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下限问题说开去

长期以来 ,我国史学界一直把 184 0年至 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与 1919年至 194 9年的“中国现代史”分为两个学科。这种划分 ,只是为了某种政治效果 ,在学术上没有多少道理 ,专家们很早就提议把这堵墙拆了 ,并已达成共识。 1997年 ,在《近代史研究》杂志出满 10 0期的时候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作者、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胡绳先生重提“拆墙”的建议 ,他说 :“把 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 ,视为一个整体 ,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 ,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 ,有头有尾…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自从“文化大革命”收场以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一直在进行中.不但报刊上经常有有关论文,一些当代文学史、文学思潮史著作均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专章加以陈述,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长篇纪实报告”,“报告”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学现象,受到广泛注意.据我所知,有的学者正在搜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资料和文学资料,准备做深入研究,撰写有分量的专著.这些情况表明,国内学术界还是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放到一定地置上来加以对待的.不过,这不能说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够了.不,恰恰相反,是很不够!在新时期,当代文学研究有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缺点,那就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和精力基本上投放在新时期文学或“后新时期文学”上面,相比之下,“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的研究则相当薄弱,或者说是不成比例.我所工作的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室曾经多次讨论“分工”问题,想要明确谁来搞“现状”,谁来搞“史”,讨论来讨论去,始终弄不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谁愿坐在冷板凳上去进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这种“史”研究.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说     

李嘉图是否误解了斯密?——简析李嘉图对斯密“购得劳动说”的批判

近年来,在经济学说史的论坛上,有一种很有影响的意见:否认斯密价值论中有“购得劳动说”,即商品价值由其新能购得的劳动量来规定的学说。执这一意见的论者认为:对“购得劳动说”的揭示和批判,实在是一种误解。并且认为这种误解首先产生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本文试图澄清这个问题。     

谈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问题——答青年同志的提问

<正> 解放以前的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没有“中国现代史”这门课;就是“近代史”,开设的也不多。解放以后,也还是从1956年起才逐步添设这门课。在此以前是讲“中国革命史”或“党史”。中国的“现代”,应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近年史学界的意见大都主张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开始,在此以前划入“近代史”的范围。但习惯上是从1919年“五四”算起。从1949年起是更合理的主张,但习惯下的情况,暂时也不易变过来。如果是仍照1919年“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史”,它的内容要比“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更宽广。它应包括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各个方面,     

关于开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的几点看法

一门新兴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的是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因为这个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所以,又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是一门新兴起的学科。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形成于上个世纪中期。本世纪初,已有人从史的角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经济学著作。三十年代,苏联著名学者卢森贝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形成过程,不过,他还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把它作为上迄古希腊     

社会分工与商品经济关系新解

通常认为,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的前提之一(见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册第355页),换言之,没有社会分工就没有商品交换;“不是交换引起分工,而是分工引起交换”(《经济学说史》鲁友章、李宗正主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页)。许多人这样说,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也这样写。但这是否正确?我认为很有探讨的必要。首先,社会分工可以划分为两类,但他们并不都与商品交换发生关系。马克思指出,物质生产的社会分工是指社会内部“与各种使用价值的总和相对应的有同样多的,按照属、种、科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资本     

《价值学说史》评介

由西北大学经济系何炼成教授主编、魏杰同志助编的《价值学说史》一书,最近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包括附录共十八章,近四十万字。这是一本比较系统地论述中外价值学说发展史的专著,可供高等院校经济专业的师生作为学习经济学说史的参考教材;对于经济理论工作者及经济学爱好者了解和研究价值学说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书有如下几方面特点:     

试论经济学说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方法

近年来,我国的外国经济学说研究,开始较能如实地介绍西方历史上和现在的经济思潮、经济学说和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社会功能等等。要将这方面的研究深入下去,目前经济思想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都需要一个较大的“转轨”。 要实现这种“转轨”,就必须从根本上弄清楚     

关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视野与心态——步平研究员访谈录

中日关系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中日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往往还有很明显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一方面,中日关系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国际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突破,也会对中日关系的很多方面产生影响。步平研究员多年来从事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中日两国都有较大影响,特别是他多年来积极从事中日两国民众之间在历史认知方面的沟通工作,取得不少进展,他还是“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问题”中方首席委员,参与了共同研究的全过程。步平先生认为,应当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理性的态度来研究中日关系史,这一观点已获得越来越多的赞同。     

新闻短波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的研究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于1989年12月23日召开的年会强调,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的研究成为学会1990年研究的重点。 (郑雨)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当代学林

在我进入学术殿堂前,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和十年文革时期的学荒,当过农民(知青)和工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我最大的学术背景。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一直被这种背景所笼罩,自己在学术上的长处和短     

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课程作业 小引

二十年来,我在北大中文系讲授多门学术史方面的课程,其中对学生最有帮助的,很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这门课之所以比较受欢迎,因修课的大都是这个专业的研究生,有切身感受,且学了就能用。可我更愿意学生们放长视线,超越技术层面的考量,更多从学术精神及研究方法着眼。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必须坚持其实质——兼评郑炎潮同志的几个观点

现在有些同志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局限性,《资本论》的某些原理已过时,需要发展,有些表述过于偏激而令人难以接受或容忍,但要把马克思经济学说推向前进的这种精神是可取的。任何事物都要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当然也要发展,这点我们以为是不应该有争议的。要争议的恐怕是以下两点:一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局限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     

民俗学的名与实

民俗学近若干年来,在我国又十分活跃起来,这是十分可喜的。其原因大概不外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好转,许多人文学科的学问重新被人们所重视;二是说到民俗,人们对一些民间风俗感兴趣,更自然地把民间风俗和民俗学等同起来,二者界限混淆了。在此先把二者区分开来:“民俗学”是外国学问,它的原字是(Folklore),是一八四六年英国人托马氏(N.G.Thomo)所创造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学术名称又与德文(Volkskude)接近。它包括的研究范围,大体是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流传习俗等等。其范围的广狭,在欧洲各国解释也不尽相同,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七十年前,刚     

批判华岗关于中国现代革命若干问题上的谬论

前言冒牌“学者”华岗不僅是个剽窃、篡改的能手,而且是一个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当人们还不可能广泛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还来不及著有很多科学的历史著作时,华岗便在革命队伍中,利用种种有利条件,抄凑成几本近代史、现代史方面的“著作”,乘机窃取了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称号。但这种剽窃成文,据为己有的丑恶行为,并没有引起华岗内心的惭愧。在全国解放后,著名华岗的有关近代、现代的历史“著作”更不断地出版了: 1949年11月,出版了11万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     

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

卫生史与环境史不仅在研究旨趣上相当一致,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交集,卫生史关注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同样也是环境史的研究课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卫生史可以囊括在环境史之中,而是说就环境史研究来说,从卫生史的角度切入来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这除了内容和旨趣上接近等缘由外,还因为从卫生史的视角出发,对促进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并更进一步融入国际主流学术颇有助益,而且从卫生史的角度可以为我们构建和谐而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供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史记·殷本纪》中一条史料的辨正

《史记·殷本纪》说:“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尚书·无逸》也说他“知稼穑之艰难”,“闻小人之劳”,“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因此他“享国五十有九年”。总之,旧史对武丁皆是赞美颂扬之词,这是由其书作者的阶级立场决定的。而昔时为其注疏正义者,也多从字义、音训、史事考证等方面着手,未能用考古发掘所得丰富资料及甲骨卜辞中有关记述加以辨正。本文拟以殷墟科学发掘所得之资料及卜辞中有关内容,对“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予以辨正。看看武丁到底修什么“政”,行什么“德”,“修政行德”的内容是什么?是否“天下成     

现象学精神与美的本质—人文科学的思维之光

世纪之初 ,中国学术正在孕育着新的突破。这种说法不是没有理由的 :80年代以降 ,在经历了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双重洗礼之后 ,中国学术逐渐成熟起来。其中 ,一个显著的标志 ,就是人文科学各主要学科都在寻求自己的“问题域” ,言说自己的“话语” ,构建自己的“前沿话语群”。这是值得称道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 :人们纷纷逃离或摈弃形而上的哲学思辨或本体论研究———因为谁都清楚 ,这种探索的艰难乃至无望 ,对于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意味着什么。更为令人沮丧的是 ,你竭力说了许多东西 ,别人却说你说了许多不应该由你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