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解构

建国后三十年 (主要是前十七年 )的中国文学的艺术发展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实际就是中国现代作家用纯粹政治感性和主观战斗精神 ,去创造光荣与梦想的心灵发展史。新时期文学在现代人文意识重新复苏之后 ,便以深刻的理性思维与强烈的批判精神 ,全面解构了这三十年文学的政治理想主义。新时期作家不仅“反思”了“左”的政治为现代中国人心灵所造成的巨大“伤痕” ,同时还将这种“反思”引入到了文化“寻根”的思想高度 ,进而艺术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新时期文学正是以它莫大的叛逆勇气和悲剧意识 ,在“反省”与“解构”的艺术实践过程中 ,营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历史辉煌     

在历史与非历史之间——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断想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已经开始入史,但中国现代文学治史者仍有许多困惑,诸如研究对象的称谓——概念问题、研究单元的界定——分期问题、研究对象的性质——现代性问题等,至今无法廓清。梳理学界有关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的论争,对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反思,已是我们面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当务之急。在对研究现象综述与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一个以“五四”文学为内核的文化场的设想,以期在文学本位上解决上述部分问题。     

重构现代中国学术方法——杨义教授访谈

○杨老师,从19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构时起,部分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旨趣的走向是很有意思的:作为该学科创建者之一的王瑶是从古典走向现代,多用古典眼光来参悟现代文学;当代的赵园和陈平原诸先生却相继从现代走向了明清……但走得最远的恐怕还是您。您从现代迈向远古,又从远古反观现代,走得那样坚实而自信。能结合您的学术研究历程谈谈这个“走向”吗?●我一直以为,做任何学问都不应该只有一种治学的方法,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我们要学会相互尊重。治现代文学的是应该打开自己的视野,不要太局限于那么一个短暂的时段,但是,要由现代再折…     

《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的文化哲学思想解读

《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在追寻东北现代文学的发展轨迹,深刻分析东北现代文学取向的同时,又努力进行着文化哲学的拓展,诠释着东北现代文学与哲学的互进与互动。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审视,《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提示了文学与哲学汇合的本质,透视出文化哲学语培下的文学批评对东北现代文学的影响,在全新的高度上提示了东北现代文学的哲学原则,是一部对五四运动以来东北文学中内含的文化哲学进行解读的著作。     

延安文艺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联系

长期以来,人们在描述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时,惯于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称此前的文学为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称此后的为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文学。尽管近年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开始被接受,但在对具体文学运动,尤其是对世纪中叶文学思潮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仍习惯用传统提法。如将发生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延安文艺”、“解放区文学”认作现代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认作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当然,“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提法,从大的方面来说,不失为一种认识…     

建立起个体生命与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与延安文学历史联系的一种诠释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是当代文坛的重要话语现象之一。将爱情叙事在功能上与革命叙事、国家叙事、历史叙事实现重叠,促进整体叙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的主导价值取向。“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起点,其爱情叙事的历史性诉求及建构,离不开延安文学深远的历史传统。     

“学术”与“革命”的交融——李何林现代文学研究述略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创者之一,李何林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左翼文艺研究和鲁迅研究两个方面。他的《中国文艺论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仍是当今学界现代文艺思潮研究不可忽略的出发点;他的鲁迅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结合,堪称建国后鲁学“正统派”的代表。对李何林而言,革命经历影响学术选择,学术方法、理路体现革命信仰和斗争思维．我们要从“革命”与“学术”的交融来理解其现代文学研究。     

归位、整合与再生——国家文学逻辑中的现代文学史写作

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社会,在多重历史性的磨砺、催生中发生的,始终包含在国家文学大逻辑中。现代文学只有纳入国家文学整体中,其文学特性、历史特性、文学史价值才会得到显现和合理评价。现代文学纳入文学通史,会带来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双向互动和话语激活,在全球化语境中有望整理出新的中国文学话语资源,对中国文学现代化和文学学术现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与交流,应该遵循当代性和现实优选原则,充分尊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梁启超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意义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两岸华文文学视野中的“民国文学”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利于为两岸现代文学与华文文学研究寻找到新的连接点,作为文学遗产的“民国”应该跳出政治定义的窠臼,发掘其更为深远的精神价值,共同关注1912至1949的民国文学则是理性梳理现代文学传统的需要,也是发掘“台湾文学”民族文化基因的当然,民国文学为两岸华人记录了共同的历史命运,是我们相互观照、彼此对话的精神基础。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义和效应

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首倡人,章培恒重点指认了“孤立”研究的弊端,即难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现代文学的历史过程;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如果不能互为“坐标”,将极大地影响对双方所作出的价值判断。胡明认为,通过古今演变与历史贯通的研究方法,可使研究对象吐露其隐蔽的、内在的和深层的信息,提供其生命史各个发展阶段生理、心理衍化成熟的关键秘密。黄曼君从古今文学“对话”的角度考察了精神启蒙、个性解放文学观范式的建构与重构,深入思考了如何对待古代文学资源的传统观这一重要问题。关爱和深入分析了梁启超所倡导、力行的文学界革命在20世纪初年文学演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并由此说明了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中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梅新林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科生成与内在逻辑出发,对作为这一学科范式学理基础与逻辑构架的“古代—现代”、“西方—本土”、“文学—文化”三重维度结构做了科学论证。廖可斌认为,倡导“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潜在意义在于解构一些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打破现行文学学科分类和管理体制,拓展、丰富文学研究的领域和内容,进一步解放学术生产力。     

论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学术品格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性作品。其“奠基性”不仅表现在它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模式,更表现在它的学术精神上,它的问题意识、科学性、规范性等都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定下了很好的基调。     

学术名家

著名文学史家。山西平遥人。早年就读于山西太原进山中学、天津南开中学等。1934年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迁至昆明,毕业后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中国文学部,在朱自清先生指导下研究汉魏六朝文学。1946年随校迁回北平,任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王瑶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研究。他坚持以事实立论,从丰富复     

"重写文学史"的文学史学审视

“重写文学史”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系统最为强势的话语行为。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是最具代表性的史著。它们从诸多方面体现了当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它们为 2 1世纪新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出现奠定了实践基础。     

重构现代中国文学通史关键在于探索其联系性与互通性

重构现代中国文学通史是进入21世纪治史者的新探索和新实验,由于现代中国文学是个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学科,它所涵括的文学对象千姿百态,欲将其纳入新结构书写成逻辑严谨的通史文本,关键在于探察不同文学形态或系统的联系性和互通性.现代中国的形态各异或系统多元的文学之间的联系性与互通性,应该从“人的文学”与“创作总根于爱”两大视角切入而进行深度探寻与察找.     

古典情怀下的现代观照——评王兆胜的《文学的命脉》

已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多侧重于以地域意义上的“西方”作为参照系,无论是以晚清为起点的论史框架,还是以整个20世纪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生成和发展的叙述段落,其实都隐含了文学“近代化”或者“现代性”的价值诉求,这就昭示了中国当代学者潜隐的“二元”化取向,即在新与旧、古典与现代之间作出义正辞严的了断,内含的价值取向即是达尔文“进化论”式的舍旧取新,唯新是务。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身份何在?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国性”寄寓在汉语言文字的表述工具层面之上是否是对文学中国性的偏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     

反思与重启:延安文学及其研究的当代性(专题讨论)

王富仁认为,在新世纪重新重视延安文学研究,不是又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终极形态,而是充分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并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上对其进行新的感受和思考。朱鸿召认为,与现有知识谱系中的“延安文学传统”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实践形态的“延安文学传统”,时间上包括整个延安时期,尤其是1942年整风运动之前的文艺运动和文学创作。袁盛勇认为,在1949—1976年间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其直接理论来源和文学资源的乃是后期延安文学,而非作为总体的延安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探究延安文学的本真,应该直面它的复杂性,并把它作为得以重新展开的一个重要起点来对待。     

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反思

中国近现代文学主要是从文学转型、现代民族文学建构的现实问题出发看取日本文学的,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倾向;接受者反传统的立场,背离了日本文学近现代化经验,使对日本文学的接受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民族文学根基;社会革命化的接受视角,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那种急躁的“革命”情绪;接受中自我意识不足,最终使中国近现代文学走上了一条与日本近现代文学相似的发展路径,甚至重复了日本文学的某些错误。     

跨越1949：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一体性和丰富差异性

1949年前后中国文学的转型有其历史一体性和丰富差异性,文学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和人性全面解放的追求的历史总体趋势与文学在不同(特定)阶段自我扬弃,逐步走向人的文学的终极完善的努力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根本性贯通,同时,把此期间中国大陆由解放区文学扩展为共和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国统区文学萎缩至台湾以及香港接纳现代文学各种传统结合在一起考察,文学传统在离散中的延续,文学与政治、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雅与俗关系等课题的展开,都能推动我们对跨越1949的文学转型的内容及其实质的深入思考。     

试论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文坛在五四运动时期处于全方位开放状态，日本唯美主义对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一些影响。尽管我国并未由此而出现唯美主义文学流派，但是在文学创作的风格上所受的影响却是十分典型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并非是原封不动地接受的，而是结合我国国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了变革。本文对日本唯美主义文学进行了概述，探讨了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影响下的中国文学发展之路，分析了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中国兴起的原因，并阐述了日本唯美主义文学中国化的主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