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对“马克思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的批判

一些西方学者依据他们对马克思自然观念、"控制自然"概念以及马克思与启蒙主义关的理解,把马克思看做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而实际上,马克思的自然观念无论在生存论意义还是实践论意义上都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蕴;他所说的"控制自然"是对自然有意识、有计划地合理调节和管理;他与启蒙主义是辩证的二重关系.因此,马克思不仅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而且他还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唯物主义的历史定往

哲学观念,是哲学体系中基本的、核心的概念,也是贯彻于体系的主题和原则,它所规定的,是特定哲学体系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黑格尔依据他对哲学史的系统研究,指出哲学所要探讨和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并由此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和体系.据此,恩格斯进一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①这个概括性论断对于我们认识哲学史上的各派别,在现实中如何研究哲学问题,是有指导性方法意义的.不过,我认为应将黑格尔所说的"思维"改为"意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或矛盾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存在与意识关系的规定,首要也是主要的一点,就是明确存在的主体,也正是对存在主体的不同规定,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观念及其体系.     

从胡适的文学创作重审其早期诗学理论

胡适的早期诗歌创作,具有三种布局白话诗、白话词、白话曲.他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和他的早期诗学理论相符合.结合胡适的早期诗歌和诗学,可以发现他的理论主张并非是对传统诗学的完全反叛,它实质上是晚清"诗界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对新诗理论的构建有铺路之功.不过,胡适的早期诗学理论也有与"诗界革命"不同的地方,比如提倡白话文学为正宗,激进地批判了传统诗词的地位及其艺术价值.这些不同之处来源于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观念.     

雷蒙·威廉斯:文化观念的逻辑重构

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是雷蒙.威廉斯为开展"文化研究"而从英国传统思想资源库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根据。这个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诸多共通之处,因而成为他后来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的基础。与此同时,这个观念对大众文化合法性的肯定还促成了当代西方思想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这些方面皆与他的代表作《文化与社会》中的"文化观念的逻辑重构"有关。     

论老子的文学观念

老子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观念是以其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由于老子的政治理论为"君人南面之术",以"清静"、 "无为"为旨趣,因而他对文学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就文学观念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老子的文学观念与孔子的文学观念正相反对.如果说孔子所提倡的文学即文教,企图以西周传留的礼乐文献和礼乐文化来教化人民,那么,老子所提倡的道学则是道教,即以先王传留的道论为旨归来影响人民.老子揭露礼乐文化对社会政治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戕害,为人们理性对待礼乐文化和深入思考儒家文学观念提供了思想武器,补充和修正了儒家的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元白“元和体”诗学思想的矛盾及其成因

元稹和白居易对"元和体"的评价呈现出矛盾态度,这是因为他们有一种诗歌等级观念,而"元和体"处于最低等级.中唐文化转型对元白的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元白接受了市井文化的影响,"元和体"中流露出市井意识,但他们的文化观念仍停留在精英文化的观念上,因而对市井文化存有偏见.元白对"元和体"的矛盾还体现在"尊古轻律"上,这与二人对近体诗的片面理解有关.     

论“修改”对金庸武侠小说经典化的意义

金庸武侠小说的崇高地位与他的反复修改、精益求精有很大的关系。金庸是武侠小说历史上第一位在文学观念上"觉醒"的人,他突破了关于武侠小说的传统观念,第一次把武侠小说和纯文学相提并论,并身体力行提高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内涵,开创了武侠小说的新局面。"修改"对于成就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性意义重大,它提高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级别和档次。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化,对武侠小说文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论陈亮的文学观

陈亮的文学观是以传统的"文以载道"观为基点,进而落实为"明道致用".他标举"意与理胜"这一文论核心,若兼艺术形式而言,就是他所主张的"理得而辞顺",具体表现为诗、词、文等不同文学体裁均可通用的"立意精稳,造语平熟".陈亮具有诗、词、文通体看待的文学观念,并由此决定了他独特的词学观的形成.在艺术风格上.他则是喜爱阳刚豪放,同时亦不偏废清丽婉约之作.     

站在不同擂台上的对手——哈罗德·布鲁姆与“憎恨学派”

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将价值论置于文学自身之上,正是这些持文化研究观念的"憎恨学派"使文学在今天失去了原有的强力,是他们正在戕害着文学经典.在文化研究如火如荼的当今世界,坚持审美批评立场的布鲁姆的确给我们一种英雄主义的感觉.事实上,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们进行的文化研究从根本上并不与他所坚持的审美批评相悖,双方的基本观念不同,指向不同,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也不同,因此,布鲁姆与"憎恨学派"如同站在不同擂台上的对手,无法做到真正的交锋.而文化研究与审美批评二者应该是互补的,至少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是这样的.     

儿童权利的观念:洛克、卢梭与康德

儿童权利观念是在启蒙运动之后诞生的,洛克、卢梭和康德在儿童权利观念的启蒙上充当了先锋作用,他们奠定了西方现代儿童权利思想的根基.由于各自的政治理想不同,他们所建构的儿童权利观念也有着内在的差异.洛克在"有限政府"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的观念;卢梭在"道德理想国"观念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康德在"法律共和国"观念之下建构儿童权利观念.     

伊格尔顿文艺批评观念的理论意义及其局限

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与"审美形式"辩证关系中建构了独特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他的文学批评观念深化了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研究的批评史观,对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诗学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但是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有着浓厚的"本质主义"的理论缺陷,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过分倚重影响了他对文学批评理论的现实效力的发挥.     

薛凤祚对《崇祯历书》的选要和重构

薛凤祚对<崇祯历书>的知识内容进行了选要和重构.把选要的基调定位在"择切用者"的切用性上,并对历法概念做了狭义解读,这种观念势必会影响和渗透到他对<崇祯历书>的选要和重构中.他在把握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内容进行了整理、删节、概括、改写、重排等重构,并呈现出"以求代论"的重构倾向;这一方面是对原文意蕴的一种遮蔽,另一方面是他"重计算、轻理论"的暴露.这是其"历学的本源在于算数"之观念的具体反映:也是其其对<崇祯历书>选要"切用性"特征的体现;也有极少数选文含蓄地强调了与传统文化协同,存在着为了和传统文化的协同而含蓄对原文变异的现象,这种倾向的根源是:薛凤祚坚守把占验作为历法主要功能之一的传统观念.     

王国维美学方法论

王国维开创的中西参证和互证的美学研究方法,为中国美学走向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他取西方的不只是观念,而更是方法,中西结合,互为补充.他力求美学研究的思辩性与实证性统一,高度重视美学研究的实证精神,这种实证精神宏观上借鉴了西方的科学方法,而在微观上则继承了"汉学"以来的考据传统和点评方法,两者统一,使得他的美学研究趋于严谨.他的"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的史学方法在美学研究上也有所体现.而他的"二重证据法"对我们研究上古审美意识史更是有着重要启发.他还认为,哲学、艺术乃至美学在研究态度和方法上,也应该超越功利,强调美学的"无用之用".他的方法论对后世朱光潜、宗白华等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袁枚文论初探--兼论与桐城派的关系

袁枚论文与论诗有很大不同,他把古文看作是"代圣人立言"之事,反复阐释了六经与古文的源流关系.由于注重古文创作,他对散文的组织结构和叙事方法作过认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对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受容.这样,他在创作中自然追求一种澄明雅洁的境界,与桐城派的古文旨趣并无二致.     

王朝没落中的"张之洞现象"

张之洞与清末其他重要封疆不同,在其身后出现"张之洞现象",即久不被人们和历史忘记,何以如此?本文从张之洞所从事的实业、教育,从他所具有的观念、人品,从不同时期名人、伟人对他的评价等方面对此作综合性探究.     

破解"感伤之谜": 袁可嘉"民主诗学"的一个进路

袁可嘉区分了"政治感伤性"与"政治性",矛头所指是政治的感伤性而非政治性,并认为政治的感伤性是一种观念的感伤.袁可嘉对感伤性的反思既具有世界文学的背景,也处在现代中国"感伤批判"的线索中,但他最终实现了某种逻辑的反转.这一切都和他对民主诗歌、 民主批评和民主文化的理解密不可分,同时也体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即只有心智和文化上的"自由",才能摆脱属于政治观念的"感伤".     

论艾略特的文艺理论在《荒原》中的实践

T·S·艾略特不仅是西方现代派的代表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他的"历史意识"、"非个人化"理论、"客观对应物"等一系列观点,在西方现代文学批评上具有开创和先导作用.而带给他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荒原>则很好地体现了他作为诗人的才华和作为理论家的睿智的结合.从艾略特的文学观念出发,以<荒原>为例证,粗略建构对艾略特的认知框架.     

庄惠之辩与惠施"历物十事"关系论

惠施著作的失传给后人理解他的"历物十事"带来了困难,<庄子>中的庄惠之辩提供了直接的文献资料,庄子在论辩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与"十事"颇有相通之处.因应思想、循环观念、转化意识、经验方式对惠施颇有影响.     

霍布斯鲍姆笔下的后现代思潮--读《极端的年代》

本文认为,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不能回避时代提出的问题.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这部反映20世纪世界历史的著作中分析了后现代思潮在科学、思维方式、艺术以及人们社会观念上的表现.尽管他对泛后现代主义的作法持否定态度,但他认同世界进入了与现代社会不同的后现代社会,他本人也具有后现代主义情绪.文章认为,他对19和20世纪世界历史写作的理论前提经历了从对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赞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二分法,到现代和后现代划分这样几个时期,这实际上是后现代思潮在他历史观念上的反映.但他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是与<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致的,二者都是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观阐释

汪曾祺是新时期小说语言观从工具论向本体论转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理论话语、评论话语与创作实践互相支持,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有关"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观念包含了"语言即内容"、"语言即文化"、"语言即风格"等不同认知维度.剖析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可以管窥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