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器时代是人类社会史的第一章——答陈哲英同志

陈哲英同志认为,拙作所提到的人类原始群时期的木器时代是人类最初时代的观点为“完全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见本刊今年第一期)这里,仅就陈文所涉及的方面再简述一下。 首先,陈文所列举的木器时代的三个条件中的第一个条件我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在人类的任何一个工具时代,都不可能是以一个“唯一的生     

人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兼与孙纪成同志商榷

研究人权问题,同研究其他问题一样,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但又必须有统一的概念,以保持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一致性。在我国学术界,目前关于人权问题的纷争,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导因于人权概念的不一致。人们本着不同的研究目的,从不同的角度,赋予人权概念以不同的含     

历史的创造与历史的动力——与黎澍同志商榷

最近,黎澎同志先后发表三篇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提出了两大观点: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没有这类提法,只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照黎澍同志的解释,这就是“各自创造各自的历史”。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恶,是个人的卑劣的贪欲。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但由于水平有限,不敢自是,因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向黎澍同志求教,向理论界和史学界求教。     

关于完颜亮的历史评价——与姜惠发同志商榷

金代的第四个皇帝完颜亮,被推翻他的金世宗完颜雍谥日:“炀”,后又废为“庶人”,对他大张挞伐,“暴扬其恶”,①元代修的《金史·海陵纪》等史书历数其罪,称其“三纲绝矣”。于是 “暴虐无道”几成历史定论。②笔者曾在论其文学——诗词创作成就一文中,对其功过有所涉及,认为他并非一无是处,在金代九帝中还是一位建树较为突出的皇帝,值得重新讨论,重新认识。姜惠发同志在《东疆学刊》1986年第2期发表《完颜亮简论》一文,以近百分之五十的篇幅详述完颜亮发动“伐宋”战争的过程和罪行,对完颜亮的其他方面不作具体介绍和分析,笼统、武断地指斥,全面否定了这一历史人物。姜惠发同志坚持的所谓“公论”及其对与完颜亮有关的一些问题的观点、态度,实在不敢苟同,故作如下讨论。     

也谈社会心理——与王桂娥同志商榷

最近读了王桂娥同志《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心理范畴》一文(《江汉论坛》1992年第2期,以下简称王文),颇受启发。也激起了我对这一基础理论进一步学习和思考的兴趣。现就王文论及的一些主要问题,谈点不同的认识,和王桂娥同志商榷,并求教于哲学界同仁。一、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社会心理作专门的论述吗? 王文提出:“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对社会心理作过专门的论述,甚至没有直接使用过‘社会心理’一词。……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提出社会心理范畴,……引进历史唯物主义”。这样说来,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压根儿没有论述“社会心理”,我认为,这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进一步探讨。     

相对真理也是客观真理——与陈中立同志商榷

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一样都是客观真理。但是,陈中立同志在《社会科学辑刊》第四期发表的《论相对真理包含错误因素》一文中,却把真理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即所谓的“完全正确”,“不包含错误”的绝对真理和“不完全正确”,“包含错误”的相对真理,又用这种理论直接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包含着错误因素”。我认为,这个结论,一方面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完全割裂;另一方面又把相对真理和错误因素混同起来。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平均主义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兼与董楚平同志商榷

平均主义,是激烈的农民运动固有的思想形式,中外历史概莫能外。对欧洲农民运动中的平均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均有大量论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农民运动中的平均主义的作用,要作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对它的评价“捧”之上天或者“打”入地狱都是片面的。董楚平同志在《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发表的《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一文,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文章认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任务就是推翻腐朽的旧王朝,建立开明的新王朝”,当农民革命进入高潮以后,平均主义“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人民群众宁受比较正常、相     

错误的理性认识是没有的——与余学江同志商榷

究竟有沒有錯誤的理性认識?余学江同志是持肯定意见的。他在《学术月刊》1965年第8期上所发表的《有沒有錯誤的飞跃、錯誤的理性认識和錯誤的理論?》那篇文章中的立論根据是:如果存在錯誤的飞跃,存在錯誤的理論,就应当肯定存在着錯誤的理性认識。对此我还有些疑問。我感到,錯誤的飞跃既謂之“錯誤”,意即这种飞跃离开了从感性认識上升到理性认識的途径,因此沒有达到理性认識这个目的地;錯誤的理論既謂之“錯誤”,意即这种理論没有完成从感性认識上升到理性认識所要解决的任务,因此是不符合于理性认識所应具有的客观标准的。在这里,我想提出三个問題談談个人浅见,并請余学江同志和讀者批評指正。     

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吗——与刘明夫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1979年第四期刘明夫同志所写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下简称《经济形式》)一文,比较集中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一观点,认为“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规律来管理好整个国家的生产与流通”。这篇文章也代表了当前不少同志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地位及作用所作基本估计的观点。我以为,这一观点还需要认真加以探讨,愿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一些看法。《经济形式》是从社会主义企业间的经济联系,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问题的。这里的“经济形式”,本来应是指的“经济联系形式”或“交换形式”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着     

到底什么是真理——与吴家麟同志商榷

吴家麟同志在一九七八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概念要明确》一文,说“是想呼吁一下进行学术讨论必须遵守形式逻辑的一个起码要求:‘概念要明确’”。“概念要明确”,这是十分必要的。列宁就说过:“要进行论争,就要明确地阐明各个概念”(《列宁全集》第23卷第344页)。但     

斯大林的定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洪远朋同志商榷

最近一个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对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提出疑义,《学术月刊》1979年第12期刊登了洪远朋同志的《应该恢复马克思的定义》一文,认定斯大林的这个定义所包括的内容“少了许多”“不应该少”的东西,“又片面强调了一些东西”,因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应当正本清源,恢复马     

社员家庭副业仍是个体经济——与马成同志商榷

最近,学术界对于农村人民公社社員家庭副业的性質与作用問题,正在进行热烈的討論。《江汉学报》第一期发表了馬成同志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員家庭副业的性質与作用》一文。我們認为,該文在論述社员家庭副业的作用方面,比較全面充分;但关于性質方面的論述,却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馬成同志認为:     

不能否定人类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与赖金良同志商榷

我们读了赖金良同志的《是不可知论,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文,感到该文用人类认识具有相对性原理批判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立意是好的,部分论述也确有道理。但是,它对人类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予以全面否定,断言这决不是不可知论,而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贯思想,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应当承认,对于世界可知性原理确实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理解,把科学认识视为可以轻易获得和能够最终结束的,这给人类科学认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危害。为了克服这种倾向,是得认真地究其根源。而赖文缺乏具体分析,笼统地把原因归咎于承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认为只有彻底地否认这种可能性才能克服绝对主义,这就未免有些简单化。为了说明问题,我们结合哲学史上的一些事实,探讨不可知论的认识论根源,并就如何克服认识论中的绝对主义谈一些看法。     

知性是理性认识的一个环节——与顿占民同志商榷

《哲学研究》1984年第2期刊载顿占民同志《关于认识阶段的划分与感性、知性、理性问题》一文,提出了将知性思维划归感性认识阶段的观点。我感到这与人类认识史和人们的认识过程不甚符合。因此,谈几点看法。     

劳动力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与郑玉林同志商榷

劳动力所有制是否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看法还很不一致。郑玉林同志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劳动力所有制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所有制只存在于流通领域;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所有制只存在于分配领域。因此,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包括劳动力所有制。否则就与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相矛盾。①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大凌河水系历史地理考辨——蒹与张博泉同志商榷

辽西大凌河流域的历史地理,是东北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題之一,历来史家众议纷纭。《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第二期载张博泉同志撰《略论与白狼水有关的几个问题》一文,对“白狼水”的有关问题博征史籍、详加考证,确有精审之处。但文中对古今大凌河水系诸水道及有关历史地理的考察,尚有失实和疑误。     

马克思主义真理是有阶级性的——与柳文超同志商榷

柳文超同志在《客观真理没有阶级性》一文(载《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2期)中,具体阐述了社会科学真理(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为了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真理究竟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现对柳文的几个论点谈点不同意见。柳文说:“所谓具有阶级性,是指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以阶级意志为转移,被一定的阶级利益、愿望、要求所决定的东西。”这是在告诉我们,谁要说真理有阶级性,好象谁就是把真理说成以阶级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说真理有阶级性,真理就不是客观真理了。     

自然美是怎样产生的?——与陈望衡同志商榷

自然美在美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历来存在许多争论。陈望衡同志的《简论自然美》(载于《求索》1981年第二期)一文,对自然美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是很有益的。但是他认为自然美产生的根源,“除了人类的生产实践之外,还有别的途径。有很多自然物,虽然人的实践没有能加之于它,但人的审美感官——视觉和听觉能够达到它。它虽不是人们生产实践的对象,却可以成为精神活动的对象”,“自然就通过人的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两个途径实现了‘人化’”。这一论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物质与意识是对立的统一——与庞长富同志商榷

庞长富同志在《国内哲学动态》一九八一年第九期发表题为《物质与意识不是对立的统一》的文章中,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物质与意识只有同一,没有对立,所以不是对立统一关系。我觉得不仅这个根本观点值得研究,而且他的全部论据都是值得研究的。第一,错误的理解经典作家的原意。庞文引证了两段主要语录。一段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的语录。一段是列宁在《唯批》中批判马赫主义的语录。以此来说明经典作家“否认”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统一,主张物质与意识“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两个东西,它们之间不存在对立的关系。”其实恰恰相反。恩格斯这里不仅批判杜林     

论隋炀帝开运河的历史作用——与林杰同志商榷

最高的抽象只能在最丰富的具体中产生,要使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必须把它与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这里我只想从隋炀帝开运河来探讨一下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及其与劳动人民历史作用的关系。林杰同志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么?》一文中不同意宁可同志这样的说法:根据历史主义,应该肯定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功绩。为此,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首先,认为这条运河是为了满足隋炀帝奢侈享乐的欲望和适应镇压农民革命“叛