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自觉与独立 --兼谈艾略特、奥登对穆旦诗歌的影响

九叶诗人穆旦,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独特的思考与探索.穆旦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和奥登的诗歌创作原则,同时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进行反思,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确立了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相统一的诗歌观念.在语言的运用上,追求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在诗歌艺术上,通过智性化抒情,使现代生活与哲理思索叠印在一起,在艺术与现实间求得平衡,为中国新诗的成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式.     

论穆旦诗歌翻译对其后期创作的影响

该文从诗歌主题、意象以及形式、技巧与风格等方面对穆旦前后期创作进行比较,从而揭示穆旦诗歌翻译对其后期创作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之上,说明外国诗歌翻译是影响中国新诗发展变化的巨大内驱力.     

穆旦与奥登：历史追问与现实反思——兼与江弱水先生商榷

江弱水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的《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指出穆旦诗歌是对奥登诗歌的移译，而非中国性这一特征造成了穆旦诗歌的失败。而文本从选择奥登的原因、伪奥登风的消解、穆旦诗歌中的“非中国性”追问、传统与现代的反思等四个方面探讨和重新考察穆旦诗歌与奥登的关联，进而认为穆旦诗歌的特质与奥登并非密切相关。     

重估、深化、再出发——2016年中国现代诗歌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2016年现代诗歌研究依然呈现出充满活力的态势。流派群体研究以对早期象征派、1930年代现代派、七月诗派和西南联大诗群、现代金陵诗人群研究的成果为主要收获;个体诗人研究层面,李金发、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和穆旦等现代诗歌史上关键诗人的研究凭借新视角切入和新材料发掘,潜在的诗学品格得以重视、重估;新诗形式研究与现代汉语的联袂,深入至标点、分行、隐喻、格律等诗歌肌理,代表着近年新诗形式本体研究走向更精细化发展的趋势。在现代诗接受研究领域,陈仲义的现代诗接受研究是2016年度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从“九叶”成员到“脱颖而出” ——1979—1993年穆旦诗歌接受史

作为新诗史上的经典诗人,穆旦在新时期被“重新发现”的现象与时代语境的变迁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初,在政治因素、传统诗歌观念、读者接受理念等多重因素的囿限之下,穆旦诗歌的个体性与现代性价值遭到抑制和遮蔽,穆旦诗歌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艰难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文学语境的变换与文学研究观念的转型,穆旦现代主义诗歌的价值和地位逐渐得到学界的接受与认可,其本人也从“九叶派”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诗人。     

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2019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

在2019年的中国新诗研究中,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被集中建构出来。一方面,研究者在新诗史写作中重视"问题意识",大多以新诗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诗学问题"为导向,在呈现问题之复杂性的同时,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照。另一方面,研究者在诸种诗学问题的探究中自觉运用了"新诗史"的理论视野,具体表现在对固有新诗史叙述的反驳、诗学现象的探察,以及新诗的形式建构、新诗史讲述的"片论"方式等层面。此外,本年度的新诗研究还在挖掘新诗史料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触碰了新诗"历史化"研究的议题。     

时空维度的戏剧化探索——论穆旦1940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

1940年代中期,袁可嘉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观点,并称穆旦为"最彻底"的新诗现代化的追求者。从袁可嘉的诗歌理论入手,可讨论穆旦1940年代诗歌的现代主义追求。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建立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文学相一致的非线性时间观上,可谓在新诗创作中追求一种"戏剧性综合"(drama-tic synthesis),而穆旦的诗歌则充分体现了他在时间与空间维度进行诗歌戏剧化探索的努力。在穆旦的诗歌中,"戏剧性综合"首先表现在他对于诗歌结构以及情感的戏剧化表现的追求,使得诗歌呈现一种多层次的表现方式,也可以说是让诗歌获得了一种"空间形式"。以艾略特的《荒原》作为参照,可进一步讨论穆旦诗作中对于个人内心世界、心理空间的探索。在时间维度上,穆旦诗歌的戏剧性追求还表现在其颠覆线性时间观的历史反思上。穆旦有循环性的历史观,但抱着如尼采所推崇的"爱命运"之肯定的人生态度,穆旦在诗中表现出对"被围"命运的肯定以及对于冲出重围的决心。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力作——《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评介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是李维武教授近年来从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致思理路。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除了运用逻辑的方法以外，还更应该重视历史的方法。所谓逻辑的方法，重视的是哲学自身的内容和线索，着重对哲学思想的内在演变进行考察；所谓历史的方法，强调的是哲学思想的具体的历史生成与演进，着重从哲学思想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上对哲学史进行考察。如果说，李维武教授于15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对哲学史研究的逻辑的方法的最好诠释的话，那么，他的新著《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则是对哲学史研究的历史的方法的成功尝试。     

天鹅的绝唱——论穆旦“文革”后期的诗作

穆旦诗歌的价值近年来已为人们所认识,但他在“文革”后期的诗作似乎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这些诗歌应是穆旦最重要的诗作之一,它以个体的悲剧性生存为起点审视时代的荒谬,从对“文革”浩劫的反思中生发出强烈的觉醒意识,进而导向对人的命运与尊严的关注,展示了博大庄严的人性内涵。它们不仅是穆旦留给人们的“天鹅之歌”,而且是20世纪中国诗歌最为珍贵的瑰宝。     

走近"被冷落的缪斯"——吴兴华新诗研究评析

早在抗战前期,吴兴华诗就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随后由大陆至香港、台湾,引起了很大反响。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对吴诗文本的细读与历史探因,将吴兴华诗歌研究的"明朗声音"又以回忆录与文本研究的方式重新传达出来。新世纪对吴诗由文本深入到内质、由形式探悉到核心的纯文本研究方式也有一定的进展。     

2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英译与传播研究

梳理并论述20世纪三个不同时期中国现代诗歌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情况.1936-1949年间,新诗译介刚刚起步,大多是一时一地的产物,主要由英国学者承担,在英国出版.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是新诗译介的发展阶段,翻译重镇已由英国转为美国.此外,台湾的现代诗歌翻译蓬勃兴起;以诗人为重点的个案翻译与研究初露端倪;自译诗集开始出现.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诗歌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也更加广泛与深入.     

试论哥萨克史学在中国的研究

俄罗斯哥萨克是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自20世纪末,国内外学者关于哥萨克史学的研究不断加强和深入。通过分析中国学者关于哥萨克史学研究的成果,本文认为,中国学者关于哥萨克史学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在研究之初,中国学者以翻译关于哥萨克的著作、文献资料为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始了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其中以学术论文为主;关于哥萨克史学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不够系统、深入,有待进一步研究。     

论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动因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研究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动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研究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动因,在国内外有多种取向和模式。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依然是我们解读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动因的根本理论。这一理论说明了推动社会发展与变革的根本动力是经济的变革,政治变革活动、思想理论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现代白话文与中国新诗之发生——《新青年》杂志与白话文学暨新诗诞生之关系

《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在中国新诗,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和永久性的意义。《新青年》用白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为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产生及其被接受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创作文本的示范。胡适与陈独秀关于文学革命的对话也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呼声。自《新青年》杂志陆续刊出新诗作品开始,还产生了"五四"以来中国新诗拥有的以审美、抒情、哲理三者相结合为抒情或叙事特性的艺术传统。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用诸多优秀的作品,向新诗历史和新诗读者们预言,五四时代的诗人们如何用探索实践完成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新诗从萌芽逐渐走向诗性美与人性美结合并渐趋成熟这样一份沉重而光荣的使命。     

新诗散文化:诗歌文体演变的历史选择

中国文学行进到21世纪之际,遭遇了文化转型带来的重大挑战.电子传媒的便捷性与文化消费的多元化,改变了传统的文学书写与文学消费的程式.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带给文学文体的变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驳杂,怪异多端.以风雅名世的中国诗歌,也无力再续昔日的辉煌.当我们在回望古代文学或传统文化的辉煌成就时,偏偏多对新诗抱有责难,这是因为我们的古老文学曾经骄傲于世的只有诗歌,在诗文并提的正宗文学传统里,散文是一个宽泛扩大的概念,小说戏剧的地位只是到了现代才被认可.这样对照一看,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戏剧就少了许多优秀深厚之传统的对比压力,唯独新诗的每一步改革,都笼罩在古老诗歌的辉煌历史之中.一方面传统是新文学发展的宝贵资源,另一方面它又是新文学变革的强大阻力.当代新诗面临的处境,又多了一份复兴国学与传统文化思潮回望历史辉煌之际的抱怨与责难.     

历史“时感”中的“希望”与“控诉”——论1945—1948年间穆旦诗歌创作的精神指向与矛盾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穆旦的诗歌创作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高峰。但此后不久,诗人却停滞了诗歌写作一年多,专注办报,直至1947年初再次提笔,写作《时感四首》并开始又一段较集中的创作。就书写内容来看,穆旦在这几年间的写作大多可用"时感"来概括,但却并不仅仅是与某一具体时段的社会历史现实相关,也与其对战争的回忆及对"战后"的想象相关。从抗战胜利到国共内战,从在"大后方"祈盼新生活的"小职员"到北返、去沈阳创办《新报》、再到1947年重新提笔时,诗人的"时感"中大约怀有了这样一种焦虑和质疑:历史是否在循环?当抗战胜利前后诗歌创作中表达的对未来祈盼部分落空,"战后"中国又回到"战时",穆旦在此时不断生发的"希望"与"控诉"之间既构成了一种矛盾,也构成了战时中国新诗作者一种深刻的、源于经验自省和历史思考的痛苦声音。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从特有的逻辑观和逻辑史观出发,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颇具特色的:涉及了与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相关的各种因素;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推理理论的特点,并对之进行了历史性分析。汪奠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初中国逻辑史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结果,但他的单纯历史分析方法、特殊的逻辑观和特殊的逻辑史观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反思,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新诗格律化的诱惑与限度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以自由诗为主流,但格律化的创作时起时伏,也从未真正中断,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还分别形成了两个关于新诗格律化的讨论高潮. 20年代新月派倡导的格律化运动是新诗格律化的第一次尝试.当时不加限制的口语化创作充斥诗坛,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一文强调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提出以格式、音尺、平仄、韵脚来作为诗歌格律的基本衡量尺度.除听觉方面的格律外,他还特别强调视觉方面的格律,即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突出音乐美以外的建筑美,试图为新诗发展确立严密的规范.[1]     

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面对问题的勇气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在许许多多公共行政家的不懈努力之下,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非常有必要对学科的研究现状进行反思,找出问题和不足,寻求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发展路径。本期专题研讨希冀探究这些问题,以期推动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思考。     

公共政策研究的政策网络分析视角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在许许多多公共行政家的不懈努力之下,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非常有必要对学科的研究现状进行反思,找出问题和不足,寻求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发展路径。本期专题研讨希冀探究这些问题,以期推动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