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七·七事变”后日伪对华北劳动力掠夺的特点

"七·七事变"后,日伪改变了对华北移民的限制政策,开始大批招骗华北青壮年到东北做工。对华北劳动力展开了疯狂地掠夺。与"七·七事变"前相比,这种掠夺具有了新的特点。     

宋哲元与抗战前的华北政局

1935年6、7月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达成了屈辱的《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致使冀察主权大部丧失,整个华北岌岌可危。在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宋哲元及29军担负起了维护华北主权的重大责任。到七七事变前的大约两年间,“华北问题”成为中日冲突的焦点,并为举世所瞩目,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现代史和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对这段历史作一考察。宋哲元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宋哲元原为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战后     

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国民政府对华北危局的应付

1932年至1937年间,国民政府根据局势的演变和现实的需要,先后设置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三个机构拥有各自特点:军分会应付了日军的进攻,挫败了日本的"华北施策";政整会在行政上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华北的控制;冀察会应付了日军策动的"自治"。它们的共同点是密切了华北地方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有效地应付了华北危局。     

“七·七”事变引发远东全面战争的前因

1936年发生在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形成了以主张全面侵华的军部法西斯为核心的政制、经济和对外战略的“举国一致”;同年发生在中国的“双十二”事变,也初步形成了各党各派各界团结御侮、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再对日本的侵略退让。日本当局无视中国政局的变化、执意推行既定的侵华方针,是造成“七.七”事变引发远东全面战争的真正原因。     

赫政与中英《藏印条款》谈判

由于缺乏翻译人才,清政府往往在列强侵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交涉中,委派在华外国人作为翻译。故在中英《藏印条款》的谈判中,仍以赫政担任中方翻译。在谈判过程中,赫政往往根据赫德的意见来进行谈判,并与英印当局勾结损害中方权益,同时利用升泰对他的依赖,干涉谈判事务,进而成为正式的谈判代表。     

民国七年山东匪患问题述论

民国七年(1918年),山东匪患猖獗,连年不断,危害巨大。为肃清土匪,以靖地方,政府当局采取了军事剿除、剿抚兼施、举办清乡、筹措省际联防、维护河务路政、高价悬赏主要杆首等等办法。但是,因未能从根本上消灭产生土匪的根源,始终没有铲除此社会毒瘤。     

中日“七夕”习俗比较——从原始形态、衍生过程到文化内涵

节日习俗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着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信仰,亦体现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七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文化传统的民俗节日。它描绘着中日文化交流的轨迹,也反映了中日两国各自的传统信仰、价值取向等文化内涵。本文拟通过对中日两国“七夕”节日习俗的基本形态及其衍生过程的考察与分析,探讨日本民族对中国文化传承接受的基本态势。     

七夕也是晒书节

过了湿滬滬的梅雨季,一转眼,就迎来了“坐看牵牛织女星”的七夕。很多人都知道,七夕节又称乞巧节、七巧节、女儿节,是传说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若是说七夕节还是魁星节、晒物节、晒书节,恐怕就鲜为人知了。传说农历七月初七,是主文事的魁星的生日,故此民间称之为“魁星节”。又传,是日天门洞开,阳光强烈,且又不过分炽热,是龙王爷的“晒鳞日”,民间百姓纷纷仿效,在这一天晒衣、晒物、晒棉被,所以又是民间的“晒物节”。     

“七·七事变”前夕国民政府大国合作制日策略的实施

大国合作制日是国民政府“七·七事变”前力图将其实施、并用以推迟中日战争爆发的重要外交策略；其实施的过程中，在经济领域得到了欧美国家一定程度的支持与合作，而政治领域的合作制日，则由于主要国家如英、美因自身利益的关系反应冷淡，未能实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有利于此后全面抗战政策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同时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实施，中日战争最终爆发。     

宋诗中的七夕书写

宋代七夕诗歌,部分地展示了集市的热闹繁华与乞巧场面的隆重热烈。由于节日的特殊内涵以及鲜明的角色限定,文人的参与显得冷淡随意;加之宋代文人的疑古精神较强,学究气浓厚,宋代理学的影响渗透,宋人收敛的心性特点等因素,使得文人诗歌书写较多集中在对牛郎织女传说的反思与批评,对乞巧行为的便宜附和与不屑一顾,以及借助七夕而抒发的其他情感,议论说理突出,幽默诙谐,游戏翻案十足。七夕民俗为宋诗提供了鲜活的创作素材,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沦为诗歌反思批评的对象。宋代七夕民俗,狂热得真实;七夕诗歌,理智得稍显矫情。     

安全、快捷、畅通——七圩汽渡

泰兴市七圩汽车轮渡管理处是从事公路汽车长江渡运业务的专业运输单位,是泰州市及泰兴市重要的西南大门和重点窗口单位。位于泰兴市七圩镇,与武进市、常州港隔江相望,是京、津、冀、鲁、苏北通往苏南、浙、皖、闽、粤等地的最佳通道,距沪宁高速公路仅9公里。该汽渡与圩塘汽渡共拥有28车渡全回转船1     

川陕古道上的七盘岭和七盘岭诗

川陕古道上有4座山岭名七盘岭,自北向南依次为褒城七盘岭、嘉陵江东岸七盘岭（唐宋时）、广元东北七盘岭（明清以后）和武连七盘岭。自古至今,多有人将几个七盘岭特别是将唐宋时嘉陵江东岸与明清时广元东北七盘岭混淆,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人张邦伸对唐宋时嘉陵江东岸五盘岭又名七盘岭的误驳和《唐诗鉴赏辞典》误释褒城七盘岭为广元七盘岭,因而有必要进行分辨。历代关于七盘岭的诗,或抒情,或壮怀,或咏物,或纪事,或豪放,或深沉,或一地一咏,或两地合咏,精品迭出,各有所重,色彩斑斓。     

唐代七夕文学初探

七夕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景观,既与民俗神话密切相关,又与时代精神声气相应,还受制于文学自身的演进。文章详尽分析了唐代各个时期七夕文学的特点,认为正是新体裁的使用、视角的变换和意境的开拓以及对时代精神的回应,使得七夕文学不断推陈出新,汇成了独特的唐代七夕文学景观。      

唐代七夕文学初探

七夕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景观,既与民俗神话密切相关,又与时代精神声气相应,还受制于文学自身的演进。文章详尽分析了唐代各个时期七夕文学的特点,认为正是新体裁的使用、视角的变换和意境的开拓以及对时代精神的回应,使得七夕文学不断推陈出新,汇成了独特的唐代七夕文学景观。     

七子派考略

七子之名肇始于明人,弘治时即有七子之称谓,万历间已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明人所谓的七子,指称不一,降及清代,基本定型.七子派之称谓,由四库馆臣正式提出,并视前后七子为一大派别,涵盖以前后七子为中心的一大批文人,此为广义之七子派.至于狭义七子派,仅指前后七子各七人.     

汉武帝建珠崖七郡名义新释

《汉记》所谓“开犍为、朱崖七郡”，与上下文抵牾，不应该出自班固的文笔。“珠崖七郡”的构词方式，与《居延新简》“南海七郡”简文或许类似。以珠崖为代表称“珠崖七郡”，似考虑到了珠崖郡得名与珠宝的关系。“珠崖七郡”应该指汉武帝定南越置同样出产或输入犀、象、玳瑁的七个沿海郡，即：南海、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     

曾纪泽使俄前心理演变——兼论其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

1880—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是曾纪泽外交事业的巅峰,其使俄前对遣使改约由畏懦缓议到坚定对俄开展交涉的心理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曾氏对俄之阴险及崇约丧权之严重性有了基本认识;其二,相较于崇厚交涉前后总署给予的宽泛告诫,曾氏使俄前收悉了总署对于谈判的具体谋划方案;其三,清廷“宽减”崇厚擅权之罪,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俄间紧张关系,也缓解了曾氏与俄交涉的畏惧心理。在曾氏心理转化的同时,中俄伊犁交涉举措逐渐成型:确立“重界轻商”谈判方略;对总署关于使俄人事及出使职衔安排做出理性回应;力主和谈的同时积极备战。曾氏使俄前心理演变及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为中俄谈判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神秘数字“七”再发微

本文以数字"七"在中国民俗中的广泛应用为表象,依据我国古代先哲对宇宙天体运动节律(即"天道唯七")和人体生命节律(7—8年)的认识,以及现代医学对人的生物节律的进一步确认,指出数字"七"之所以具有宇宙数字的性质及巫术的、神话的意义,"获得模式数字的资格",根本原因在于它体现了以上两个节律。     

七月七日文化特质浅探

“七”是世界性的神秘数字 ,又是七个空间代码数字的枢纽 ,它是作为宇宙观念的象征而出现的 ;七还是一个与女性相关联的‘阴’元素 ,“七”的这些特质 ,可以说也是七月七日的特质。缘于这些特质 ,七月七日在先民心目中变得非同寻常 ,在这一天 ,祖先们进行隆重的祭祀和礼仪活动 ;七月七日也是神仙降世之日 ;这些都直接决定了七月七日与牵牛织女故事的密切关系     

国民政府1945年中苏谈判前外交斡旋浅析

雅尔塔会议背着中国政府和人民达成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秘密交易, 而在会议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 美国当局既不告知中方上述协定的内容, 又屡压中方同苏方谈判。国民政府则急于了解雅尔塔会议对远东问题有何具体规定, 为此向美国盟友多方打听, 在获悉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后, 蒋介石一方面直接向苏方交涉, 表明中国政府收复主权的立场 ;另一方面劝说美国居中调停, 以便于向苏联施加压力。但在美苏政府已在中国特别是远东地区就对日战争和战后合作问题达成一种妥协的情况下, 国民政府的种种外交努力只能是无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