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噶玛巴活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噶玛巴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继承人的称谓。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是塔布噶举传出的四大支系之一,这一支系在西藏最早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其实力很大,分布较广,在藏传佛教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创始人都松钦巴(1110—1193)于公元1147年在西藏噶玛地方修建了噶玛丹萨()寺,噶玛     

明大宝法王建普度大斋长卷

由玛尔巴和米拉日巴等创立的藏传佛教噶举派,特别注重口耳相传的密法修习,且形成了众多的支派,影响很大,在元代就已经引起中央的注目。噶举派中最重要的支派之一噶玛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制度,其子系的一支黑帽系的活佛转世制度影响深远,二世活佛噶玛拔希就曾受忽必烈与蒙哥的先后召见,虽然因与元帝忽必烈发生矛盾而遭放逐,但该派势力并未因此受影响,反而在明代达到极盛,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哈立麻入京受封大宝法王就是重要标志之一。     

活佛转世与金瓶掣签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活佛“转世”,最早是由噶举派(白教)的噶玛噶举创始的。噶玛噶举的宗教领袖噶玛巴喜(公元1204—1283年)于1253年在绒域色堆地方见过元世祖忽必烈。1256年,他又在喀喇和林见到了元宪宗蒙哥皇帝。蒙哥赐他金边黑帽一顶,后世称为噶玛黑帽派。噶玛巴喜后来回到西藏,于1283年(元世祖至正二十年)死于楚布寺。据藏文史料记载:噶玛巴喜死后,于1284年“转世”,名昂迥多吉(公元1284—1339年),成为噶玛派(黑帽派)的第三     

元朝噶玛巴研究二题

噶玛噶举派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一个重要支派。有元一代,它是仅次干萨斯迦派而与元朝皇室关系异常密切的一个教派,噶玛巴的许多高僧都曾到过中原,并在元朝宫廷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噶玛巴在元代首创的活佛转世制度对后世的西藏社会更是影响巨大。因此,噶玛巴的历史不仅在元代西藏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就是在整个西藏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令人瞩目的。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已有不少学者对噶玛巴的历史产生了     

五世达赖喇嘛与蒙古关系资料——《五世达赖喇嘛自传》选译

1617年(火蛇年) 藏历九月二十三日拂晓,五世达赖喇嘛生于西藏山南琼结。达丹活佛为其起名为贡噶米居多嘉旺格嘉布。 1619年(土羊年) 由于土马年(1618年)之乱留下的祸根,蒙古的大批军队开到绒波达木地方,似乎要统治整个西藏木门人家。西藏的许多丧失了领地的首领以及蒙古贵族的子弟中有不少人成为活佛的转世,所以当时人们议论我是不是也是一个活佛的转世,有的人说我是噶玛噶举派的贾曹活佛或是主巴噶举派的喇嘛拉孜哇的转世。当哲蚌寺的吉索到桑耶寺向护法神禀告有关土马年之乱的情况时,护法神说:“在没有善知识的时候,应把信仰寄托给谁呢?请把希望寄托于雅隆的官府吧!”策斯护法仓巴顿托还预言说:“将穷结的金色金刚用红宝石镶饰起来,再用绸缎来包裹,色泽比黄金更鲜亮,与金刚同名更美妙!”于是,多数随从们就到处宣扬说我似乎是哲蚌寺活佛(指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火龙年1616年藏历十二月在拉萨去世)     

章嘉·若必多吉年谱(一)

章嘉活佛是清代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正如乾隆帝在《御制喇嘛碑》中所说:“我朝惟康熙年间,只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从康熙帝开始,历辈章嘉活佛在清朝宫廷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而历辈章嘉活佛中以二世阿旺洛桑却丹和三世若必多吉最为重要,对康雍乾三朝清廷与西藏和蒙古的关系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在清代藏族史、蒙古     

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

明朝对藏族地区的管理,除了在藏族地区设置卫所,委任藏族僧俗首领为官员以外,还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深远影响,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首领和人士,推行僧纲制度,通过对宗教的控制加强明朝对广大藏区的影响。在明朝对这些藏传佛教的宗教首领人士的封授中,以永乐年间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首领为大     

从金瓶掣签谈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问题

我今天发言的中心话题是,从达赖喇嘛等大活佛转世看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问题。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始创于公元十三世纪后期的噶玛噶举派。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受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制约的产物。它被后来形成并占主导地位的格鲁派(俗称黄教)所接受,并日臻完善。格鲁派活佛转世的两大系统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世代因袭传     

皇帝希望其“尽速前来”的大宝法王 明代“如来大宝法王之印”、《普度明太祖长卷图》管见

<正>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将白玉龙钮“如来大宝法王之印”、《普度明太祖长卷图》赐予西藏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五世活佛却贝桑布，并封其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命他“领天下释教”，并赐印、诰及金、银、袈裟、器皿等大量物品。由于封号中的“如来”二字，对应藏语译音为“得银协巴”，因此“得银协巴”便成为对五世活佛却贝桑布的常用称呼。这枚“如来大宝法王之印”边长12.8厘米、高8.3厘米，现藏于西藏博物馆。此印为白玉琢造，     

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在1959

羊卓雍湖在西藏浪卡子县的群山之中。桑顶寺就位于羊卓雍湖西南一座山坡上。 1946年,只有四岁的吉尊·阿旺喜珠·德吉卓玛,刚刚被十四世达赖喇嘛封为第十二世桑顶女活佛。她的父亲仁典杰布,是吞巴庄园的管家。在德吉卓玛出生不久,她得了一场重病,求神打卦之后,她被送进拉萨仓姑尼姑庙。这年,桑顶寺来选活佛,她认出了前世女活佛用过的东西,就被封为女活佛。     

西藏昌都历代帕巴拉活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研究

帕巴拉呼图克图是西藏昌都地区藏传佛教最具权势和名望的大活佛,其传承可追溯到明朝正统二年(1437年),从清顺治帝到乾隆帝期间,受封博善禅师、诺门汗、呼图克图尊号,受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领导,直接管辖察木多(即今西藏昌都一带)地方。帕巴拉活佛的驻锡地为昌都强巴林寺,现已转世到第十一世。在其世系建立过程中,一世至十世帕巴拉间接或直接与祖国内地和中央政府发生亲密友好的历史,尤其是十一世帕巴拉活佛帕巴拉.格列朗杰,把历代帕巴拉与中央政府的亲密关系再次推向高潮,帕巴拉活佛之所以在宗教和政治领域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除了自身的宗教造诣赢得广大信众的拥护爱戴外,更是与历代中央政府封赐和扶持的结果是完全分不开的。而这点不仅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广大僧俗群众,尤其对藏传佛教活佛高僧具有很多有益的历史启示。     

清代达木蒙古述略

早在蒙古统一西藏后,达木(今当雄)一带即有蒙古驻军负责藏北驿站。明代中叶以后,又有一批蒙古人迁移到藏北地区。《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记述,三世达赖于1578年在青海会晤俺答汗之前,即曾应邀到藏北蒙古部落中进行宗教活动。清代达木蒙古则主要是卫拉特蒙古的和硕特部人,其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有元、明时期在此地区活动过的蒙古人后裔的成     

历辈察汗诺门汗生平简介

察汗诺门汗是清朝年间兴起的较大的活佛系统之一,它在藏区、特别是在青海藏区有很大影响和势力,这一派系具有一些与其他派系不同的特点:首先,历辈察汗诺门汗中既有蒙古人,也有藏族。其次,清朝中央将它的部属仿照内蒙古札萨克制度,编为四个佐领,成为青海蒙古族的二十九旗中的一员,即察汗诺门汗旗,但他们信奉的是藏传佛教,其寺院建造与陈设习俗等都与藏区寺院完全相同。对这一活佛系统的历辈察汗诺门汗简要介绍如后。     

十六天魔舞源流考

文章对元代的"十六天魔舞"进行研究,认为此舞渊源于藏传密教的金刚舞,所表现的内容与莲花生大师收伏魔女并使之成为护法有关.创编这种乐舞的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上师,初期原在河西流传,后来随着黑帽系的得宠而于元末和其他密法一起进入宫廷.它在汉地的流传过程中不止一次被改造,并逐步减少了宗教因素.元亡以后,此舞仍不时出现在汉族戏曲表演之中,反映出它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考释

元朝时期,中央政府曾赐予西藏众多僧俗首领各种称号与代表其相应权利地位的各式印章。文章主要探讨保存于西藏博物馆的两枚"统领释教大元国师"青玉印。通过版本校勘与审音勘同,文章认为元廷赐给噶玛噶举黑帽第四世活佛若贝多吉的"■"印与赐给萨迦细脱拉章的贡嘎仁钦的"■"印以及拉康拉章曲吉坚赞贝桑波的"■"印,三者都应释读为"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从而对前辈学者的观点提出商榷,认为这两枚印章并不一定非八思巴与其弟亦怜真莫属,反而若贝多吉等3人更有可能。最后对"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与"大元国师"之间的异同及其地位等级作了说明。     

色科寺敏珠尔活佛考释

色科寺地处青海省大通县,历史上是青海和西藏咽喉的佛教兴盛之地和重镇及藏蒙汉三大文化交汇之地。其寺主活佛敏珠尔系清代青海驻京七大呼图克图之一,且为右翼头班,其地位仅次于章嘉呼图克图。文章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及实地调查,对该活佛系统的由来和一至九世的生平作了较为全面的考释。     

从少年到活佛──十七世噶玛巴活佛纪事

从少年到活佛──十七世噶玛巴活佛纪事王雷公元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７日──个寻常而又不平凡的日子。在西藏拉萨郊外７０公里一个偏僻的寺庙里，一个年仅８岁的少年被认定为藏传佛教噶玛嘎举派的领袖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坐床仪式。从这一天起，这位名叫伍金卓堆·赤列多吉的...     

喀尔喀蒙古籍咱雅班智达探析

咱雅班智达是蒙古地区著名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在蒙藏互动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结合各种文献,探讨了喀尔喀蒙古籍咱雅班智达活佛系统的来源、一世咱雅班智达在西藏的主要活动及其主要经济来源等问题。从中不仅可以了解明清之际蒙藏之间的互动往来,更有助于认识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具体表现。     

西藏噶玛巴活佛系统与多康藏区关系考述

噶玛巴活佛系统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活佛系统,该系统对多康藏区的政教影响巨大,其与多康藏区间的关系成了11世纪以来藏区政教关系的一大特点,在错综复杂的古代藏区政教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噶玛巴活佛系统宗教实力是以西藏及多康各地属寺和信徒为基础,以周游各地,传法收徒,调停地方纠纷,联结地方势力来保持的,从而加强与多康藏区的互动关系,在多康藏区拥有众多信教群众,并有部分地方性政教势力.同时,在西藏地方与多康藏区、多康藏区与历代中央王朝间的关系中也起到积极的中介作用.     

蒙古政权在西藏进行的户口调查

蒙古在中国的统治者的全部财政和军备以对辖境内的户口系统地进行调查为前提,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史实。1235年(窝阔台汗七年)蒙古举行了首次户口调查,1258年(蒙哥汗八年)举行了第二次,这两次只限于中国北部,因为南部还在南宋的统治之下。在最初这两次后,1261年(元世祖中统二年)到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间有过几次籍民,显然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