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目的要素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答李佛生同志

李佛生同志不同意人的主观目的是实践的基本要素之一,认为把主观目的纳入实践的要素,就是“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既不能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划清界限,又不能同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划清界限,最后必然“会导致对真理的实践标准的否定”,等等(《南充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他的这些看法,我是不能同意的。不过,他的文章倒启发了我们进一步考虑问题。下面我谈点肤浅的认识,希望批评指正。     

“元朝皇室”是“孛儿只斤家族”的同义词吗?——与特木勒、希都日古商榷

我在 1 996年撰文提出了蒙古史上的“黄金家族”仅指忽必烈子嗣的看法① 。在国内 ,曹永年先生则持“黄金家族”与“孛儿只斤家族”等同的观点。他的两位当时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在其指导和反复修改下 ,撰写《讨论“黄金家族”一词必须以史料为基础———与阿尔丁夫教授商榷》一文 (下简称《商榷》)。为此 ,我写了两篇文章 :一篇题为《“黄金家族”一词指称对象范围》② ,一篇题为《关于“黄金家族”一词的产生时间》③ ,答复了他们的商榷 ,进一步论证了我的观点。在此 ,我将继续论证自己关于“黄金家族”一词仅指忽必烈子嗣的观点。…     

悖论不矛盾吗?——与谢洪欣同志商榷

一、悖论不矛盾吗?谢洪欣同志在《哲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上发表的《悖论的不可避免性和不矛盾性》一文中提出悖论不矛盾的观点,这对深入讨论悖论问题是有益的.但是,这种观点是否能够成立,我认为还是可以讨论的.谢洪欣同志认为悖论的定义应该是:“命题P是悖论,当且仅当P(?)(?)P(即P与其否定(?)P同值).”(《哲学研究》1982年第4期38页)他由证明“‘悖论是矛盾’是一个悖论”来证明“悻论不是矛盾”.请看他的论证一.“论证一:设P是悖论,即P(?)(?)P.(1)如果‘P(?)(?)P＇是矛盾,则由于P与(?)P同值,可用P代替(?)P,即得     

再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兼与谭维克、陈平等同志商榷

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在伦理学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逐渐地引起国内伦理学界的重视,对此问题的研究亦愈来愈深入。然而,究竟什么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却意见纷纭。谭维克、陈平同志在《试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一文中,就“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并对我在《论伦理学的基本问題》一文中所提出的“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道德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为此,有必要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并与谭、陈等同志的“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以下简称《试论》)的观点,进行商榷。如有不妥,欢迎批评指正。     

实践目的是实践中的一个次级要素

实践目的是不是实践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我想就这个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实践是包含目的因素的,但并非一切主观目的都是实践的要素,只有纳入实践过程的主观目的才是实践中的一个要素。有的同志说,人们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因而主观目的就是实践的一个要     

“科炭”补证

吴善中同志《追叙“科炭”功释疑》一文(见《扬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2期),对邢凤麟同志《追叙“科炭”功质疑》的若干论点提出异议,论证拜上帝会“科炭”救人和太平天国叙“科炭”功都是历史事实。我同意吴善中同志的观点。这里再就《释疑》文中没有提及的一些史料,对“科炭”     

国学、政治和二十一世纪的“匾”

国学、政治和二十一世纪的“匾”季羡林祝贺《国学研究》第二卷出版。想谈几点意见：第一，前不久接到吴江同志的信，附有他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关于国学问题的文章。接着我就接到了上海《文汇报》直接给我的信，要求我参加国学问题的讨论。我都还没有答复。如果答复...     

“归去来兮”句释意之再商榷

彭泽陶同志在《就〈归去来兮辞〉两个“归去来兮”的解释答复叶晨晖同志》(见《广西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第三十七页)一文中认为我是受了《古文观止》注的影响,“擅自把‘归去’改为‘归隐’。”我希望彭泽陶同志再看一下我那篇小文,我是将“归”解释为“归隐”的意思,并无妄改古人之著作。“归”能否解为“归     

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答孙启明同志

<正> 孙启明同志在《试论狭义悖论的产生和消除》(见《安徽大学学报》89年第2期,以下简称《试论》)一文中,批评了我关于“悖论不是由于违反逻辑规则而使然,但是以逻辑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观点,并从狭义悖论存在的条件和关于说谎者悖论及所谓“理发师悖论”之推论的分析方面,对与之相反的观点进行了论证。非常欢迎这种学术性探讨。我对孙启明同志的些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在此作一答复,并期望学术界有更多的人关心和参与悖论研究。     

辩证法十六要素的再思考——答黄楠森同志的“商榷”

黄楠森同志在《要区别辩证法和辩证法的核心》一文中,对我的拙文《辩证法体系的雏形——对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十六要素初探》提出了商榷意见。最近,我对辩证法十六要素进行了一些再思考,现将这些想法提出来,以就教于黄楠森同志和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同志们。 黄楠森同志认为,我们之间的分歧不在于是承认前七条还是十六条是辩证法体系的一个雏形,而在于以何为纲来分析十六条的关系,理解十六条的结构。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以前七条为纲而把后九条一一纳入其中,整个十六条当然也形成了一个体系雏形。但问题是:列宁     

《新释》符合恩格斯的原意吗?

张儒平同志通过学习和研究恩格斯原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法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之后,在《哲学基本问题新释》(以下简称《新释》)一文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颇有独到之处。但是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的论据是不充分的,论证也不能自圆其说,跟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是不相符的。《新释》之错就错在把恩格斯的完整论述割裂开来,得出:哲学基本问题,哲学最高问题以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三个互不相干的“独立的”哲学问题的结论。论据之     

狭义悖论的病根在于违反同一律——再与张建军同志商椎

<正> 张建军同志在《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以下简称为《悖论》)一文中,对我在《试论狭义悖论的产生和消除》(以下简称为《试论》)中所表述的“有些悖论是由于违反逻辑规律所产生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在学术问题上不同的见解的争论,是促进思想认识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式。本着这种认识,现就《悖论》的一些观点再谈一点商榷意见,请张建军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给予批评指正。     

“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说再探——答袁贵仁、谢楚伟同志

拙文《“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说质疑》发表后,袁贵仁,谢楚伟两同志分别撰文提出了异议,现就这一问题再陈管见,作为对袁,谢二文的答复。 一 袁贵仁同志在《怎样理解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以下简称《袁文》)一文中肯定“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是存在的,因而说它“构成绝对真理”的表述也是科学的,并提出了三个论据予以证明。而我却认为所列三个论据都是难以成立的。     

再谈价值规律的第二个作用

在《经济问题》1985年第12期上,刊登了国世平同志的《计划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第二个作用实现的主要形式》(下称《主要形式》)一文。在该文中,国世平同志就我在《也谈价值规律的第二个作用——与国世平同志商榷》一文的商榷意见进行了回答。我觉得,国世平同志的回答仍然难以令人信服,《主要形式》一文的基本观点仍然不妥。现对此再谈我的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国世平及其他同志。     

关于主观因素的决定作用

关于主观因素的决定作用李志宏毛泽东关于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观点，首先是在《矛盾论》里提出来的．毛泽东把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矛盾的双方，认为它们的地位是相互转化的．他对这一观点从理论上加以说明、论证，是在《论持久战》里完成的．他在讲到主观...     

劳动力价值变动趋势的再探讨——与蒋学模同志商榷

为了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变化,不能不涉及雇佣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变动趋势问题。蒋学模同志在《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几点看法》一文认为,近百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呈上升趋势。我在《复旦学报》1983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劳动力价值变动趋势的几个问题》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针对我的看法,蒋学模同志又在《复旦学报》1983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劳动力值价变动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以下引用此文,不另注明),继前一篇文章之后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对我是有启发的。但是,对于他在后一篇文章中所作的理论分析,我仍然持有不同的意见。     

也谈如何认识儒法两家的思想——再向罗世烈同志请教

前段时期,我在《四川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四期中看过罗世烈同志的论文《封建专制主义不是孔孟之道》。该文认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渊源不是来自孔孟之道,而是来自由韩非集其大成的法家学说。这个观点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并承认罗文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但是罗文对儒法两家政治思想的评价,有讲得过于绝对的地方,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儒家尽讲民主,唯有法家才讲专制;在中国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及其上层统治的帝王,实行的是民主体制,到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进入封建社会后,才出现专制政体。这种描述,我认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此我写出《实事求是评价先秦儒法两家思想》一文,提出质疑意见。后来,我又看到罗世烈同志对拙文的答复:《如何认识儒法两家的思想》,认为我对他的文章产生了误解,又重申了他的观点,并对拙文进行了驳难。为了弄清楚中国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政治体制上的变化,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先秦儒法两家的政治思想,这些问题我认为还可以继续深入讨论。因此我不揣浅陋,续草此文,再一次向世烈同志请教。     

对封建社会中有关农民革命几个理论问题的再商榷——答黄彦同志

一九七七年底,我在中山大学科学讨论会上,曾提出《试论李自成思想》一文,对姚雪垠同志的观点进行商榷。会上黄彦同志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为了进一步开展讨论,广东《学术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发表了我的文章,并同时登载了黄彦同志《对<试论李自成思想>一文的商榷》,对我提出批评。黄彦同志的异议对我有很大启发,但其中有些观点我仍然不敢苟同。本文再谈谈我的看法,以供继续讨论。     

对先天概念的新探究--论杜夫海纳的《先天的概念》

在《先天的概念》一书中,杜夫海纳吸收了《审美经验现象学》中关于先天和本体论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对先天做了更加详细和详实的论证,本体论的过渡也更加自然。他把先天划分为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并进一步划分了先天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他从先天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相连而蕴含的人与世界的平等性和亲密性找到了本体论的方向。这本书存在概念不清晰、试图回到一种蹩脚的经验主义以及传统的实体本体论问题。     

论林肯的政治家风范——对林肯的再评价

在过去二十余年中,我曾对林肯作了多次的评价,但是这些评价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最初,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在一篇文章里我对林肯否定得过多,过分强调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嗣后在《林肯解放奴隶的真相》(《史学月刊》1965年8期)一文中,我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的认识提高了,我开始审查我过去在林肯评价中所持的旧观点,发现我过去对林肯的评价失于不公正。因此,我在1977年又写了一篇文章(《论林肯》,《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一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了林肯的进步性,把他评价为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但是在同一文中我仍指出了他的某些错误和瑕疵,特别批评了他对南方叛乱者的“无原则的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