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时代的信仰危机及出路--克尔凯郭尔假名写作时期的宗教哲学思想研究

克尔凯郭尔借助假名作者克利马克斯对19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呈现出的世俗化倾向以及它在宗教信仰领域中所带来的后果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把造成信仰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哲学理性在信仰领域中的泛滥。为了纠正这种精神领域中的“贫血症”,他首先展开了对自然神学思路的批判,其中重新提及并讨论了贯穿在整个基督教哲学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与奥古斯丁主义的一致性。但是在他从宗教虔敬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人当以“单一者”的形象、以内在的激情去追求“上帝”的时候,他把信仰变成一个永无终结的纯粹的个体性行为,这里他的思想表现出了相当的现代性,而且在其内里即有解构神学意义上的信仰的可能性。     

“上帝”的失落与回归──论20世纪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

２０世纪的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它是对传统的理性人本意识的反拨。但这并不意味着２０世纪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别是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后,西方文学明显表现出对新的“理性”与“上帝”的追求,显示了对更高意义上传统人本意识的回归。     

“上帝”的失落与回归

20世纪的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它是对传统的理性人本意识的反拨。但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文学明显表现出对新的“理性”与“上帝”的追求，显示了对更高意义上传统人本意识的回归。     

关于上帝之在的对话——论康德“批判哲学”的神学观

上帝在并且与我同在是康德终身的信仰，但上帝怎样在、怎样与我同在却是康德“批判哲学”神学观的核心问题。康德指出，上帝应是经验世界的非在，宗教神学本体论、教会神学宇宙论和自然神论证明等关于神的观念偶然随意，并不能证明上帝之在。经验界的上帝死了，道德世界之在、内心希望之在才是上帝的居留之所。人类只有通过对道德的探索才可能确立上帝之在。道德的核心是责任，责任的基础则是人对自由的呼唤和自由的实现。当人向道德的上帝敞开自身，人便开始了一种源于信仰、显于道德行为中的生命直觉：思。“思”使我们走向上帝，“反思”则使上帝接纳了我们。真正的上帝应是人的自由生存的注解     

穆旦诗歌的"上帝"话语探析

战乱、灾难、死亡,使穆旦切实感知到大地的黑暗与颤栗,人性变异的荒蛮。穆旦窥破了当时文化的种种虚伪与神话,从而转向内在思想“探险”与精神求索中。因此,他的诗歌想像力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的丰富的宗教想像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试图在诗中创造一个上帝,于是,在他的诗中一度出现了与自己相对的“神”、“主”、“上帝”之类的意象。而且,“上帝”这一意象的内涵相当丰富,他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含义露面,不断相互替补,给穆旦诗歌增加了深度和广度。同时,作为一个关注现实的诗人,他更痛苦地发现,上帝也帮不上什么大忙。可以说,当穆旦采用西方诗人的重构方式时,他却发现了信仰重构的渺茫。至此,他的“丰富的痛苦”的主题得以突现。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的去向

中国传统文化向何处去?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面对着西方强大的工业文明和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直在深深思索和研究的问题。近年来,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有一些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到前景暗淡,曾名噪一时的《河殇》就发出令人绝望的感叹:“龙的传人啊,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祖先已经创造了的文明,黄河无疑不能再孕育一次。”黄河真的奶水已干了吗?我们认为:不是,黄河文明的乳汁犹如奔腾不息的黄河一样滚滚东去,永不干涸,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黄河在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必将孕育出新的文明。     

刍议中国的法律信仰

《法律与宗教》一书不仅论述了历史上法律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而且也在法学理论层面剖析了法律与信仰之间内在的、深层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经典的法律名言令人回味无穷,也将时时引导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如何让看待处理生活中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冲突。例如"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特别是"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信仰、上帝和法律三者之间紧密结合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西方的法律文化深受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文明的濡染。但在西方社会关系中法律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如伯尔曼的所言:"法律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人的情感,人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人的信仰。"从我国现实的国情来看,来探讨分析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在现实和法学理论上都有深远的意义。     

中西方语言观的起源及其社会意义

中国人在近代早期翻译西方经典时，有意无意地将其中的术语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其中最有趣的例子之一就是将“言”译为“道”。例如中文本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的起首至今仍然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毛泽东哲学与中国道德价值秩序的重建

1 近代以降,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传统文化陷入了全面的“意义危机”。这种“意义危机”按照美籍华裔中国思想史学者张灏的分析,包括三个层面的“精神迷失”。首先是“道德迷失”, 原先行之有效的儒家道德伦理已经全面失范,如何建构新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伦理规范秩序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是“存在迷失”。人生在世,必须确立一套终极价值信仰,借以解答一些人生的形而上问题。儒、释、道三家都曾向传统中国人提供过各自的宗教性的终极意义信仰,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据。儒门淡泊衰微,“内圣外王”式的人生境界被认为不合时宜以后,中国人向何处去重新寻觅生存的意义?再次是“形上的迷失”。西方科学曾成功地解答了外部世界的“什么”和“如何”的问题,但对世界的“究竟     

文化困境:社会转型期信仰迷茫的文化因探察

本文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迷茫的文化方面的原因，指出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以伦理性文化、政治性文化、经济性文化、神圣性文化、现代性文化、后现代性文化的形态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多元并存、交错对接，使得人们的信仰陷入迷茫甚至危机之中。具体表现为信仰的文化认同、价值选择、人格崇拜几个方面的迷茫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韦伯“正当性支配”的概念可分为“权威主义命令权”与“正当性信仰”两个要素。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视域下，二者的失调威胁到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正当性危机”，而应对之道就是重新整合“正当性信仰”，同时避免过度整合带来的对“日常需求”的破坏。本文从韦伯“非正当性支配”入手，通过对中世纪西方城市的类型学比较以及对城市市民的身份特征、生活—工作风格、政治诉求、参与法律过程的分析，发现“非正当性支配”提供了一条西方文明特有的自下而上能够保全“日常需求”的路径，从而给“正当性信仰”的整合以及“正当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家本位与代间关系——中国传统家庭制度模式

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家”,强调“忠”“孝”,以家为本,这种传统意识已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社会、风俗、文化不允许我们去随意改动已约定俗成的东西,否则你会落个不忠、不孝的“孽子”坏名声。中国正朝着现代化迈进,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变革,多元化价值取向的次文化不断地形成,冲击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制度。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来自于西方社     

中西方和谐社会畅想的文化根源

中西方关于和谐社会的畅想是人类丰厚的文化积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等四大文化意识范畴;西方文化中的和谐社会畅想分为五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集中展现为哲学与美学相统一的“理想国”、虚幻的永恒和谐的“上帝之城”、文学浪漫气息浓郁的“乌托邦”、唯理论阶段的“理想社会”及理论与实践并行的“价值追求”等丰富多彩的论述、梦想、设想和实践。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社会畅想的丰富思想内涵,是中国共产党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的和谐社会构建理论的优秀沃土和文化渊源。     

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中的“上帝”

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中真正的“上帝” ,就是存在本质的真理。海德格尔通过对“上帝之死”的分析 ,指出西方思想二千年来的历史命运就是虚无主义 ,即对存在本质 (虚无 )的遗忘和逃避。在海德格尔晚期的四重性的世界图景中 ,神不是人借以逃避存在的庇护所 ,而是将人引向存在自身本质 (发生、四重性 )的暗示、线索。而海氏强调的“本体论区分” ,其神学意义就在于将神从本体神学的上帝的存在者性的桎梏中解救出来。毫无疑问海德格尔晚期思想包含了一种宗教经验 ,但由于海德格尔的宗教思想存在一种暧昧性 ,他的“神”并不足以表达这种经验。我们认为在海德格尔思想中 ,除了那明显的“神”之外 ,还有一个“隐藏的上帝” ,它就是存在自身的本质 ;在海氏看来 ,只有它才是真正的神圣性     

基督教哲学思维方式探析

文章认为,基督教哲学由于采用了世俗化抽象思辨的思维方法。“信仰为了理解”的思维趋向以及从道德角度看问题的思维习惯,使基督教理论在思维运作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支持;再加上其他的社会历史原因,就使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得以存在和流行。因此,我们在批判基督教关于上帝、天堂、原罪、赎罪等宗教理论时,不应忽视对其思维方式的枇判。     

寻找联合生活——人类学视野下农民加入家庭教会的原因探析

在城镇化背景下,村庄公共空间的消弭、土地意义的流失以及信仰缺失带来的不安定感与孤立感,促使留守农民加入家庭教会.村庄基于差序格局的传统共同体在不断分化和重构,其成员的联合生活既有基于血缘、地缘意义上的熟悉,又有共同信仰促成的熟悉.家庭教会作为村庄中的新兴共同体嵌入以土地这一共同生产方式为中心的传统共同体,两者既互相借力,也有矛盾冲突.家庭教会的快速发展体现了农民在荒漠化的村庄寻求联合生活的渴望.     

康有为"新仁学"的建构及其历史价值

1 9世纪下半期 ,康有为在今文经学的旗帜下 ,借助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想 ,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 ,构建起以“仁”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把“仁”由传统引向近代。这一思想体系在当时历史背景下 ,具有救亡和启蒙的两重意义 ,它既是为对抗西方文化的侵略 ,保持住儒学在中国的主体地位而开展的一场民族文化救亡运动 ,同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与改造又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 ,为儒学由传统走向近代开启了新的路向     

国学热与民族文化信仰建设的思考

＂国学热＂这种现象表现了中国国力日强,国民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但现象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改革期内在的文化信仰的缺失。社会在转型,文化信仰缺失的人们迷茫、浮躁、唯利是图。在国学热的契机下,以国学思想的精华来充实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素质,维护社会安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     

网络:传统社会化模式的消解

２０年前 ,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写道 :“第三次浪潮正在做的 ,并不是去创造某个理想的超人 ,某些高视阔步出入于人们之间的英雄人物 ,而是使分布于社会的普遍性格发生显著变化。不是产生一个新人 ,而是产生一个新的社会性格。因此 ,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搜索虚构的人 ,而是去寻找未来文明最珍视的特性。”这一预言揭示了未来社会青年成长环境将与以前完全不同 ,而这种不同以往的社会化环境将产生“一种新的社会性格”。进入２１世纪 ,人们惊奇地发现 ,托夫勒的预言正在逐渐实现 ,其基本动力是源于伴随世纪更替而悄…     

“人被交给了自己”:奥古斯丁论原罪与淫欲

本文旨在从原罪与淫欲问题入手分析奥古斯丁的人性论观念.从哲学上讲,初人犯罪是为了模仿上帝,希望像上帝那样拥有主导自己的自由,按照自我而不是上帝来生活.作为对原罪的惩罚,上帝将人交给了他们自己,然而,这样一来人的自我却彻底陷入了无法收束的境地.因为,被交给自己的人遭遇到了自我的分裂,从而丧失了控制自己的权能,不得不在存在的“沉沦”中逐渐接近虚无.淫欲就集中体现了人被交给自己之后的生存状态.淫欲意味着身体对灵魂的反抗,这一反抗根源于灵魂或意志自身的分裂.奥古斯丁的原罪学说表明,对人而言,真正的自我并不在我这里,而在超自然的他者即上帝那里；真正的自由并不在于意志意愿自身,而在于意志意愿上帝的意志.一旦人试图从上帝那里转向自己,人就会失去自我,意志就会像一个巨大的“重量”那样落到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