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错位”探析

中国社会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化错位”现象。从表面上看,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深层次依然保持着古老而沉重的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传统生活的经验主义和人情化的文化模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是一种强大的文化障碍,影响着真正的现代性在中国社会生成。从根本上修正这种“文化错位”,才能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承接。     

当前“国学热”兴起的文化理路

当前“国学热”是指以传统文化复兴为主体内容的文化现象.其兴起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论域的转变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逐渐崛起,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逐渐解除.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引发了人文精神危机、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西文明比较等话题的讨论.这些讨论为解构近代以来制约传统文化地位的传统/现代、保守/进步、中国/西方等二元对立概念范式,扫清制约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障碍打下基础,并从不同层面导引传统文化地位的提升,为促成大众“国学热”的兴起奠定思想基础.     

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形式——“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研究

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一方面批判利维斯民粹主义的精英文化观,另一方面通过社会总体性批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历史批判和哲学批判中提炼出“文化”这一为马克思的原始文本所隐而未言的实在,把它作为重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即强调“文化是物质生产形式”,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模式以及正统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局限,阐明了文化在社会生产和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五四”精英群体的教育改造

“五四”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教育的改造,跟他们的文化选择相配合。我们知道,他们的文化选择是毫不犹豫地把西方文化作为中国社会的文化目标,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我们的社会中淘汰出去。这种文化选择后来被胡适、陈序经等人命名为“全盘西化”。     

“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涵

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来,学术界对“先进文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先进文化,红色文化当然有值得研究的必要性。本文从历史印证价值、文明传承价值、开发利用价值和经济助推价值四个方面,对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涵做了初步探讨。     

“民胞物与”思想的性质及其文化溯源——兼论“仁爱”发展的历史进程

“民胞物与”思想是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的博爱思想,其理论基础是天人一体、自然社会同构的宇宙本体论,其理论特色是理想的博爱思想与现实的宗法观念的结合兼容。从文化史考察,“民胞物与”思想来源于齐鲁文化的原始精神“仁爱”,由于仁爱思想内在方法论的作用和外在哲理化思潮的推动,最终造成了“仁爱”思想向“民胞物与”思想的发展。由此亦可知,“仁爱”中的宗法性并非全是负面的。     

“少数人文化”与大众文化批判——弗·雷·利维斯文化批评思想的基本路径

作为英国“第二波人文主义”思想家以及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雷·利维斯坚持捍卫马修·阿诺德的人生批评原则，以“文化政治学”的姿态和本土视野切入同时代英国文学与文化问题的思考。利维斯早期文化批评所建构起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之间的对立，不言而喻地将其自身纳入了威廉斯所谓的“文化与社会”传统。但必须注意的是，利维斯更加偏向于“少数人的精英文化”，尤其重视语言的中介功能和文化传承效果。此外，利维斯固然怀念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有机共同体，但他所设想的拯救文化衰退现状的出路，既不同于阿诺德的希腊化、T． S．艾略特的重返十七世纪，也不像马克思那样构想一个社会乌托邦，而是寄望于英语教学，尤其是期盼列入“伟大传统”的英国文学经典能够有助于培养现代人的感知力和判断力，继而有效应对甚嚣尘上的大众文化。在利维斯那里，文化被赋予了社会责任，但是其实现方式却必须依赖文学文化的意义维度，从这一意义上说，利维斯堪称英国文化主义思想传统与研究范式的转折点上的重要人物。     

“优胜劣汰”法则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

无论是“效率优先”抑或是“优胜劣汰”,都不适用于文化。“较低文明被较高文明所征服”、“先进文化取代落后文化”是一个哲学层面的概念,与现阶段人类社会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努力并行不悖。具体到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目前还需要采取宽容态度,给予适当保护,使其与强势的文化共同繁荣、共同发展。     

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

在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具有深厚的文化蕴含和历史积淀,它不仅在哲学理论上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且渗透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在内的一切人类的实践领域。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仍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舜文化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唯一延续 ,是华夏文明本质的表现。上古时代虞舜的思想和政治作为 ,使古代东方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以舜为主体形成的道德文化 ,主要表现在家庭人伦、为人行事、仁德政治诸方面 ,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源。在实施法治的同时加强德治 ,必须继承并发扬优秀的道德传统和民族精神 ,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与融和     

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学热”

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中全力学习西方一切先进事物的思想文化倾向相反,上世纪90年代初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倾向。人们把这样的思潮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西方文明正面临不可解脱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世界从这种危机中解脱出     

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建构性力量,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性视野、进步史观、主体观等方面高度契合,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提供了思维通道。提出“两个结合”,强调“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原创性贡献。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二个结合”是广义的历史、文化与文明观的解放,其意义在于：建立自塑的历史、文化与文明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性、结构性、建构性元素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塑造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一步树立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文明自信,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再次确立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世界地位。     

中国历史思想中的文化多样性观念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常把文化视为一个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的总和,认为其中所包含的信念、价值规范和知识体系构成该民族特有的传统。本文从另一角度,即一国文化的内部多样性和差异,以及外来文化因素在一国文化演化中的意义,对中国文化史进行了回顾。作者特别讨论了近年来海外社会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hybridity”(文化杂陈)和“hybridization”(文化交融)在中国历史思想中的体现,认为中国古典思想中的“和而不同”理念是对文明必然冲突论的反驳。     

文化资源论

作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社会存在”,文化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对于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由于“古典的古代”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所导致的感性和理性的分裂对峙,使得西方文化在两极最为发达:在感性一极,表现为体育活动;在理性一极,表现为科学活动。与之相反,由于“亚细亚的古代”进入文明社会的“早熟”形态,使得中国文化在感性和理性的两极都不发达,发达的是感性和理性之间相互交融、彼此渗透的艺术和工艺。这种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刚好使中国与西方文化形成功能上的补充关系,从而为21世纪的人类文明提供全方位的发展思路。     

从“自恋情结”中走出——新时期乡土作家文化意识漫评

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与鲁迅传统的关系最为密切,数十年来,虽几度变化,对所谓“国民性”的探索则是贯彻始终的.自七十年代末起,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多年的艰苦摸索之后,终于清醒地看到了新的文明形态——工业文化——现代化的曙光,开始大踏步地由传统文化向工业文化迈进.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心理大动荡、大调整的时期,整个民族文化心态试图从自恋情结中解脱出来.由于政治、经济的急剧变革,在东西两种文化和文明的冲撞下,一种难以名状的时代焦灼感则自然产生,乡土小说作家在当今纷繁眩目的经济改革大潮中,在工业文明和商品文化对农村冲击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失去了价值叛断的标准.在“寻根文学”作品中,新一代的青年人以其新     

20世纪中国文化的时空背景及形态分析

自晚清以来,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中国与世界的接触和交流都使得中国文化发展处于一个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交织的时间场与本土化和全球化共筑的空间场中。在这一文化生态背景下,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具体形态可以分割为“前80年”与“后20年”两个时段来进行描述。在“前80年”,革命话语充斥和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主流意识形态完成了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双重改造,三者形成了一个“文化等腰三角形”,最顶端正是“革命”背景下的主流文化,两底端分别是被主流文化改造过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后20年”,经济建设话语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其文化格局也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最顶端正是“建设”背景下的大众文化,两底端则分别是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这三个要素的分化组合几乎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变迁史。     

教育精英与现代化意识：当代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思路

当代中国的特点是发展与问题共存.究其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当下亟需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政治文化视角究其根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涵的五种政治观念:等级身份观念、人治观念、家族观念、权本位观念、臣民观念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遗存,与现代化社会的需求格格不入.这些正是当下诸多问题的深层根源之一,需要以现代化意识取而代之,亦即通过“公民规训”或规制性的制约,完成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的现代化理念转换,以期推动中国现代化社会的达成.     

山水与乡愁——生态美学与文化记忆视阈下的乡村文化情感建设

“山水”与“乡愁”作为一对不可分割的经典文化意象，构成了当代乡村文化情感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生态理念和乡村文明建设中，传统的“山水精神”得以回归，正由一种精英式的审美转为大众的家园期待，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共生”的发展观念。而“乡土”作为传统记忆文化的根本，使“山水精神”和“乡愁记忆”在情感感知上密切相连，“山水”是“乡村”的环境载体，“乡愁”是建立“乡村”的情感基础，“乡村”则是实现二者互通的现实之场。在“山水”与“乡愁”的情感建设中，不仅可以引发大众的历史回想与审美体验，还生成了独特的美学意象，“乡村”内涵也得以真正诠释，这在塑造民族家国意识与审美共感上具有重要的现实功能与启示意义。     

“以德治国”与“人心”文化理念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法”“德”并举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吸取,实现了困惑着中西方现代管理中“治身”与“治心”两方面的文化整合;充分肯定中国管理“人心”的作用,指出“人心”的人我互动具有很强的社会治理功能,并阐述“人心”理念的基本涵义、运作机制、感通法则、感应能力以及道德的作用和特征。传统文化“专利”的“人心”原理作为一种深刻的管理机制,越来越显示出其主体性的文化意义,既成为中国式管理,也成为现代人文管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     

高校投身“文化强市”的路径初探

高校坐落于城市,是城市的文化精英单位,其文化是所在城市的先进文化,对目前各个城市纷纷提出的“文化强市”战略,是必须依重的对象。因“强市”主要包括振兴城市经济、完善城市建设和扩大城市影响三个方面,故高校投身“文化强市”,首先应以高校文化提升城市文化水平,为“文化强市”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用文化来振兴城市经济、完善城市建设、扩大城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