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外交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外交是中国全民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稳固,向世界人民展示了全民的抗战决心,也为中国共产党搭建了对外交流的平台,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的国民外交活动

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展开了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国民外交活动,中国商会的国民外交活动具有明确的目标、正当的途径、有效的手段,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成为国民外交的重要基地乃至领导机构,它对20世纪早期中国外交有着直接的作用,也对抗战时期中美的战略结盟具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对当今21世纪早期中国国民外交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试析抗战时期美国华侨的国民外交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在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奋勇抗敌的同时,海外侨胞也通过多种方式援助祖国抗战。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愿意卷入到中日战争之中。为争取美国舆论、道义乃至物质的支持,反击日本的虚假宣传,美国华侨利用其在地化优势,通过创办报刊、发表演讲、游行示威、"一碗饭"运动等方式,开展规模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这对于美国公众正确认识中日战争的性质,乃至采取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战,起到重要作用,从而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     

"五四"前后国民外交协会活动述论

国民外交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其成立之初曾作为政府后援,积极配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后又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及中国政府拒签《对德和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最终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收回山东主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前后发动和领导的国民外交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辉煌篇章。     

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思想论析

20世纪初的国民外交思想以人民主权思想为思想基础,也是此时中国国内外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国民外交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民外交是指国民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而进行的对外交事务的参与活动;广义的国民外交则还包括国家间的民间交往活动。国民外交思想有实践性很强的特点,具有特定的时代价值。     

北洋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

北洋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其间,广大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认识不断加深,参与运动的民众的组织程度也不断提升,并且最终在国民革命的洪流中找到了归宿。     

近代史上的"国民外交"

本文论述了"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同的时期的不同的历史内涵.这种历史变化过程体现了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人民主权意识的增强,它不但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潮流.     

孙中山与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国民外交

1921年11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在会议召开前后,广大民众就南北政府参会代表资格问题和鲁案直接交涉问题进行了激烈地议论,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行动。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对会议前后的民众舆论和国民外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表现了其对民众的关注和重视。事实表明,在华盛顿会议前后,孙中山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对国民外交的大力支持以及民众对广州国民政府的认同和拥护,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民初南北政府对峙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

民初南北政府对峙时期,国民外交运动持续高涨。南方国民政府所辖范围内的国民外交运动不仅规模大,而且其取得的外交成果也比较显著,这与南方政府的有力领导、与民众及时沟通,以期一致对外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南北相互声援的国民外交运动及所取得的成果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民国时期的政治发展与国民外交运动

国民外交运动对民国时期的政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推动了以民族独立为中心的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并且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促使民国政治制度向民主化方向发展;同时,该运动在民国时期发挥了最大的社会动员力度,极大地唤醒了国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对民国政治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由于外交不力,引发了国民外交运动的对内转向,导致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使之淹没在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之中.     

国民外交运动与民国外交现代化

国民对外交的关注和参与是民国时期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持续不断的国民外交运动推动了民国外交的现代化进程:它强化了“以民众为主体”的外交观念,也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同时也促进了民国时期的外交制度向民主化方向发展。     

民初国民外交运动的对内转向分析

国民外交运动源于国民以运动的方式试图左右政府对外关系的趋向,在近代中国,对外反帝并追求国际社会平等交往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但在民初北京政府时期,国民外交运动却常常以对外运动开始,而以对内反对北京政府而结束,从而引发了北京政府的全面危机。这与政治局内人对机会的制造、以国民党为主的反对党的竞争以及其它社会群体的催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抗战时期中共民间外交述评

抗战时期中共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 ,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 ,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隔绝 ,使偏于西北一隅的中共逐渐为世人所了解 ,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 ,对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并为今后外交工作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抗战时期陈诚主政湖北述评

抗战时期,陈诚曾先后两次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前后主鄂共五年多。陈诚主政湖北期间,除坚持对日抗战外,他甚为关注湖北教育的发展,创办联中,实行计划教育,促进了抗战时期湖北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此外,他还注重发展战时湖北的经济,发展农业,实行二五减租,兴办工厂,发展交通,促进了湖北经济的发展。整顿吏治方面,严惩贪官污吏,严禁烟毒,为建设抗战时期新的湖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近代中国国民意识的生成与国民外交

在近代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下生成的国民意识,是国民外交产生的前提,而国民外交反过来促进了国民意识的巩固和沉淀。     

近代中国的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

“国民外交”是近代中国人民对外交民主化要求的体现 ,它的产生是西方民权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结果。在近代中国 ,广大国民先后以非对抗性的外交运动、对抗性的外交运动及合作性的个人(或团体 )外交活动等形式对外交进行了参与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外交”。     

1903年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

近代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1903年,并受到了西方,尤其是日本国民外交理论的影响。然而,近代国人对外来的国民外交思想并非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因应于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局,对其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和改造。1903年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是西方国民外交思想的输入与中国国民参与外交意识的日益发展,两者相互激荡、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民意识的增强以及知识人士与下层民众相互结合,全体国民共同对外的历史趋势。     

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慈善义演活动探析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为了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于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了国际统一战线组织——保卫中国同盟,通过多种渠道筹款开展救济活动,其中义演筹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举办音乐会、慈善舞会、游艺会、义赛、义映电影等形式进行筹款,为战时孤儿、伤兵难民、受灾民众等提供援助。其作用是双重的,即一方面扩大了宣传,另一方面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到救助。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国民外交——以“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为例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尽管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外交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但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是一个典型案例。分析此次运动中各阶层民族主义的表现和动机是探索这一时期国民外交成果之所以有限的＂钥匙＂。国民外交的失败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复兴的困境。     

毛泽东与宋庆龄的世纪交往

毛泽东是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领袖,宋庆龄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国民党左派领袖,两人在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道路上,形成共同的思想认识,并进行了革命的交往和合作。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建国前毛泽东与宋庆龄的交往和合作,反映二者顺应中国近现代历史任务要求,探索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苦历程,揭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与胜利,以纪念毛泽东的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