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面"清谈"——谢灵运山水诗之本质论

谢灵运的山水诗是谢氏家族清谈的书面体现,谢氏清谈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把清谈的务虚之风与务实抒怀有机结合,二是在清谈中重视语言的辞彩,注意语言音韵的流畅谐美。在家风濡染下,谢灵运抛弃了纯粹的空谈析理,而是借助于山水形象媚道,从而导致富有理趣、注重辞彩的山水诗的涌现,无心插柳般地完成了中国诗歌史的转关任务。     

庄子与魏晋清谈及品题

魏晋清谈的几个重要品题都与庄子哲学相关.庄子思想也借助清谈而广为传布.这不仅是对于玄学,进而对文学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一是加深了文人对言、意及性、情等的理性认识;二是启迪文人的创作思维,促进了魏晋文人的“自觉”.     

给魏晋清谈以公正的评价——《世说新语》解读之一

魏晋清谈是魏晋时代士族读书人， 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 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是当时文化人生命价值的体现。应该给予历史的公正的评价， 而不应盲目否定， 一概贬斥     

玄学清谈与山水清音——魏晋文章之思想与艺术探源

由于对自身审美意识的充分自觉,魏晋时代的文学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取得了高度的成就。魏晋文章以析理绵密见长,得益于其时盛行的玄学清谈风气;其辞藻之清雅优美,则得力于“江山之助”。可以说,以论理辩难为主要内容的玄学清谈使魏晋文章显得犀利明快、攻守有余,而士人们对于山水清音的重新体味与由衷叹赏,也赋予了其时文学清新自然的审美特色。     

魏晋清谈之风对女性的影响

汉末至魏晋时期,名教危机极其严重,学术由最初对儒学的顶礼膜拜转向对老庄思想的遵从,形成一股弥漫整个魏晋的谈玄论道的清谈风气。在这股清谈风气影响下,处于闺阁中的女性们纷纷任情而动,率性而行,做出一些与封建礼教要求不合的行为来。她们或尊重人物个性、性情,崇尚人物之超脱、风流;或喜好通辩能言,讲求逻辑思辨的清谈方式;或品藻、鉴赏人物,注重人物的精神天才;或率性而行、任情放达、不拘礼法轨仪;或追求精神超脱、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展现出魏晋时期妇教衰败、儒学不振的社会状况和魏晋玄学对当时女性的影响。     

魏晋清谈兴起的原因

作为一种文化风尚，魏晋清谈之兴起，有其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等多方面的原因，大致说来。约有以下数端：其一，魏晋之际，政治险恶，各政治集团的争斗日趋激烈。士人稍有不慎，极易招来杀身之祸。故士人由原先的弹劾朝政转而口吐玄言，东汉末年的清议也由此转为清谈。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公共传播视域下的“魏晋清谈”及其当代遗思

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特殊文化生态,魏晋清谈虽然与现代意义的公共传播有所差异,却具有古典公共传播色彩。在魏晋清谈的公共传播机制探讨中,可以发现:其传播主体集中于士大夫阶层,重视技术的传播策略建立在独立话语开展基础之上,并且,清谈活动通过以公共话题为介质,拓展了自身传播空间。讨论魏晋清谈,亦能从侧面窥视中国古代公共传播的整体面貌。     

玄言诗的产生、发展和流变——读《支遁诗文译释》（代跋）

玄言诗虽然产生于正始时期,却经过了西晋时的寂寞。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是玄言诗发展的内在动因;东晋高层决策者的倡导、爱好是玄言诗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佛教的传入、佛教般若学对东晋玄学的渗透等都与东晋玄言诗的发展大有关系。以体悟玄理（包涵老庄玄学和佛学理论）、剖析玄学义理为宗旨的魏晋玄言诗,却并不都“淡乎寡味”;后来的诗人将吟诵山水引入玄言诗中,从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最终发展成为全新的山水诗。     

魏晋清谈与《世说新语》的语言特征

《世说新语》的语言对后世作品颇有影响，明人吴瑞征曾有详论，本文从《世说新语》的语言特征及其所受影响等几个方面，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清谈的语言艺术。     

东晋玄言诗风衰歇的文化考察--以谢混、殷仲文为中心

玄学清谈文化的盛行是东亚玄言诗风形成的主要原因，而时至东晋末。由于门阀政治趋于衰落，造成士族文人心态的微妙变化。从而导致其文化崇尚的改变。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影响，致使“淡乎寡味”，“辞意夷泰”之玄言诗风呈现出衰歇之势，造就了谢混，殷仲文承先启后的诗坛地位。     

山水方滋 玄言未退——论王弼的《周易》研究对魏晋六朝山水诗勃兴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王弼的《周易略例》及“述易之大衍”等易学研究成果分析,立论以为王弼之《周易》研究的旨趣、方法,尤其是他所完成的在“在人的自觉”背景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沟通、对话等是构成晋朝间山水诗勃兴的哲学基础,或云为晋宋间山水诗的勃兴提供了审美的旨趣与方法。由此展开了对《文心雕龙》之命题“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深刻反思     

儒家山水自然观与魏晋山水诗的演进

儒家山水自然观偏重阐释人化自然的伦理道德意蕴,包含三个层次：一、将自然山水人格化、道德化,在观山临水过程中体味人生智慧与从政技巧;二、将自然山水作为儒家自我精神独立的象征,赋予其永恒不竭、奋发自强及遁世无闷的超功利的内涵;三、在对山水自然的文学化表现过程中,多将山水意象作为寄寓兴谕的媒介。这三方面均在魏晋诗坛得到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论认识上出现从阮籍、嵇康的＂旧自然说＂到陶渊明＂新自然说＂的嬗变,在诗歌创作方面则逐步弱化山水意象的兴谕功能,逐渐将其作为独立的审美客体来观照,为晋宋之际山水诗的成熟、定型奠定了基础。     

魏晋清谈与《世说新语》的语言特征(续)

《世说新语》的语言对后世作品颇有影响，明人吴瑞征曾有洋论，本文从《世说新语》的语言特征及其所受影响等几个方面，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清谈的语言艺术。     

魏晋棋文化探寻——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考察

围棋是传统四艺之一,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格。魏晋时期棋风大倡,通过考察《世说新语》中保存的大量史料,可以了解当时的围棋观念、棋技、棋品、棋风的发展情况。魏晋棋文化表现出重道与重艺的倾向,这与魏晋风度有极大的关系。     

齐物养生，与道逍遥——魏晋游仙诗与玄学

“美的艺术对于了解哲理和宗教往往是一个钥匙,而且对于许多民族来说,是唯一的钥匙。”魏晋时期,各种诗体纷呈,游仙诗亦于此时大盛,这与当时的时代思潮——玄学密切相关。本文拟就魏晋游仙诗与玄学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魏晋"文学自觉"与文学场域的形成

文学产生虽然很早,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场域却是魏晋才形成的,这是"文学自觉"的深层内涵.文学场域是在整个文化场域的矛盾运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学中蕴含的权力因素使统治者依靠不断走向自主性的文学去夺取文化权力,文学场域在整个文化场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魏晋文学史的原生态视角——以《世说新语》与魏晋文学的关联性研究为例

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尴尬:"史"的序列性、规定性解释系统反过来会破坏作品原初存在的"活性"成分.为此,研究时不得不用"原生态"的理论来回溯作品的历史情境,以期减少必定存在的文学性的散失.《世说新语》之与魏晋文学研究,恰是一个难得的"原生态"视角.这个视角对于考查魏晋文学的重情色彩、玄言诗在东晋的繁荣、山水诗歌的萌动等文学现象都有启示意义.把上述文学现象置入《世说新语》所提供的"原生态"环境中,或能加深对魏晋文学演进的整体理解.     

内迁与整合——魏晋时期入迁河西地区移民的历史考察

河西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往的咽喉要道,也是多民族汇聚的地方。自汉代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之后,大量其他地区的居民入迁河西地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河西地区政治局面相对稳定,加之政治、经济及其他原因,不断地有人迁入河西地区定居。大量移民的入迁,致使这一地区的民族结构和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对河西地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