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称“大虫”的原因

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修订本)585页说:“除了避讳之外,其他的忌讳,也可能引起事物名称的改变。古人忌虎,所以称‘虎’为‘大虫’”。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们不妨先从“大虫”一词的来源说起:在上古的时候,“虫”字曾经一度扩大到动物的总称。《山海经·大荒北经》:“有虫,兽身蛇首,名曰琴虫。”《庄子·应帝王》:“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而曾二虫之无知。”《韩非子·说难》:“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吕氏春秋·本(?)》:“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大戴礼·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鳞;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论衡·自纪篇》:“人亦虫物,生死一时。”人们最初对“虎”的认识并不一致,《战国策·秦策》:“虎者,戾虫”。《论衡·遭虎篇》:“夫虎,毛虫”。可见是从不同的角度定性的。     

壮士断臂 英雄本色——评北大英语系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置

最早发现并撰文批评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艾略特———不灭的诗魂》(柳鸣九主编:《荣登诺贝尔奖台的巨人》丛书之一)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抄袭之作”的,是现在美国新泽西州留学的钟山虎先生。从其文末注明的时间看,该文写成于2004年1月1日(元旦)。感谢互联网革命所带来的信息传播的便利,这篇文章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即由学术批评网发布(2004年1月2日),后来又刊布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按照钟山虎先生的自我介绍:“我是国内英语专业毕业,现是身在美国千千万万普通留学生中的一个。虽然迫于生…     

渤海纪年订补

我国史学界,对渤海纪年的研究,是有很大成绩和贡献的,先后编制出多种渤海纪年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金毓黻先生《渤海国志长编》中的渤海《年表》。近两年出版的方诗铭编《中国历史纪年表》,陆峻岭、林幹合编的《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关于渤海的纪年,几乎同金先生所编渤海年表完全一样,只是根据《贞惠公主墓志》,对大钦茂的纪年,增加了“宝历”的年号。这些年表,由于史料缺乏,难免判断失误,致使与史实不符。     

楚辞“乱曰”义释

一近年来,出土了一批蔡国铜器,铭文上有一个“■”字,很难弄清楚。经过许多古文字学家的努力,较多的同志认为:这是一个“(?)”字,是“(?)”的繁体,“吕”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较多同志认为:是蔡昭侯的名。蔡昭侯名“申”,那么,“(?)”就是“申”了。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写了《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指出:“(?)”与“申”,古声近通用。另一个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略持异议,他在《蔡器三记》里说:“小篆之卵与申字形近易混,《蔡世家》昭侯名申,当是卵字之误。《番生(?)》的‘朱(?)’,《毛公鼎》作‘朱(?)’,即此字。”《说文》云:“亂,从(?),(?)亦声。”亂,《集韵》、《韵会》、《正韵》并云:“卢玩切。”而卵呢?《唐韵》云:“卢管切。”二字声本同。陈先生之说,正好进一步证明     

《辞海》正误一例

《辞海》(修订本)沃沮条云:“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败满孙右渠后,在沃沮国地置玄菟郡。”这段文字中,有两处有误。其一,“满孙右渠”应是“卫满之孙卫右渠”之意,《辞海》误将“满孙右渠”作为一人之名。卫满,燕人,西汉初乘燕王卢绾亡入匈奴之机,率千余人奔朝鲜,被立为朝鲜王。事见《史记》卷115《朝鲜列传》,《汉     

"儒墨"连及与墨家消亡的时间

墨家消亡的时间,清末学者孙诒让认为:“墨氏之学亡于秦季”,“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 而墨竟绝”。此后,学界大抵遵信孙说。如章太炎先生《訄书·儒墨》:“钜子之传,至秦汉间而斩。胡适先生也说:“到司马迁作《史记》时……墨学早已消灭。”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系青年时作

周本淳先生《元好问〈论诗绝句〉非青年之作》(《江海学刊》1989年第4期)认为元好问《论诗绝句》“绝非青年之作”。主要理由有四:(1)“丁丑岁三乡作”之说源于清人施国祁的《元遗山诗集笺注》及所附《年谱》,“今日选这组诗的人,都以施说为依据”;(2)第一首之以“疏凿手”自任,“很难说是青年诗人的‘自信’”,     

丘园《虎囊弹》是否仅存“山门”一出?

在昆曲传统剧目中 ,《山门》是一出相当流行的折子戏。它出自清初剧作家丘园的传奇《虎囊弹》。自清末以来 ,戏曲研究者几乎都认为《虎囊弹》全本无传 ,仅存一出。据考证 ,《虎囊弹》全本虽已失传 ,却也并非只有一出“山门”留存 ,共有两出“寄生”在残本《忠义璇图》中 ,如果把作过增改的“旧有”单出算上 ,就共有六出来自《虎囊弹》。     

小兽伏虎故事的域外来源及异国情调

清代小说屡述小兽驱虎、杀虎的故事。唐宋元明人笔下已写到小兽食虎,以假虎烘衬真虎之威,往往以“大兽”(虎豹熊象)为参照,突出小兽(狮子)的某种独特之处。值得关注的不是古已有之,而是母题所昭示的那缕缕引人入胜的“异国风光”。远国贡兽,被认为是外夷借此向中原示威挑战,明代则被表现为向中原王朝称服。《聊斋志异》以此突出“虎”在“小兽”面前的懦弱,是蒲松龄民族意识的曲折表现。     

魏周府兵组织系统与赐姓之关系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云: 魏恭帝元年……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 一般据此认为,赐姓与魏周府兵组织系统密切相关。而魏周府兵组织系统,据《周书》卷一六传论: (柱国大将军)自大统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总百揆,督中外军。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闱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十二大将军又各统开府二人,每一开府领一军兵,是为二十四军。 分六军——十二军——二十四军三级序列,那么,“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的规定,是以哪一级作为军人姓氏的依据呢?陈寅恪先生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说: 西魏废帝元年即李虎卒后之次年,达奚武以攻取汉中之功应继虎之后任为柱国,而 武让于元子孝也。……元子孝为虚位柱国,既不统军,而实领李虎旧部者当为宇文泰亲信之人。《周书》二○《阎庆传》(《北史》六一《阎庆传》同)云:“赐姓大野氏。晋公护母,庆之姑也”。依西魏赐姓之制,统军之将帅与所统军人同受一姓。庆与李虎同姓大野氏,虎之年位俱高于庆,则庆当是虎之部下,庆与宇文氏又有戚谊,或者虎卒之后,黑獭即以柱国虚位畀元子孝,而以己之亲信资位较卑若阎庆者代领其军欤?此无确     

论《史记》的基本特征——兼论鲁迅对《史记》的评价

现代研究《史记》的人都爱引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笔者认为它高度概括了《史记》的基本特征和司马迁的著书态度。细论之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发愤之作; (二)《史记》是“谬于儒术”的异端之学; (三)《史记》是效法孔子作《春秋》,即通过著书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著作;     

“闻鹧鸪”新解

辛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山深闻鹧鸪”句,异解颇多.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释此句曰:“‘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近人邓广铭先生反驳说:“所谓‘山深闻鹧鸪’者,盖深虑自身恢复之志未必即得遂行,非谓恢复之事决行不得也。”(转引自刘逸生《宋词小札》)刘逸生先生则认为:邓先生的解释“这自然比罗大经的解释合理,但个人以为这些鹧鸪之声应该是指投降派的叫嚷。因为这更近于作者写此词时的心情。”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解

《论语·八佾》第五章 :“子曰 :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无也。”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年版 ,第2 4页 )训为 :“文化落后的国家虽然有君主 ,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哩。”又引杨树达《论语疏证》 :“夷狄还有贤明之君 ,不像中原诸国却没有。”认为“说亦可通”。但在特定语言环境中 ,言语形式所传达的内容是惟一的 ,不能有两可的意义。如果换一个角度 ,依据文言语法及其语境 ,问题似可迎刃而解。笔者不揣浅陋 ,以就正于方家。杨树达先生的训释源于朱熹《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 6 2页 )引程子之说 ,但《论语》各篇多有…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三则商榷

《论语.为政》“父母唯其疾之忧”之“其”历来有指父母和指儿女两种说法,该文认为,“其”指父母,符合原意,而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翻译“其”指儿女;《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解为责求,于义为长,而《论语译注》把“求”解释为“要求”,有不准确之嫌;《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易”与“奢”对文义近,是“盛”(盛大)的意思,而《论语译注》解为“仪文周到”,既缺乏根据,又不妥当。     

“关关”新解

《诗经》《关睢》开篇首句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句中的“关关”,传统的看法都认为是“水鸟的鸣叫声”,象朱熹释作“雌雄相应之和声也”(见《诗经集传》),余寇英先生释作“雎鸠鸣声”(见《诗经选》),高亨先生释作“鸟鸣声”(见《诗经今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我以为以上说法似有不妥。     

渤海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

渤海国从六九八年大祚荣建国到九二六年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亡为止,共历二百二十九年。它接受高度发展的唐朝文化之后,生产和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被誉为“海东盛国”。它的版图之广大,生产和文化之发展,在唐之前的东北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渤海国不仅在东北历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应占有重要地位。渤海国的创始人,各种史书记载不甚一致。《旧唐书·渤海传》记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粟末靺鞨,始附高丽,姓大氏”。由此可见,大祚荣是附属于高句丽的靺鞨人,即“高丽别种”,而这个“别种”就是高句丽统治下的靺鞨人。《新唐书》记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渤海国是靺鞨人建立的国家。粟末即松花江。“附高丽者”,亦即臣属于     

楚墓出土虎座飞鸟初释

江陵楚墓里出土不少虎座飞鸟。它们均为木胎雕成,基本形态为一展翅飞鸟立于一虎座之上,在鸟背上还插一对鹿角(见封四图片),有的鸟背上朱绘羽毛纹,虎身上朱绘云纹。随县曾侯乙墓里东室主棺旁出土了一件青铜铸造的立鹤,头插鹿角,昂首伫立,展翅作轻拍状(见题头插图)。这与楚墓所出虎座飞鸟,应基本上是属同一类性质的东西。这种文物,我认为就是古代的风神,名称叫飞廉。文献上关于飞廉有不少记载:《广雅》:“风伯渭之飞廉”。《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飞廉,风伯也。”根据这些记载,飞廉就是风神或称风伯。不过,文献中对于风神又有两种说法:一说应为兽;一说应为鸟。其说为兽者有,《周易》卷一:“云从龙,风     

《吴越春秋选译》指正一则

《吴越春秋选译》是刘玉才先生译注、倪其心先生审阅的一本书 ,由巴蜀书社在 1991年出版 ,为该社“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之一 ,及“国家教委古籍整理‘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书第三页第二段有这样一段话 :《吴越春秋》过去一直被列入杂史类 ,清代修《四库全书》 ,认为此书“近小说家言 ,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 ,才归入小说类。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在其卷六六之史部载记类可以见到纪昀对《吴越春秋》的叙录 ,其中有如下的语句 :“其中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时加于巳 ,范蠡占戊寅之日、时加日出 ,有‘蛇’、‘青龙’之语 ;文种占…     

从《旧唐书·渤海传》中“别种”的提法看渤海王族族属关系

渤海在我国少数民族建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同契丹建立的辽,女真建立的金,以及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一样,都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族属关系,不仅反映了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直到满族这一族系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同时也揭示了他们与汉、契丹、扶余、高句丽等族的相互关系。《旧唐书·渤海传》中记载的“别种”就是反映这一关系的一个侧面。 有人认为,在渤海族属问题上,我国各类文献记载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集中反映在《旧唐书》与《新唐书》对创建渤海政权的大氏是“高丽别种”还是“靺鞨人”上。而我认为,这种提法的本身与两唐书的记载就是一种矛盾。因为《旧唐书·渤海传》“别种”是指大祚荣本人;而《新唐书》是指大氏,两者对象不同,无法相比。事实上,《旧唐书》     

帛《易》初探

<正> 一《文物》1984年第8期刊载了关于马王堆帛书《易经》的部分材料,并附有张政烺先生《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先生《帛书‘周易’》两篇专论帛《易》的文章。帛《易》的出土,向人们展示了一连串新迷:它有着一种与今《易》很不相同的卦序排列。同时,帛本《系辞》没有“大衍之数五十”这一章,今本《说卦》之“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亦与帛本《系辞》所记很不一样。且卦名,卦辞,爻辞也颇多不同之处。关于这些问题,特别是卦序排列问题,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于豪亮先生认为:“汉石经,《周易集解》和通行本,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相同,帛书却与之全然不同,因此,帛书本显然是另一系统的本子。”“帛书可称为别本《周易》,它的卦序简单,可能是较早的本子,从字体看,抄书的时代应在汉文帝初年。”(《帛书‘周易’》) 张政烺先生则以为:“汉唐石经和通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