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流变

在汉代文学创作中,散体大赋、骚体赋、拟骚诗是汉代作家在学习楚辞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散体大赋、骚体赋属赋体文学,而拟骚诗以及君臣所作的楚歌属诗歌体裁,它们在文体上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宜将骚体赋、拟骚诗、楚歌笼统地称为骚体文学。否则,不利于我们对汉代文学作品进行专门的分类研究。拟骚诗是楚辞体诗歌在汉代的赓续,其文体、写法以及代屈原立言的思想内容,是楚辞在汉代诗歌创作中流变的重要表现,拟骚诗虽然曲折地表达了汉代文人借伤屈以自悼以及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评价,但由此也将汉代的楚辞体诗歌创作引向了衰落之路。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辞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辞源说"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楚辞,这是汉魏六朝时期常常与"诗源说"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有王逸,而对辞、赋渊源关系展开全面探讨的则是刘勰。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这种文体的形貌特征和艺术风格,以及赋的抒情性特征。因此,所谓"辞源说"就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的角度揭示出楚辞与赋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揭示出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     

汉代骚体赋之“游”的新变及其背景原因探析

汉代骚体赋之"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变。汉代骚体赋最早将神界与仙域融合在一起,拓展了游仙文学的艺术想象空间,这与汉人神仙信仰的特点密切相关。从屈原的忧宗国到汉人的悲不遇,抒情主体思想境界的这一变化,是汉代士人盛世不遇处境中悲哀与无奈心理的反映。汉代骚体赋游仙与玄思相结合,表现出独特的理性之美,起因于作家现实困境中的人生感悟,是汉代文人儒道调和、交融的产物。汉代骚体赋把退隐作为最后归宿,并以此来否定游仙,是作家人生观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致。这些新变的发生,使得汉代骚体赋成为游仙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论“楚辞体”的演变——兼谈屈原作品的文体

“楚辞体”(即“骚体”)以强烈、鲜明的民族、地方特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楚辞体”文学前承“诗三百”,后启汉赋,成为“一代之文学”。它在“风雅寝声”两百多年后,“奇文郁起”,继承了《诗经》的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和文风,加以发扬光大,成为后世“赋”体文学形成和发展的胚胎;而其自身的演变也体现着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因为存在着对“楚辞体”自身的演变过程以及其和前后文体的启承关系的模糊认     

“悲秋之祖” “赋家之圣” —— 略论宋玉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楚辞（骚体和赋体）是中国文学源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楚骚的创始人,宋玉是楚赋的开拓者,因而“屈宋并称”。宋玉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九辩》的影响下,后人创作了众多的“悲秋”作品,“悲秋”成为历代作家的创作主题之一,形成了“以悲为美”的民族审美心理传统,因而称宋玉为“悲秋之祖”;二是宋玉的赋体创作特点和艺术成就,对汉代以后的赋体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了历代作家和学者的好评,被誉为“赋家之圣”。     

论萧统《文选》中的楚辞批评

以屈原创作为主体的《楚辞》备受汉魏六朝文人的关注与推崇,大文选家萧统也不例外。萧统的《文选》以文代评,以"选"文的方式表明对楚辞的批评态度。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思想指导下,他把楚辞归为文学之列,并自觉地将骚、赋独立标目,确立楚骚文体,推崇以屈原为代表的"骚人之文",而且重视楚辞的辞采、内容,还深入触及《楚辞》的情志等问题,对骚体文学的特征有了新认识,这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从中亦可窥见齐梁人文学意识的觉醒。     

柳宗元骚体文命题特点研究

传统的骚体赋风格上多模仿《离骚》中的句法,内容上则常以屈原的语气为说话人来表达作者的内心感情,这些作品中一致的特色除了风格都来自《楚辞》之外,其题目也必然带有"赋"字,中规中矩。而骚体文可说是在正宗骚体赋的基础上翻新出奇,再创高峰。其关键不在风格的改变,而在其题目的创新。骚体文的题目不含"赋"字,柳宗元的十篇作品就是一种典型。其题目或直接模仿其源流——《楚辞》篇章;或从《离骚》的抽象概念中抽出元素,加以拟人化和道德化;或化用前人骚体赋之题材,加以变化;也有直接截取当时发生的时事为题或以民间习俗为题,变化万端,不可捉摸,展现出他在骚体文这一辞赋的次文类中的非凡成就。     

七言诗并非源于楚辞体之辨说——从《相和歌·今有人》与《九歌·山鬼》的比较说起

七言诗源于楚辞体,是现代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看法,其中一个重要材料就是沈约<宋书·乐志>中录有<今有人>一诗,是由<九歌·山鬼>改写而成.但是,两首诗之间的改写关系不能看成是两种文体的演化.从本质上讲,楚辞体与七言诗是两种不同的诗体,后者不可能是从前者演变而成.楚辞体在汉代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种是以楚歌的形式和骚体赋的形式继续存在,一种是变为散体赋中的六言句式,而七言诗的产生自有其独立的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体在形成过程中受其它文体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小说与戏曲、诗与词、词与曲之间都有影响关系.但是在进行文体影响研究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比较双方在表面形式上的异同,更要关注不同文体之间的本质特征.     

论汉代骚体赋对楚辞文体的接受

骚体赋和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两种最重要体式,在汉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乐府五言诗又交互影响、互相浸染,形成骚散相兼体赋。汉代骚体赋摒除其祭祀意味,继承其幽愤情怀,以悼念屈原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慨为主,在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表现出赋与道家精神的结合,在深层次上实现道家思想在“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曲胜。      

论王夫之的赋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交叉互动

王夫之是明清转捩时期的哲学家、文学家。他不仅有独到的赋学理论,著有《楚辞通释》,更有自身的创作尝试。尽管王船山的创作实践与其赋学理论"若即若离",但是他借骚体赋形式抒发自己情怀的有效尝试,为康熙、嘉庆年间辞赋理论的更新和创作实践的展开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宋玉《九辩》的赋化倾向

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汉初的骚体赋,可以说是直接导源于楚辞。但这仅是人们从辞与赋形式上的特点所作的宏观认识。其实,由辞到赋确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宋玉《九辩》的赋化倾向则是具体体现了这种文体过渡的特点。     

略论晚清湘军幕府文士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

晚清湘军幕府既是政治军事幕府,也是文人幕府。这种非典型的文人幕府形态以及以经世致用为底色的文学思想,决定其幕府文士自觉接受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却鲜有优游不迫、较有规模的骚体文学创作,表现出有异于传统的“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的创作风貌,但他们承袭了楚辞“士不遇”主题,又热衷于运用楚辞意象、骚体句式,从而使湘军幕府文学具有浓郁的楚骚风韵。由此,晚清湘军幕府文学成为楚辞接受史上具有鲜明个性的案例。     

主物的文学：赋体分别与题材交互

赋训聚敛，旨在天下古今无数单个之物的类聚，也是赋体铺陈的要义。赋是主物的文学，无论大赋、骚体及六朝抒情小赋乃至唐代律赋，都以叙物为主；无论畋猎、都城、鸟兽、音乐、宫观之赋，都有众多飞走名物的铺陈。赋体叙物，是在以字称名，反映人们对于物类的认识、观念和态度；或取于想象虚构，适资凭虚夸饰。汉大赋直承宋玉《高唐赋》等弃情叙物，大题巨制，多致名物，然以讽喻缩减篇幅，或大题短制，不克铺陈。《骚》及屈宋楚辞托物抒情，不同《诗》篇比兴，而是托物连类，义取象征，渐成环境烘托。汉代骚体赋承之，转为就事议论，名物为寡，汉末复归情物。赋中飞走甚众，多在畋猎及猎后游乐与自然环境的铺陈，或以自然生存，非徒猎获而已，不仅畋猎，在都城、音乐、宫观、鸟兽之赋中都有普遍的表现。畋猎乃是汉魏晋赋普遍的题材，飞走物类也有普遍的呈现。然《文选》畋猎赋中扬雄《羽猎》《长杨》，反于畋猎为略，名物为寡，而《上林》多陈苑囿，显示《文选》赋分类与题材分布的相悖。     

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六朝同题诗、赋现象之考察

六朝文学活动中存在着颇为特殊的同题诗、赋创作现象。同题诗、赋创作兴起于建安,经过两晋的快速发展,至南朝时达到鼎盛。同题创作形式推动了诗与赋的发展,扩大了诗的描写范围,促使赋在篇幅上逐渐缩小,出现了诗、赋在咏物题材上的同咏现象,推动了这一时期咏物文学的发展。至于同题诗赋现象的出现原因,应与当时频繁的文学集团活动关系最为密切。     

朱熹辞赋通论

朱熹辞赋通论是对他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贯通性讨论,研究的文本对象有《楚辞集注》、他关于辞赋的论述以及《白鹿洞赋》等辞赋作品。朱熹辞赋内在地存在理学的本体、以《诗》诠赋的方法和尊崇骚赋的价值观等贯串其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的共性特质。理学的本体是一以贯之的主线;以《诗》诠赋是楚辞解释的新境界,但却仅是一种方法论,因为他依然视辞赋为"文"而没有将其当作诗歌;基于规讽之旨和平易之文主张,他尊崇骚赋而贬抑汉大赋、俳赋、律赋、文赋等,是为其辞赋价值论。集哲学家、辞赋理论家和辞赋作家于一身,是导致贯串朱熹辞赋思想与辞赋创作三大共性特质的内因,也是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根源所在。     

赋体演变的句式考察

赋起于楚辞骚体,继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之制,赋体的演变突出显示于句式的变化。楚辞及骚体以句尾“兮”字拉长语气,增强感叹,又以句中虚字接连名物、形容并形成结构复杂的散语长句,适合怨怼激发的情感抒写。汉大赋鸿篇巨制,大题苞览,叙物为本,主要以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展开名物和形容的铺陈。六代骈体小赋及唐代律赋抒情体物,则以四、六及其愈趋谨严的联对结构乃至声律规范承当一物一事的细致描写,物我相融,于诗为近。宋代文赋复归散语,然与汉大赋承接诸子谈辩、排比辑事不同,而是援取唐宋“古文”作法,其较远的来源是秦汉叙议之文,句式长短不拘一格,议论为主,显示主体意识的自我执持。     

推源析流活越诗

作者认为《诗经》虽无“越风”，但从散见于古籍中仅见的越诗看，其源流已可追溯到远古。文章论述了楚辞之前即已存在的越骚体诗的特点，进而论定了古越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