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进化与结构变革(下)——对调整贵阳市郊农村产业结构的几点思考

三、转折中的不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贵阳市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在向纵深迫近的同时,也潜藏着以下一些不利因素。(一)“以工朴农”——一种扭曲的利益分配格局。乡镇工业是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主导。贵阳市乡镇工业以采矿业和建材业为主,1984年产值达8,578万元,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66.5%,为郊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①1980～1984年,全市乡镇企业从税收利润中抽出1,204万元用于农业生产投资,仅花溪区1984年乡村两级企业就达415万元;②返还农民的各项收入人均达340元;③安排了一定的剩余劳力,1984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已占农村总劳力的26.3%。     

广西乡镇企业的特征及其发展措施

我区自然资源、劳力资源丰富,但由于长期受“左”的影响,产业结构不合理,乡镇企业发展缓慢,1983年全区乡镇企业总收入只有11亿元,还不到江苏省的6%。目前必须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是促进我区经济起飞的重要一着。     

北京乡村旅游发展前景研究

通过对北京乡村旅游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北京乡村旅游在资源、市场需求、市场供给、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契机和政府支持契机五个方面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在此基础上正确提出未来发展目标和发展对策,对北京市发展乡村旅游、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均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研究——基于福建安溪茶庄园产业融合调查

推动质量兴农,实现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三新"),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梳理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内涵、机制与作用,并通过对安溪三个茶庄园案例,分析其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的作用,提炼"三新"的经济收益、生态收益与社会收益机制,认为推行"三新"有助于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并带来价值增值。本文还提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政策含义,以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动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振兴具有相互促进、互助共赢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三新”实践中,常出现因缺乏对“三新”思想理解从而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效益不高、发展方向与方式不明确;资本逐利性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出现偏离与异化;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合理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致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助力乡村振兴时陷入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系统性引导乡村发展综合性产业,并将产业发展嵌入本地生态与乡土文化,创新经济增长点,倒逼乡村生态、文化价值观念重塑;以“三变”改革促进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成为利益共同体,建立内部化收益、成本、风险保障、考核、监督、激励发展机制,结合乡村非正式制度,有益于乡村产业顺利发展,生产生活有序进行,农民权益得到保障,更稳定、更多地分享收益;搭建与其他组织协作发展平台,实现城乡融合、要素互通,促进产业发展、乡村有效治理。     

农民生财致富之道——萍乡市杜队企业的调查报告之四

怎样使我国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萍乡市近年来的深刻变化说明,发展社队企业,同农民利益息息相关,它是繁荣农村经济战略之举,是广大社员的生财致富之道。 一 地处湘赣边界的萍乡,山多田少,劳力     

城镇化与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

中国特色的乡村城镇化道路,与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民知识化相结合,大大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促进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基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乡村旅游发展思路

乡村旅游是新世纪我国农村发展和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旅游项目,是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各种相关资源与旅游活动的有机结合,对于全面增加农民收入、调整产业结构、发挥合理地域功能、改善农村面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有效途径。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拟通过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内涵、特点及乡村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的阐述,提出适合新农村建设的乡村旅游发展思路,以期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所促进和推动。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促进商品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面临着从温饱到小康、从自给农业向商品农业转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进行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长期以来,我省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偏离山区实际,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搞单一经营,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端正思想路线,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大锅饭”,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科学技术逐步普及和推广。特别是发展商品经济,促进了劳力、资金、技术的自由流动,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助于实现农民增收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能够促进塑造新型的农民文化和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促进新型乡村治理机制的形成与完善.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及其实现路径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长期性、艰巨性的任务,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是当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关键。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当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面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三大挑战,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等政策体系,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当前,主要可以从三个方向来把握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一是进一步完善反贫困战略的"补弱"机制,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二是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战略的"做强"机制,在产业振兴、金融支持、生态振兴等关键环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是积极构建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的"拉平"机制,通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城乡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有效促进城乡融合。     

调整山区产业结构初探

<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目前,广大农村正面临着加速商品生产的极其有利的时机,进入了第二步改革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亿万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巨大冲劲和潜在能量(多余的劳力、资金和粮食等)引导到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更快地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转变上来。     

关于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几点思考

由于受到种种因素制约 ,“十五”期间农民收入增长形势不容乐观。要促进农民增收 ,必须有新的思路。现阶段应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减轻农民不合理的负担 ,推进农业工业化 ,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小城镇等多方面入手 ,以全面繁荣农村经济。     

农村剩余劳力及其转移浅识——对林县农村剩余劳力的调查

劳动力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正确认识农村剩余劳力的状况,积极指导剩余劳力的转移,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对林县农村剩余劳力状况进行了初步调查,并作了如下一些分析。 一、农村剩余劳力的实际 内容及其表现形式 通过调查,我们认为,农村剩余劳力的实际内容,并非指的是具体劳力,而是劳力潜在的剩余劳动。它的表现形式,也不是常年失业、一无所事,而是间断休闲。因为农村剩余劳力与城市不同,在城市可以从有无职业来区别,没有职业的就算是剩余劳力,界限明确。而农民都是从事农、林、牧、副、渔的劳动者,不存在有无职业区别,找不出哪个具体的劳动者是剩余的。只是由于劳多地少,或生产门路开发不足等原因,会造成劳力不能出满勤,或间断休闲的现象。在农忙间隙,我们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青壮劳力闲散街头,大批妇女空闲家中,这就使他们能够发挥的劳动量受到了限制。这种能够发挥而实际未能发挥出来的那部分潜在的劳动,就是农村剩余劳力的实际内容。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分散的间断休闲。那么,这些劳动量是怎样变为劳力数呢?这是通过折算而成劳力数的。例,假如农村一个中等劳力,一年可以做300个工日,而因为没有活干,实际只做了250个工日,未能发挥出来的那50个     

乡村治理视野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指向

乡村治理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作用,在乡村治理中表现出特有的功能定位。思想政治教育在农村的深入受到多因素的影响,抑制了乡村治理主客体的成长与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相结合,加强乡村治理客体建设;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实际需要相结合,助力乡村治理主体成长;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推进乡村治理和谐共生;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相结合,拓展乡村治理主体素质。     

浅析小城镇化建设对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

目前,农民增收问题已成为"三农"问题中的重中之重.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方法很多,而其中小城镇化建设对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1)小城镇化建设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扩大农产品需求可以促进农民增收;(2)小城镇化建设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可以为农民增收;(3)小城镇化建设通过促进乡村工业企业发展可以使农民提高收入;(4)小城镇化建设通过逐步提高农村人口质量可以使农民获得较高收入.     

乡村企业的发展与城镇化

引言近年来,乡村企业的崛起已为世人所瞩目。1986年,全国乡村企业创造了3 300亿元产值,占同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21.7％,乡村企业吸收的农村劳动力达到7 600万人。乡村企业的发生,是中国最基层的民众——农民的一个伟大创举。乡村企业的迅猛发展,标志着八亿农民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自主创新能力与泛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问题探讨

经济增长使产业在地区间转移,但是,特定产业的转移走向必须结合该产业的具体特征进行研究。在泛珠三角地区内部,以杂项制品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能产生类似在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越南等国家或地区之间的雁行转移过程。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对促进泛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转移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将有力地提高企业因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转移而获得的有形无形资产的产权收益,当这些资产产权为企业所在地区居民所有,所在地区将分享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转移的企业产权收益,因此,存在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间转移的正向激励。     

近代乡村社会的贫困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贷款

绝对贫困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经济的重要特征.为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南京政府举办了农业贷款.在此过程中,政府发现有限的农业贷款被乡村中富裕的社会阶层所占有,为此,它强调农业贷款需要转向贫困农民.但是,由于农贷机构的嫌贫爱富和近代乡村权力结构却阻止了政府愿望的实现.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走向

农民合作的制度创新是需求者在制度稀缺环境下的自主选择,由此路径产生的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制度供给不足问题,在此背景下,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对正式制度供给起到了替代作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好运转较大程度上仰赖于乡村精英的社会资本.乡村精英在组织内分享社会资本的利他行为出于谋取更多合作剩余、寻求认同感以及再生产社会资本的需要.在乡村精英主导的制度模式下,当收益不足以弥补其成本时,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走向就会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