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文献目录学的发展及数字化

藏文文献目录学的产生是在吐蕃文字创制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数字化目录学是目前藏文文献目录学发展的方向。     

锅·饮食·王权──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

锅·饮食·王权──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孙林一、问题的由来：支锅称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是一份重要的古藏文文献，对于藏学研究具有难以估量的宝贵价值。在这份手卷中，按内容来说有３部分：（１）吐蕃大事纪年；（２）吐蕃赞普传记；（３...     

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

藏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建立于中古时期的吐蕃王朝以其创建的古藏文文字,记述了当时藏族的历史、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现在,通过对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情况分析,综述国际藏学界对吐蕃早期文字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评述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长处与不足,全面研究、整理、出版现存于英国、法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必将对我国古藏文研究、敦煌学研究、吐蕃社会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藏文古籍文献述略

藏文古籍文献是藏学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大的方面看,藏文古籍文献,包括吐蕃早期文献,吐蕃以后的佛教典籍和藏文历史档案。藏文古籍文献作为藏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在藏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有责任系统地介绍藏文古籍文献的概况及整理,出版和研究动态,是藏文文献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

日本学者通过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 ,证明某些中原地区的禅宗文献被译成藏文 ,传到了吐蕃 ;有些藏文佛教文献直接译自梵文 ,而非自汉地传入 ,从而推进了对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禅宗的研究 ,领先于国际敦煌学界。     

从二“志”一“目”看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创进与承继

［摘要］《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简称二“志”一“目”）作为中国传统目录学中重要的标志性文献，从中可以寻绎出中国传统目录学是在承继基础上发展、创新和演进的。当今我国适应数字时代需要的目录学建设和发展，既要充分地立足于现代化创新，也不能否弃而且仍应很好地继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中国目录学优良传统。     

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由来及对藏族地名的影响

古代藏族氏族部落的迁徙、内部整合与分化是古藏文吐蕃地名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民族史视野审视古藏文吐蕃地名,其与古代氏族名、部落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与唐朝及其他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和政治地理格局演变有密切的关联。吐蕃地名是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符号,对以后藏族地名文化产生了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要了解吐蕃时期地理历史语言,可从地名入手从事论证研究。同时,想考证近代藏族各类地名的来源含义,也可以从吐蕃地名查找其根源。     

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     

藏文目录学的历史发展和面临的几个课题任务

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藏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不仅在藏文文献资源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建造了宏伟的大厦,同时也创造和发展了藏文目录学,使这门学科在历史文献的“类居部次”和“辨章学术”中发挥作用,成为整个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藏文目录学在藏学中的历史地位是肯定的。但是,作为一门学科,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求得新的发展和在保存、揭示文献资源方面具有更广泛的适应能力,还必须在总结历史经验     

试谈藏文拼音和拼音教学

藏文是藏族使用的文字。据藏族史书记载,是七世纪吐蕃大臣图弥三菩札参照梵文的某种字体创制的。距今至少已有一千三百余年的悠久历史。藏文创制以来,用它著录而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非常丰富。对保存和发展藏族文化、科学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存最早藏文文献大多是八至九世纪的作品,文字体制已相当完备。此后,藏文历经三次修订,沿用至现在。     

论苯教在吐蕃王朝时期的地位

苯教(bon)是吐蕃的原始宗教,最初流行于象雄(zhang zhung)地区,故又称象雄苯教;后经辛饶米倭(gshenrab mi bo)改造为颇有体系的宗教,即雍仲苯教。辛绕米倭遂被尊为苯教始祖。吐蕃王族在雅隆地区兴起后,也逐渐接受了包含于象雄文明之中的苯教文化。在吐蕃早期历史上,苯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藏文文献指称,用轿子抬着吐蕃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gnyav khyi bt san po)登上王位的十二位贤人,即是苯教徒。藏文诸史大都记载了苯教在上丁二王(stod kyi sting gnyis)时期广为流传的     

古藏文札记

藏文有悠久的历史。据藏族史籍记载,藏文在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三次改革,但那些记载都失之过简,人们无从了解古代的语言及古文字的风貌。 近几年随着吐蕃时期手卷写本的公布,使我们获得更多更好的研读古代藏文的资料。这些文献中反映出来的语言现象和早期藏文的特征,颇有研究价值。人们如果用吐蕃王朝之后,特别是十一世纪以来形成的藏语书面语与之对照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吐蕃时期的古藏文     

解析《赞普五史书》中有关涅赤赞普的传说

《赞普五史书》①是记录吐蕃赞普历史的重要文献,堪与敦煌藏文文献相媲美,并成了诸多藏文史籍的原始素材.《赞普五史书》首次向世人提供了吐蕃历史上十位赞普的非正常死亡原因;首次揭示了涅赤赞普并非来自天界,而是出生于波密的一个普通家庭,并透露了这个家庭被当地人当作“独脚鬼”的传说.     

“赞普”释义──吐蕃统治者称号意义之商榷

以土著文化的观点,以古藏文历史文献为左证,探究吐蕃统治者之称号"赞普"的实际意涵。首先,回顾1960年以来中国、日本与欧美等专家的意见,评析各家之短长,描绘了清晰的逻辑思辨理路。其次,辨识现存各文献的可信度与引用价值的优劣,并交叉分析,进而以为《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铭石刻对"赞普"意涵的记载,是为"神人合一"的意义,反映出其受"天命论"的影响,亦呈现大唐文明对吐蕃政治思维与官制的影响力。     

敦煌古藏文写本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钱卜法》研究——敦煌汉、藏文术数书的比较历史学研究之三

分藏于法国与英国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55、IOLTib J 744属一卷之裂,可以直接缀合。缀合后的P.T.1055+IOLTib J 744《十二钱卜法》是以汉文本为底本、根据吐蕃传统社会习俗编译而成,其成书时间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汉、藏文《十二钱卜法》的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建构吐蕃统治时期苯教与佛教共存于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生活之中的真实历史面向,改变学界以往多关注敦煌吐蕃移民佛教信仰的片面性,而且能够有力展明该时期的敦煌汉、蕃关系已产生了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从而为进入归义军时代的敦煌蕃、汉族群最终走向民族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关于唐代吐蕃军事占领区建制的几个问题

本文根据敦煌汉藏文文献及其他藏文文献,讨论了“mdo gams”（朵甘思）和“中节度”的关系以及雅莫塘节度使和河州节度使的关系问题。本文认为,吐蕃在军事占领区设置了“五道”,其中的“中道”即朵甘思道（mdogams kyI khams）;雅莫塘节度使即河州节度使,并据此最终认为,吐蕃极盛时期的疆域仅由吐蕃本土和“bdeblon khams chenpo”两部分构成,“mdok hams”地区乃“bdeblon khams chen po”五道之一的“中道”（dbus kyI khams chen po）。     

藏文世俗法典文献概要

中华法系中藏文世俗法典与藏族演化史相伴而生, 并不局限于藏族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 也不专指具体的某部成文法典, 而是涵盖上至唐代吐蕃王朝下至涉藏地区民主改革之前, 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法律格局和国家法、地方法、宗教法、习惯法交叉调整的规范样式。藏文世俗法典主要有吐蕃时期的吐蕃本土的法规碑文、 敦煌藏文世俗法典文献、《三十六章法典》, 帕木竹巴时期的《十五章法典》, 藏巴王时期的《十六章法典》《十三章法典》,甘丹颇章时期的《十六章法典》《十三章法典》《十二章法典》等不同写本文献。不同时期制定颁布的藏文世俗法典与藏文史籍中藏文世俗法典文献材料之间有相互补兩的作用。这些材料从不同时期、不同个案、 不同教派、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背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藏文世俗法典制定颁布及实行状况。这些规范是附随历史的脉络递进形成的,在内容上涉及刑事、民事、行政、宗教、政治、军事等方面, 呈现出较强的多元性与互补性, 并在实践中发挥出法律的功能。历史上,藏文世俗法典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边疆稳定、稳定民族内部关系、促进涉藏地区经济繁荣、推动与周边地区交往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公元七八世纪希腊医学传入吐蕃考

尽管藏医历史中包含大量的有关吐蕃早期医学发展的资料,但外国医学如何传入吐蕃到目前为止还未形成一致的观点。本文尝试解读现存藏文文献中有关希腊医学这一早期传入吐蕃的外国医学中最重要体系的所有相关片段。     

吐蕃王朝的分裂与灭亡

文章以吐蕃赞普朗达玛（乌依冬丹vuvi dum brtan）薨后仍有两脉后裔自居正统行使吐蕃政权为引,导引出以汉藏文献史料典籍、外文专著考据论述,交叉辩证了佐藤长、山口瑞凤、伯戴克及理查逊等藏学者研究的优劣。笔者认为,在欠缺可信第一手史料之情况下,仅能仰赖后期的教法史料、片断残缺的敦煌文献,以及因外交中断致记载紊乱的汉文史料等,造成后世对吐蕃的衰亡过程有诸多误解。因此,需以汉文史料记载为基准,如唐蕃边境往来文书记录等,并参酌如藏文教法史、敦煌文献、碑铭、简牍等藏文文献,再核对时代背景予以佐证,如是方能得以相互印证、补阙且纠缪。     

从敦煌古藏文冀邦的神话看党项的经济与宗教信仰

敦煌石窟收藏的大量珍贵手卷,除汉文写经外,尚有许多古藏文经书、文书,这些宝贵的手卷绝大部分已被劫至伦敦和巴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这部分古藏文资料的研究,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南语》(2)、《象雄语》(3)与《敦煌吐蕃文献选》(4)等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藏学家的极大注意。特别是藏文文献的研究也是敦煌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5)一书是英国古藏文学者陶玛士翻译和介绍了六篇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作品。本文探讨的是其中的第四篇,题为《没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