善行河北"活动,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基层落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河北真正内蕴于心,外践于行,从而为和谐河北和经济强省建设提供强大道德支撑。     

人性的善与恶--对《红字》中主要人物的分析与评价

本文通过对<红字>中四个主要人物的分析和评价来探讨人性的善与恶和道德准则问题.从齐灵窝斯、丁梅斯代尔、海丝特·白兰直至珠儿,人的灵魂一步步由"堕落"、忏悔、彻悟发展到精神的自觉.<红字>超越了人物性格中"善"与"恶"绝对对立的传统观念.善与恶这对标准不能概括人的丰富的行为和心理.同时,善与恶的评价标准本身又有着历史的局限.其实,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在介于善与恶之间的道德标准上得到评价的.     

发展伦理与道德代价

发展伦理学主要是以发展善,或以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应用性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因而,发展伦理学在研究发展善的过程中,必然也要研究发展恶的问题。而发展恶在发展伦理学的视野里,无疑就是社会发展中的道德代价。要对发展善与发展恶有一个深入认识,还应当引入绝对道德价值与相对道德价值之范畴。     

略论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和要求,道德治理能力的提高意在其中。道德治理可以从目的论角度和手段论角度两个方面来理解,承担"扬善"和"抑恶"两个方面的社会职能。当前社会治理的主要功能是"抑恶",但从根本和长远来看,道德治理意在"扬善",完善人的自我发展。借鉴现代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要求来分析,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体现在:道德治理的主体多元,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制度化,道德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道德治理的灵魂作用。     

论荀子为性趋恶论者，而非性恶论者——兼论人性发展三境界

荀子性恶与孟子性善的分野在于苟子以生言性,他的性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情性,其伦理境界表现为质朴的德性发展的本质和潜能,这是对告子老庄思想的批判、继承;在道德生活中,“悖于性而反于情”的伪使之复归于善。对苟子的人性不能以非善即恶的绝对的、既定的价值角度来考察,而需以动态的、层次的、发展的视域来观察人性的总体趋向。苟子性朴-趋恶-善伪的知性发展理路与黑格尔伦理——教化——道德的致思路径是相契的,反映了中西方性恶伦理思想在精神上的契合。     

道德善与非道德善

善的观念总是私人的,个体自由地追求自己认为恰当的生活方式。"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至善"是人的道德成长的最高境界。人的善包括道德善和非道德善,道德善意味着"通过成为某种类型的性格或通过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与某种性格联系起来而善的",道德善包括诸如美德、权利、正义、履行义务,以及拥有或培养那些在道德上值得嘉奖的品质特征。非道德善是属于主体的、自我的、个人的善,非道德善包括像快乐和幸福这样的东西,幸福在于自身之中,而不在他人的喜欢中。道德善与非道德善都是人所具有的,而至善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的善。     

多学科视角下的伪善解读

从宗教学视角看,伪善是法利赛式,是一种根本恶;从心理学视角看,人具有道德伪善动机,伪善是道德做秀;从社会学视角看,伪善是自我欺骗的社会生存策略,道德脱离产生伪善;从伦理学视角看,伪善是对道德法则的颠倒,是只顾动机、不切生活实际的德行意识,是平庸之恶,是为善而善。总而言之,伪善是恶的一种隐存样态,是道德做假与道德欺骗,是个体伦理与社会伦理冲突的结果,是道德信念与道德行为背离所致。     

道德“意义世界”之养成与构筑——制度伦理视域下的德育本体性自觉实践

德育实践是一个朝着原始而纯粹的道德"意义世界"的"真""善""美"而踯躅前行,守护人对幸福生活美好期待和向往的漫漫征程。公民道德"意义世界"的养成与构筑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且不断面临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观照于道德"事实世界",道德"意义世界"更加纯粹而稳定,蕴涵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和希望。有着科学合理的制度伦理价值纬度的现代化德育实践,因饱含着对人的生存活动的现象实情的强烈关切,以大无畏的勇毅气度承担了对人的道德"意义世界"的形塑和再造,持守最美好的道德"真""善""美",能够丰富和坚定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缓冲和降低人的生存压力,提升人不断追寻幸福、获得幸福的精神和能力。     

张载视域下的孔子

在张载的视域下,孔子固然为圣,但并非"生而知之"的"天纵之圣",而是"困而知之""蒙难正志,圣德日跻"的圣人.孔子成圣,是其道德日进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个人道德之美和社会教化之功是孔子圣人境界的两个维度,而"为去圣继绝学"的远大志向、"道不远人"的社会情怀、"抱道不易"的坚定信仰、"先事后得,先难后获"的道德原则,是孔子成圣的内在原因.孔子为去圣所继的"绝学",以"礼"为核心.虽然孔子不用于世,但他在文化、政治、教育上均有才能与贡献.张载对孔子人格的诠释意向,是张载将自我生命感受投放于孔子的人格映照,也是张载人格养成的理想基准、"以礼为教"主张的人格体现.     

宗教与人文的双重变奏——殷周之际道德气质转型刍议

殷周之际中国社会的道德气质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殷代,祭祀占卜是获知天意的唯一渠道,只见"神灵"之德,而不见"人"之德。到了周代,统治者尤为强调"帝命不时""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天命后于人德""克明慎德",天命不常在周初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周人对殷商天命观进行了颠覆性变革,将原来尊顺神灵旨意的单向度的神灵庇佑,转换为天人关系视域下的天人互动。但殷周人文转向并不等于宗教性的完全消失,其所谓"连续"也不完全等同于"因袭",而是呈现出宗教与人文的双重变奏。     

法治人性基础的三个视域

法治作为人类对规则需求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不同视域中,有着不同的人性基础理论.人性亦善亦恶的可塑论是伦理学视域法治的人性基础;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统一是认识论视域法治的人性基础;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生存论视域法治的人性基础.三个视域中的法治人性基础都具有不可证伪性.在伦理学视域中,人性亦善亦恶使法治成为必要;在认识论视域中,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统一使法治的生成成为可能;在生存论视域中,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使法治的生成本身成为一个实践的过程.     

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有权作出“预言”——康德论“预言”之可能根据

"预言"涉及"未来"之"方向"、"状态"和"事件",涉及时间之"绵延",同时也涉及"因果"范畴,因而是"经验"范围内的事。在"经验知识-历史"的意义上,"预言"式的"推论-推测"只有"相对"的意义。康德的"批判哲学"确保了"经验"的"自然科学"作出"科学性""预言"的"可能性",同时也展示了"经验性科学""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同时,康德哲学指出在与"知识"不同的道德层面上,人类"理性""有权"作出"预言":人类历史一直是在朝着"改善-趋善"的方向进步。     

论张载变化气质之功夫

张载将人性分为两个层次:来源于太虚本体的"天地之性",它是永恒不变的至善,是人性之本;来源于气化形成的"气质之性",属人之自然属性,有为恶的可能,是人性之用.他认为尽管人的本性是善的,但由于气质的蔽塞和习染侵扰,也可能为恶,因此,为了恢复先天的善性,就必须变化气质,通过强学、守礼、立志、养气、虚心等功夫改过迁善,使善恶混同的气质之性返本于绝对的善的"天地之性".     

传统“礼”与“仁”思想基本特点透视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礼""仁"可谓其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颇为复杂,究其特点,主要有四:历史发展"礼""仁"递生与时代合离,外在形式"礼""仁"价值损益与地位调适,具体内涵"仁""礼"内外有别与彼此互动,内在实质"礼""仁"具体与目标合理统一。     

“遇人便道性善”:孟子“性善说”献疑

孟子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为"人性善"或"性善",业已成为"国民常识"。在这一常识的背后,隐伏着深度的误读。孟子从个体生命体验和形式逻辑层面反复证明的一个观点为人性有善端,仁义礼智"四端"源自天,存诸人性为"立命",人性之善是与善恶相对之善,善不是绝对之善。但是,孟子从未否定"性"有恶端。研究孟子人性学说,在方法论上应当遵循"以孟释孟"原则,在文本释读与思想诠释上,应当区别"善端"与善、"君子所性"与"性"两对概念。在"君子所性"层面,孟子刻意强调君子与禽兽的"几希"之别,君子在应然意义上当自觉以"四端"为性,而不可以"食色"为性;但在"性"或"人性"层面,孟子并没有完全否定"性"有恶端,"大体"与"小体"同在于人性。尽管君子在工夫论层面不将"味"、"色"、"声"、"臭"称之为性,但芸芸众生之"性"还是蕴含"味"、"色"、"声"、"臭"。秦汉以降,历代学人之所以对孟子人性学说理解不一,大多在于未厘清"善端"与善、"君子所性"与"性"两对概念的区别。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     

性朴论视野下的儒家教育哲学

性朴论是被长期忽视的儒家人性论,它事实上是儒家教育哲学的核心理论之一。这种理论对人性之或善或恶持较中立的态度,但同时也肯定人性含有善的潜质。《荀子·劝学》、《礼记·学记》、《中庸》等儒家教育哲学经典,都有性朴论。《中庸》的名言"天命之谓性",说的不是善之性,而是质朴之性。是质朴之性而不是善之性或恶之性需要教化,这才是根本的儒家教育哲学理念。与性朴论相关连的儒家教育哲学,充分肯定了人性平等和人性的可变性,二者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