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语境中的写作言说方式

写作是写作者对实际生活的一种“操作”。现实语境对写作的制约需要写作者的能动因应,这是一个充满机智的互动过程。     

语言的诗言说

语言的本质就是人的生存和生活行为。语言开口言说,使存在和事物获得符号的功能,这也是语言和言说的本质关系。人的存在必然指向人的生存和生活的行为,而人注定生活在看见和看不见的矛盾中。诗人站在生活的前头,用诗来言说自己的对生存和生活行为的独特感受。     

从“道言之悖”管窥道家言说方式及其哲思

“道不可道”乃道家哲思的第一悖论。“道的超验本性”“语言的局限”和“言说者的‘成心’”乃“道不可道”的三个主因。作为一种哲学史上的事实,道家以其“强为之容”的诗意言说方式,以古言今、以虚言实、以事言理、以象言意、以身言境,较有效地克服了“言尽悖”的宿命式“道意”遮蔽,填平了“道言之悖”的理论鸿沟。道家诗意言说的背后隐藏着“向道而思”的思维密码,包括基于体悟的直觉思维、基于“对反”的辩证思维和基于模拟的意象思维。     

儿童文学的言说方式及对儿童教育的启示

儿童文学言说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成人对儿童的训诫性言说;成人对儿童的想象性言说;游戏精神下儿童的自我言说.儿童文学言说方式的转变也给予当前我国儿童教育一定的启示:我们应平等看待儿童的世界,认识和尊重童年状态本身;另一方面,成人应以合适的方式指引儿童成长,促进儿童健康发展.     

论庄子言说方式的道德性问题

西方元分析伦理学把语言视为道德判断的基础,斯蒂文森把道德语言称为劝说性语言,黑尔认为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语言,他们试图从语言活动的角度,从表述方式上论证道德判断、解决伦理争执的方法。道家的庄子认为道德问题是无法通过语言进行讨论的,道德学习也不能通过言说进行,道德语言不应该是劝说性的。道德说教的包含的不道德问题是在言说中存在普遍的自负与固执己见,这是伦理争执产生的根源。道德语言也不应该是一种规定性语言。真正的道德语言是非言非默的无心之言,一方面不能从个人偏私出发,一方面不可以对已说之言固执、自负。     

从个体言说到皇权话语——先秦至汉代儒家言说方式的变迁

从先秦到汉代儒家士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在野的民间话语言说者转变为官方话语的代表.在与皇权的不对称结盟中,儒家士人让渡出言说的自主权而获取了现实的政治利益,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言说方式.     

论小说话语的两种基本的言说方式

小说语言作为一种叙事话语有两种基本的言说方式 :叙述和描写。这两种言说方式的根本差别在于 ,叙述是事件的告知 ,描写则是场景的展示。小说的叙事性质决定了叙述是起主导作用的言说方式。在某些小说中 ,描写可以占有远远超出叙述的篇幅 ,但就其叙事功能来说总是辅助性的。描写从表面上看是叙述的中断 ,但事实上描写是叙述的中介、过渡 ,或者说就是叙述的一个异在的组成部分 ,其叙事功能集中到一点就是在小说里造成一种图式化的画面感和身临其境的幻觉。     

社会主义论题的言说方式与基本定位

言说方式决定着对象的呈现方式。如何抓住现代社会的本质条件从而激活社会主义论题的现实性讨论,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技术化的社会存在及其所带来的困境,是现代社会正面临的核心议题之一。社会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在面对此困境时不仅不应缺席,而且应该发挥更为基础性的作用。社会主义论题的展开只有深植于现有的社会条件,并在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框架中得到具体的论证,才能确保其现实性和实践性:面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危机的隐退,借助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形式分析方法能够从根本上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历史性及其社会主义替代性方案;面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强功利主义趋势及其社会困境,社会主义及其共同体属性恰好展现出矫正这种趋势与困境的基本立场与原则;面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资本主义价值创造的危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式微,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出场提供现实条件。     

诗的言说结构探析

诗是各种文学文本形式中最早出现也是最早趋于成绩的文本模式,一个没有诗的民族是无法想象的。诗与其它语言艺术最大的区别,即是其形式。本文从诗的整体出发,探析诗的言说结构的独特性。对常规语言的变形与超越;生命意识与物的化合;反讽等均构成诗语的独异性。诗情,诗味,诗韵,也就是弥散于这新异的言说结构之中。     

论唐代小说的诗化现象

唐代是一个崇尚诗歌的时代。受这种崇诗风尚的感染,唐代小说呈现出一种诗化特征。唐代小说的诗化特征首先表现为小说文本形式中大量插有诗歌,其次表现为小说追求诗的情韵,表现诗的意境。前者是外在的,后者是内在的,两者相辅相成。     

冰心小说的诗化特征

冰心小说不以曲折的情节见长,也没有激烈的冲突渲染,而是侧重抒发其对生活的主观感受,结构单纯,清隽简劲,不落俗套,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表现出与传统小说相去甚远的“五四”以来新小说的诗化特点。因此,其也被称之为“诗人的小说”。     

儒家“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探析

中国哲学史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既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话语盲说方武和学术研究范式,也是贯穿中国哲学始终的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研究范式.它作为一种以"经"或"经典"为依托,以"义"为核心,"借事明义",发挥其中"微言大义"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范式,既是一种经典诠释的方式和方法,也是一种学术传承和理论创新的实现形式.尽管其中既包含着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又包含着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然而,它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历千年而不衰,自然有其合理的内核,如果剥去它政治伦理的外衣,祛除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的芜杂,经过现代转化应当成为我们构建属于自己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体意识、民族气派、民族语言、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的话语言说方式的重要资源.     

试论贺铸词的“诗化”特色

从音律方面看 ,贺铸不仅能为豪放而不隳音乐声韵 ,而且是使“镣铐”成为道具的出色舞者 ;从抒情方式看 ,他更加注重词之传统的审美特征 :或汲取楚骚遗韵 ,以比兴、寄托的方式抒写郁结在心的难平悲愤 ;或刚柔相济 ,以健笔抒写柔情。这种诗化特色表明了贺铸词体观念的转变     

论废名小说情感表现的诗性内涵

诗的言说和思的言说是废名小说的抒情策略。诗的言说是将复杂的情感外射到物象,使之客观化为诗的意象,在小说中显明呈现;而思的言说则是将情感从物中抽回并幽闭于人物内心深处,在人物的沉思中隐约呈现。这两种策略突破了传统的抒情方式,使抒情由传达而转为体悟,召唤读者从人物的情感世界进入他们的精神存在,去感悟那无边的寂静的诗意。     

诗化小说与小说诗化--中国现代小说的一种文体观照

在现代文学史上,诗化小说的存在是一种事实.它代表了抒情小说的实绩,与写实类小说互补互促,推动了现代小说的发展.诗化小说反映生活更自由,强化了小说的美感,推动了小说文体的变革.它的不足主要在于,小说的质的规定性往往被化掉,作品人物形象性格比较单一.     

陈映真小说文本中的死亡言说

死亡意识是陈映真审美创作中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意结 ,它以复杂多元的形态在小说文本中“诗意”地凸现出来。死亡意识的言说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审美模式 ,即作家笔下的人物角色走入“死亡”王国的心路历程都重复着“追求·希望→苦闷·失落→负罪·绝望→堕落·死亡”的轨迹图式。死亡意识的成因 ,一方面是受存在主义的严重影响 ,另一方面是与作家的两次死别经验有关。     

试论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诗化语言观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语言观是诗化语言观,它表现在三个方面:从本体论上,认为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上,以境域式的显示关系代替了线式的揭示关系;从对语言诗化本性的思考和表述上,采用文学化的思维和表达策略。海德格尔的诗化语言观是对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在语言问题上的延伸,即扬弃主流语言哲学传统的主体性的理性主义语言观,建构一个非主体性的诗化语言观——这在西方20世纪诗化语言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诗化

汪曾祺致力于小说文体的革新,他的小说在文体上融入了诗的因素,由此相应地带来小说语言的诗化。其表现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以密集的意象扩大审美空间;二、讲究文字的组合,从“关系”中产生意味;三、在语境中变异和增殖;四、省略语句,创设“空白”,增加诗意空间;五、语言富有音韵美、节奏感。这些都使他的小说语言具有了诗的神韵,从故事的附庸和载体变成了读者的欣赏对象,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论北宋后期词的诗化形态

北宋前期词,多数作品仍然没有脱离流行歌曲的歌词的类型化、感官化、设想化的形态,词中还较少看到词人真实的、独特的自我感受、个体的胸襟怀抱、人生体验和精神气质的抒发。词至北宋后期,词的抒情内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超越了作为流行歌曲歌词的层次,而具有了个性化、心灵化、真实化的品格,呈现出诗化的形态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